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由于诸多原因,战后并没有调查统计出完备周详的中国抗战损失总数。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总数歧见不一。为深化中国抗战损失的研究,本文回顾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的历史,系统疏理有关抗战损失研究的成果,探析损失统计差异形成的原因,揭示损失研究中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并对抗战损失的调查和研究提出建议。     

南京沦陷后私人财产损失的典型性研究——以国民政府文官处职员损失为例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大量的人口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其中尤以南京大屠杀为甚.目前,学术界关于抗战损失的研究歧见不一,且对南京沦陷后的抗战损失研究较少.本文试图利用统计学工具,选择国民政府文官处职员私人财产损失数据作为典型性研究,进一步揭示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损失调查述略

抗战爆发后,广东省政府即着手进行抗战损失专项调查。1939年7月后．广东抗战损失调查纳入省政府的施政计划,按国民政府制颁的损失调查办法和表式按期查报,形成了敌机袭粤、第一次粤北战役、全省人口伤亡和公有财产损失等多项调查统计资料。由于战时战后环境的影响以及损失查报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致损失统计不完整、不准确。     

喜悦与纠结——由蒋介石日记观其战后对日处置的两面性

<正>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然而,因为中国国内政治分裂与国共斗争的现实,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对日处置,不似其他同盟国那样纯粹与简单,而是掺杂诸多复杂的政治考量。抗战胜利给蒋介石带来由衷的喜悦与欣慰,同时也带来新的纠结与烦恼。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取代日本,成为他在处理战后中国诸般问题时的头号对象,而本来是战争结束后首先需要直接     

南京大屠杀期间市民财产损失的调查与统计——基于国内现存档案资料的分析

抗战期间留宁西方人士、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迁往后方的南京市政机关及战后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等各方,从各自角度先后对日军在南京所造成的市民财产损失状况进行调查。因受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这些调查结果远低于实际损失。根据目前搜集的5865户市民财产损失档案资料,这些市民家庭的财产损失额不低于1.67亿元(1937年法币),户均损失为28474元,仅此损失数额即相当于战前南京全部市民家庭约678个工作日(近2年)的收入。     

早期抗战的重要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述略

国防设计委员会是一个针对日本侵略而进行国防准备的秘密机构.它延揽了大批国内精英层的人才,在军事、国际关系、文化教育、经济与财政、边疆问题、资源与工业制造、交通与通信、土地与人口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统计和研究工作.作为早期抗战准备的重要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凭借其集中的专业人才,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首次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经办了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为国防战备和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转机与社会心理变化——以1942年《大刚报》民意调查为中心的探析

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世界各地战争形势巨变,中国亦不例外。在国内外形势转变之际,社会思潮亦多浮动。是年“双十节”,《大刚报》举办民意调查,探究国人对战争形势及国内外重要政治问题的意向。与既有认知不同,调查结果显示,此时国人对抗战形势的判断已从之前的悲观失望和缺乏信心,转为近乎全体一致相信中国必胜。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国家体制问题上,相当数量的投票者做出赞同国民党主持政权、实施“一党政治”的选择。这既是将战时需要高度集权的思维用于战后政制选择的结果,也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及操纵有关。因此,此次民调在极大鼓舞国人抗战必胜信心的同时,也受到中外舆论的严厉批评。     

中国知识精英 对战后处理日本的主张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无疑是对中国侵略最广、压迫最深、造成苦难最重的国家.日本当年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经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特别是抗战胜利曙光乍现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开始深入思考如何对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及战后日本问题,其中一些主张,折射出中国知识精英阶层"血的觉醒".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量化”问题

近三十年来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注重定性的基础上,日渐重视量化,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中国两个战场抗战的战绩;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中国抗战的人口与财产损失(包括侵华日军暴行以及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延误等)。量化研究在抗日战争史中的广泛运用,使一些传统观点受到挑战,也使很多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深化,这较之既往口号式的宣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过也要注意到,由于研究者立场不同,处理史料的方法有异,此外,或多或少由于受民族集体记忆的影响,量化中也存在着一些计量方法上的不当或随意性问题。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关于抗战时期舆论动员研究的思考

<正>今年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70周年,海峡两岸的政府和民间早已开始酝酿和筹备,都将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或缅怀为抗战胜利而牺牲的先烈和在战争中死难的无辜平民,或追思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或探讨抗战何以长期以及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或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战后日本政府不深刻反思侵略历史的种种行径,或总结、反思那段痛苦的战争经历给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带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纪念活动必将激活整个中华民族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激起政府和学界对当代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性思考,激发举国上下对民族复兴的未来畅想,     

抗战时期山东平民伤亡述论

日军通过大屠杀、抓劳工等手段,造成大量中国平民伤亡、失踪等,并销毁战争档案等,导致战后中国政府无法彻底清查、取证和准确统计各地伤亡情况。当时调查的地域、时段、方法等不尽相同,也是技术性原因之一。战后国民政府调查的平民伤亡情况,以山东为例,均大大低于事实伤亡。1947年的调查数据表明,山东省人口伤亡在全国之中,伤亡严重情...     

