金启孮先生的蒙古学研究——纪念金启孮先生逝世十周年

金启孮先生一生致力女真、满洲学、蒙古学研究,卓然成家.先生史学根底深湛,通晓满洲语、蒙古语、女真语及日、英、德语;又熟知满蒙风俗、掌故,故治蒙古学,于史料之搜集,掌故之解读,均有优势;研究成果举凡史学、语言学、文学无不涉及,皆有成就.先生的蒙古学研究最致力清代,尤其重视满蒙汉关系.其大部分著作涉及满蒙历史文化,如《清代蒙古史札记》、《中国摔跤史》等都是我国民族文化史的重要著作. “先生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做出了不菲的成就,他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女真学、蒙古学、满学,而是对整个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培基固本、精益求精——学习陈援庵先生史学遗产的点滴体会

本文不能通体展述援庵先生的史学遗产,而仅为个人学习先生著作过程中对其治学路数的点滴体会。首先,先生的研治史学的基础建立于目录之学。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治目录学的特点。他早岁读《书目答问》,就悟到:读书之前必知其书(文本或文),而且必知其人(作者或献);至于如何知其人(前代作者),则又必须先论其世。这样,文本就不再是可以任意截取的一堆故纸,而是有其历史生存理由的史源学有机结构的。所以,先生学术基础之深厚,不在于材料的简单积累,而在于既博且精。进而,先生由《廿二史劄记》入手研治史学,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之大体,又注意其中提出的种种历史问题,建立起一种对中国通史的总体性把握,这又是由博开始;先生还从《廿二史劄记》中看到其自身的许多错误与问题,从而把此书既作为治中国史的上马石,又把它当作为由博返约的磨刀石。先生一生学术成果繁富,研究之面甚广,几乎手到之处皆能游刃有余,从未落入某种跳不出的陷阱。可是,先生又极其谦逊。为什么?他为我们这些后学昭示了一条重要道理,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学者,永远会自知不足,因此会真正地永保谦虚。     

漆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漆侠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不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是宋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建树丰硕,而且对于史学理论与方法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见解:对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史学功能等史学本体问题提出看法;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审查,强调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提出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研究方法,考据方法是基本方法,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考据方法的建设;强调了历史研究主体的素养特别是“史德“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献身史学的治史精神。     

《文史通义》中的“家学”问题与章学诚“三书”说新探

章学诚标榜为"家学"的史学理论,是以目录学为根基的历史编纂学;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是章学诚方志理论的学术本色。章学诚的"方志立三书"说中,"方志"指方志学而言;"三书"是章学诚以目录学之法治方志这一学术视野下的三个学科门目。志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尚书》《春秋》之学的再现,本于刘向、班固的目录校雠之学,即章学诚推崇的撰著之书;掌故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周官》《仪礼》之学的再现;文征是章氏心目中上古十五《国风》之学的再现。这两者辅志而行,是纂辑之作。"三书"说阐述的是两种不同的治学途径。     

金毓黻先生与辽金史研究

金毓黻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近代史学名家,一生建树颇多,在辽金史研究上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该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先生早年在"爱乡邦、御外侮"思想指导下涉足辽金史研究,首开宋、辽、金三史兼治之先河。他擅长史料考证,在辽金史研究中博考典籍、严密求证、广搜材料,体现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求真的治学态度。金毓黻先生对辽金史料的整理、考订以及对一些相关社会历史问题的独到见解,填补了不少史学空白,更为后来研究者打下了基础。     

“旧史家”与“五朵金花”的讨论(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由民国时期转变而来且以史料考证见长的"旧史家"积极参与到以"五朵金花"为热点的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中。他们对各朵"金花"都积极进行理论思考,发表了诸多观点,彰显了他们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为他们融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提供了展示理论尝试的舞台。"旧史家"对"五朵金花"的讨论,不仅发展和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队伍,也为新中国史学的理论架构与学科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柴德赓先生《史籍举要》读后

《史籍举要》是柴德赓先生为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和有志于史学的青年而写的指导洽史门径的书,是柴先生多年讲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课的心血结晶。它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吕叔湘先生称此书“在同类书中允称上选” (吕叔湘《书柴德赓(史籍举要)》,《光明日报》1990年5月2日)。这部书第一次印刷,印数即达8万4千册,其发行量之大在同类书中是首屈一指的。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对于一个初入高等学校的学生来说,真如瞎子摸象,既难窥其全貌,更有不知从何处人手之叹。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作者为此书规定的目的是,“在于使高等     

《宋代典籍研究》评介

张其凡教授《宋代典籍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乃其20余年潜心宋代历史文献研究的学术论文结集。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典籍之盛,亦超迈于前朝各代。众多的史籍,为治宋史者提供了丰赡的史料。张教授的老师陈乐素先生,精于目录学、文献学、校勘学,故陈先生治宋史,对于宋代文献的研究、贡献尤多。《三朝北盟会编考》、《宋史艺文志考证》均为研究宋代文献的大作。张教授踵武师风,亦有意于其间,就宋代典籍诸多问题,如史源所在、史料价值、史学地位、著作特点、编纂体例进行了探究或阐发。全书分四个专题,首先是7部宋代…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创新与回归传统

