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皇宫的建筑布局与美学研究

盛京皇宫这一皇家宫殿建筑群,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其蕴含着深厚的民族化。盛京皇宫整体上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以大政殿与十王亭为布局,科学地运用几何透视原理,是后金时期建筑美学的重要成就,属于盛京皇宫早期建筑,带有浓郁的满、蒙、藏化融合特点。“中路”建筑与之相适应。“西部”建筑为雍正年以后增建,突出了汉化“四合院”特点,反映了满汉化融合。整个盛京皇宫与紫禁城宫殿建筑相比,体现了满族特殊的历史及化特征。     

玉田王氏宗祠

玉田县王氏宗祠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北方四合院式建筑,是唐山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宗祠建筑,其主体建筑包括秩祜堂、东西耳房、东西厢房及二道垂花门楼和正门楼,现西耳房、西厢房及二道门已不存。其建筑形式与布局反映了清代北方宗祠建筑的特点,对于研究我国北方民居与宗祠建筑有着重要的价值。     

沈阳故宫的营建与空间布局特色分析

沈阳故宫是清迁都北京前的帝王宫殿,也是清迁都北京后皇帝到东北地区巡幸和祭祀祖陵时使用的行宫。其自1625年兴建,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最后一批增扩建工程竣工,建筑活动经历清入关前后两个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和乾隆三个朝代,前后持续158年,最终形成几个时期宫殿建筑并存的积累式面貌,占地6万多平方米,东、中、西三路并列,共有清入关前后建筑100余座、500余间的庞大建筑群,表现了明显的"分期建造,相互融合"的特点。沈阳故宫不仅体现了多元文化,还体现了多种文化的融合,如满族高处筑房的生活习俗、院落式的布局方式与中原传统的皇宫规制的融合构成了皇太极皇宫的空间形态,是北京故宫之外全国仅存的两大古代宫廷建筑群之一。     

中国古建"亭"的发展演变浅析

“亭”的起源应追溯到殷商时代苑囿中的“台”和军事上的城防“台”,当时的“台”有很大一部分都在方台上建“观榭”。这种建筑,在宫苑中的一支在战国秦汉时期达到了高潮,而军事上的一支则与司法邮驿系统相结合,保留了“亭燧”烽火台和城防台的建筑特征,成为“亭”这个机构的建筑标志。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又借用了“亭”或台楼这种建筑形式作为最初的中国式佛塔,以后才发展出楼阁式、密檐式等多种佛塔。唐代化对“亭”的描写,使我们从多方面了解唐“亭”的功能和内部设施,知道了“亭”是怎样从驿馆演变为园林的,并进而了解到作为真正的有顶无墙的小型建筑物亭子,不是出现在盛唐,而是迟至北宋时期才成型。     

祝吉辟邪补风水的王家大院影壁

山西省灵石县王家大院,是20世纪90年代新发现的清代完全封闭的城堡式的民居建筑群。经过整修已向游人开放的高家崖、红门堡、孝义祠堂三大建筑群,分别建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建筑总面积达45000平方米,有大小院落123座,房屋1118间。其建筑特点是：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依势重叠,随形生变,层楼叠院,错落有致,沿     

捷克纪闻

王子打猎场 王子打猎场距布拉格30多公里,是一座古城堡,始建于14世纪。几百年来虽然战火迭起,这座法国式的城堡,从未遭到破坏,所有建筑均保存完好。随着历史的变迁,这座诱人的建筑,几经易主,在19世纪末落入奥匈帝国末代王子费迪南之手,这位王子酷爱打猎,便将这里改为打猎场。现在这座古城堡成为猎枪和猎物的展览馆。历代各种猎枪有4000多支。费迪南王子为了显示自己的卓越成就,将各种猎物制成标本,在大厅展出,进入展厅,如置身标本室,从地面到墙壁形色各异的标本不计其数,使人看了瞠目结舌。     