试评1945—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

抗战胜利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性年代,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期间,美国政府推行了怎样的对华政策?这项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它留下了什么经验教训?这些就是本文试图进行探讨的问题。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正式结束。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形成。对华政策从战时向战后的转变,是由于美国的在华战略目标发生了变化。战     

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

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中国战后的工业化建设,是这场讨论的思想基础.除主要涉及作战地区各项经济重建工作的"战区产业复员"外,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成为讨论的两个中心议题.关于利用外资问题的讨论,反映出国统区知识界对于引进外国资金加快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强烈愿望;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讨论,则反映出国统区知识界在美英国际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中国新兴工业之间选择的两难.     

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

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书》广播讲话,该讲话的主旨长期以来被广泛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并被视为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更有不少人把战后中国宽大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不参加占领日本本土、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以及日本天皇制得以保留等都归于“以德报怨”政策的内涵。本文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考察,所得结论是:宽大并迅速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虽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民族品格,但它与蒋介石反共的战略以及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影响的既定政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问题,蒋介石的态度仅仅是“要日本人民自己决定”,更为重要的是,天皇制的最后命运完全是美国占领当局决定的,与蒋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中国放弃占领日本本土,这主要是蒋介石出于战后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考虑所做的决定;至于战争赔偿问题,从积极争取到最后的被迫放弃,是既受制于美国政策又无奈地屈于日本压力的结果,很难说是“以德报怨”。总之,将“以德报怨”视为指导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理念并无足够的说服力。     

战后经济转型中的价值分歧与利益之争——以国民政府《国营事业管理法》的制订为例

关于战后国民政府经济转型失败、经济危机爆发并迅速崩溃的原因,学术界通常强调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军事方面的,如战争对投资能力的削弱与市场秩序的瓦解;二是经济政策方面的,如外汇外贸政策在"严格管制"与"自由开放"间来回颠覆.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到转型中的价值分歧、利益之争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战后<国营事业管理法>的制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法的制订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即已启动,但由于在国营事业的基本价值定位、部门间利益的协调等问题上,争论不休,直至1948年底才完成立法程序.但此时国民政府已经处于政治经济加速解体的过程中,没有了实践与验证的机会,对其经济恢复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损失调查及赔偿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极为惨重的劫难。在这场战争中,我国人民历经战争蹂躏,不论前方后方,或是沦陷地区,均饱尝战乱的痛苦,而人口的伤亡和公私财产的损失,尤为惨重。 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做过对日抗战的损失调查与统计,特别是日本战败之后,各盟国曾向日本索取赔偿,国民党政府亦积极进行抗战损失的调查工作,以作为向日本索取赔偿的依据。     

日本人的战争认识

文章从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层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关于侵略战争的模糊和错误认识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一般习惯从自己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的经历中理解战争,即站在“被害”的立场上认识战争,而很少意识到战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质,即缺乏“加害”的责任。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没有向年轻一代正确地传授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从而使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很不充分。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产生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犯罪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性。文章着重分析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当前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关系,强调了正确认识历史问题的重要性     

国民政府对南京抗战期间财产损失之调查述评

抗战爆发后,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目标。其先后历经日机空袭,沦陷初期日军疯狂的烧杀掳掠,以及长达八年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南京市公私机关、团体、企业及居民在前后方遭受了惨重的财产损失。国民政府在抗战开始后对此极为重视,先后三次指定及组织相关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进行了具有一定连贯性的调查,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查报资料,为战后对日索赔奠定了基础。由于受到战时环境或社会经济剧变等因素影响,这一调查存在不少缺憾,但通过查报积累下来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雅尔塔协定与1945年中苏条约

雅尔塔协定与1945年中苏条约是中苏关系史上的头等大事。这件事关系到中国主权至大,对中国抗战、中国革命以至战后中国、远东和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至深,因而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热心研究的课题。1945年中苏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直接产物,二者同时又是当时国际局势及战争进程的直接产物,彼此难以分开,不妨联系起来评论。然而这个问题牵涉面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