正一百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崇洋之路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冲击下,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也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显得中气不足,低人一大截。在西风东渐的整体氛围之下,古老的中国历史学也不能幸免。睿智的中国学人们,在努力探索中国史学创新的同时,不免要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某些自我矮化的反思。其中最著名的学者,莫过于胡适先生和梁启超先生了。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东方出版社     

沿着书香寻下去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因看过柴德赓先生的《史籍举要》,为此写过一书评,唏嘘感叹,出自内心。书很薄,份量却不轻,拙文是这样写的：“这本书的优点就是将原来比较枯燥的史料学、史学史、目录学等专门学科融会贯通”,“讲解力求系统、明白、扼要、不钻牛角、掉书袋”。中国传统史籍几乎都有所涉及,薄薄的一小本书,能在汗牛充栋的“史海书林”之中有立锥之地,让读者经常性的回忆重读,实属不易。近期当我又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钱穆先生的系列丛书中的《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也是薄薄的一本,不饰张扬的封面装帧,平实恬淡,雅趣…     

历史的文学书写——读陈平原《“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学革命”的另一面》

作为以文学研究著称的陈平原先生,以其文学研究的视角来展现"史学革命"中的"文学书写"一面。经笔者阅读思考,暂将文章分解、重构为三部分,即"‘文界革命’的影响"、"述学文体的经营"及"文人习气与史家的文章技术"。以上三者围绕史学革命中的文学层面逐层递进、展开,我将对此进行解读。     

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新证

"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标志着陈垣先生学术思想的升华,是他在抗战时期所形成的爱国主义民族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中国史学长久形成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继承和发展。1943年的《现在中国史之作法》这则史料字数总计不过百,却立意高远,清晰而准确地记录了陈垣先生"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思想,体现了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把学术与民族精神和国家现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更高学术追求,具有超前性。     

守正创新,仁者之心——《史苑学步》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2019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撰写的《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根据刘先生个人求学治史历程分为四辑,即"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比较研究与史学"、"史学的体与用"、"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是其从哲学角度对史学理论问题思考的最新成果。2019年5月15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在京师学堂举办了《史苑学步》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清朝著名学者章学诚,不仅是杰出的史学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方志学家。他主张方志应是一方全史,编纂形式应符合史裁;方志既要成为有独断别裁的一家著述,又必须为国史提供充备的资料,一方之志,要同时立“志”、“掌故”、“文征”三书,各为一书,相辅     

略论陆懋德的史学思想

陆懋德是20世纪前半期在史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他强调治史应以"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为宗旨,以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史料观审查、检验史料的真实性,用物质和心理的解释"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他的这种史学思想,是在继承前人成果与反思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那些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具备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正处于学术生命旺盛期的"中生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势下,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理论指导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他们参加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创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     

历史学数字资源利用的误区及其应对

<正>在面对海量数据及资源的情况下,研究者在利用历史学数字资源的过程中遭遇的误区也逐渐显现出来。首先,"穷尽"史料变得更加艰难,而非更加容易。其次,研究者预先设定的思路往往成为搜索和筛选数据的藩篱而不自知。第三,数字资源更需要辨析,而且与传统史料相比更加困难。第四,数据库本身的"缺陷"使得研究者无意识地走进误区。在历史学数字资源的利用已成史学研究必然趋     

方以智与《物理小识》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考据学家。他在科学领域的代表作《物理小识》,涵盖了物理学、医学、哲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拟对方以智及著作《物理小识》做进一步探讨,以期更深刻全面了解作者的科学思想及此书在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司马光儒门史学实践的内在冲突——兼论程颐、朱熹与司马光史观之差异

司马光既有明显的史家自觉,又将史学限定在儒学门庭之内,以求道作为治史的最高目标,并且高度认同史学的鉴戒价值,以史学实践自觉承担"经之常道落实在具体历史中帝王之一心"的任务。但其儒门史学蕴含的求道、求治、求真三重价值目标,造成了史学实践中的内在冲突,即求道与求治的冲突、求道与求真的冲突。前者引起历史人物评价上与程颐(也包括朱熹)的分歧,后者引起历史编纂上与朱熹的分歧。从程颐、朱熹与司马光的分歧,不仅可以加深对儒门史学内在冲突的认识,而且可以了解宋代理学与史学的学术互动情状。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史学思想探析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是当代西藏很有影响并对西藏现代史学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在西藏传统史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根敦群培、梁启超、王国维的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认为,西藏史学的进步和发展依赖于史料的积累和增加,搜集、整理有关西藏历史的稀缺史料是西藏现代史学最重要的工作。与此同时,他积极研究史学方法,把著名历史学家王国维创立的文物与文献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运用于西藏地方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西藏地方历史的方法。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的这些史学思想,对西藏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藏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