咸福宫的使用

紫禁城内东西六宫在明代是妃嫔居住的地方,到了清代则后或妃嫔们都被指定居住在东西六宫的其中一个宫内。属于西六宫之一的咸福宫(图一),建于明永乐年间,原名寿安宫,嘉靖十四年改为成福宫。清康熙二十二年重修。建筑形式是:宫墙、琉璃门,院中有影壁门一座。前正殿三间,庑殿式,前有露台。前檐隔扇门,隔扇窗坎墙。后檐中间为隔扇门,左右是后檐墙。室内:     

大高玄殿建筑群变迁考略

大高玄殿始建于明代嘉靖二十一年,殿内供三清等道教诸神,是明世宗建造用于祈祷斋醮的一座皇家道观。清代沿用,仍作为皇帝拈香祈拜之所。乾隆朝,曾对大高玄殿建筑进行局部调整,但宫殿主体格局未变,一直保持至清代末年。民国以后,为了便利交通,拆除了山门外的牌楼和音乐亭,其他宫殿保存至今。这些宫殿建筑类型齐全,大木结构各具特色,反映了明代中期建筑营造的技艺水平;宫殿的平面布局以及遗存的建筑彩画、石质雕刻等具有鲜明的皇家道观特点。这处曾作为皇家宗教活动重要场所的明清宫殿建筑群,无论在宫廷建筑史还是宗教史领域都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清代西方建筑文化在广州的传播交流

中国的建筑文化有着历史悠久和体系独立的特点,再加上封建社会的礼制森严,等级分明,在建筑规制上有充分的体现,因此。广州从秦汉时期建城以后的二千年间,其建筑文化尽管有着本土的特色,但其基本面貌一直受正统文化的制约。建筑型制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无论是城市布局、会馆、学宫、官署、牌坊、民宅。都表现出中华传统建筑体系的主体特色。从明代后期到清代,西方近代文化逐渐传人中国。由于广州在封建王朝的对外贸易中长期是唯一对外通商港口的特殊地位,以及环珠江口的澳门、香港先后为葡、英等西方国家所租占。使广州有条件得风气之先,成为西方建筑文化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城市。     

论周至汉代宗庙形制的转变

据考古发现,周代宗庙整体坐北向南,院落内建筑呈“品”字形分布,其中主体建筑多为前朝后寝的“凹”字形,院落南墙正中有门塾,东、西墙或留侧门。西汉至新莽时期,宗庙整体平面为四向“回”字形,院落围墙四面各辟一门,中心建筑为四堂八个共一太室,其四面各开三门,有强烈的四时、五行色彩。从宗庙乐舞、月游衣冠礼制看,西汉诸帝庙形制基本相同,且袭自秦代。秦二世元年的宗庙改革是周至汉代宗庙形制转变的节点,礼县四角坪遗址反映了秦代祠庙类礼制建筑的结构布局。秦始皇所建极庙本为明堂,二世元年将其性质改为始皇庙,其形制又被汉庙继承,遂使秦代西汉宗庙具有一种“明堂式”风格。极庙的设计当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为蓝本,后者吸收、整合了战国时列国的月令明堂思想。     

明代京畿道的设置与运作研究

京畿道乃明代御史之差职,设置始于宣宗初年对御史刷卷制度的恢复和整顿。京畿道御史的差派初无定期,亦多有停搁,自成化九年定为三年一差后,该职的派遣逐渐稳定。京畿道专管照刷在京诸司文卷,刷卷流程大致包括点派御史、坐衙刷卷、都察院覆核与照磨官磨勘等环节。京畿道位居御史"大差之首",其选任与迁转皆异于他差。明中期以后,京畿道并未随着地方刷卷的兼差化而裁并,仍然保持着专差的特点。京畿道的设置使得明代刷卷制度及在京衙门的监督体系更为完善,但是其职能受到权贵势力、政治风气、官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失去了"察奸弊、正违错"的作用,而以文书为中心的监察方式在运作过程中往往脱离实际,非但无益于实政,反而影响了御史本职的行使。     

再论满族歌舞(续)

上面曲例均为满族传统歌曲。种类较全,流传地区较广,时间跨度大,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保持了满族传统歌曲的民族风格,特点(用满语演唱的歌曲更为突出)。 满族传统歌曲在音乐上的民族特点,大体可归纳下面几点。(例证除上引各曲外,为了更有力地论述某一特点,有的另引较为突出的曲例)。 (1) 调式与调性。 满族传统音乐调式是以中国传统的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所构成。以宫调式     

圈层式空间结构理论发展综述

本文认为圈层式空间结构理论是与"点轴"开发论并行不悖的另一重要的理论流派,认为它建立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基本法则之一的距离衰减律基础之上尤为注重分析系由"点轴"在空间不均衡发展所致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多维向心性空间层次分化特征,并被广泛地用于指导空间规划实践,业已成为一支独特的空间结构理论流派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结合人文地理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特点将该理论流派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即发韧阶段、拓展阶段和实践应用阶段,并对各阶段的发展特点和相应的理论思想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结合产业结构的"圈层理论"和空间结构的"点轴"理论对该理论流派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点轴圈"型区域综合开发思想,指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该理论流派的重要意义。     

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

建国以后,在国家的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方针的指导下,中央和地方的文物考古部门、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共同进行了长期的普查。调查、勘探、发掘、修缮等工作,发现了一大批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重要古代建筑物和建筑遗址,并从中选出由国家和省市地县分级保护的项目。其中分四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由国家保护的就有326项,由地方保护的要比这数字多若干倍。50年来发现的大量古建筑,使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古代建筑发展的进程和其中所含蕴的历史、文化、科技信息的价值。由于它们分布的地域广泛,时代基本连续,更使我们有可能在研究其具体的特点和成就的同时,开始从时代和地域两方面的联系上去更深入全面地探索古代建筑发展的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发掘的主要收获

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遗址(俗称"四方楼")是七三一部队旧址中最为核心的要害部门,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寻找出七三一部队直接的犯罪证据和毁灭犯罪事实的证据,同时亦可以搞清其建筑格局与施工工艺,为研究日伪时期建筑特点提供第一手资料。"四方楼"发掘,是首次按照考古工作规程对七三一旧址进行的科学揭露,揭开了七三一部队旧址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崭新的一页。在发掘中,对各种遗迹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字、绘图、测量、照相、录像记录,为今后室内资料整理、报告编写乃至研究、保护、复原、展示等,提供了详尽的科学依据。爆破穴点和焚烧灰坑的发现,是日本侵略者毁灭犯罪证据的直接证据,是不可多得的无可争辩的第一手例证。     

我国乡村居民居住方式的历史变迁

人类在产生之初主要是依靠天然洞穴作为防风御寒的栖息之所 ,秦以降乡村住所形制主要是土木结构的建筑物 ,民国时期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 30年乡村居住形式变化不大 ,其形式大致为草房、瓦房、石板房、平顶房等。改革开放 2 0多年来乡村居住形式发生了巨变 :房屋由草木结构向砖瓦结构再向钢筋水泥结构发展 ;居民点由集中向分散发展 ,单家独院日益增多 ;农民在市郊购房、城镇建房的数量日渐增多 ;一些富村或乡镇企业对一些弱村穷村进行兼并 ;室内家具由传统式向新式、现代组合式发展 ;一场不甚起眼但又与居住形式密切相关的“厕所革命”在广大乡村悄然兴起。当前乡村族居方式变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乡村住房、市郊农村私房买卖、村庄兼并、农村房屋建筑、乡村聚居环境等均须实行规范化     

明清书画的材料、装裱与鉴定

中国传统书画以墨、颜料、绢、纸为载体,然后通过装裱,将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造型美、色彩美、线条美、材料美、结构美、实用美、装饰美融为一体,独创了中国书画材料、装裱形式华丽而沉静、高雅而精致的艺术美,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国粹”。中国传统书画材料墨与色的应用,在唐以前一般多以矿物质为主,其色彩艳丽、金碧辉煌;唐以后逐渐利用植物颜料,至近现代颜料的种类更为复杂,其所用的化学颜料,虽品种多,色泽艳,但不及古代天然色彩保持时间长久。因其时代特征变化不明显,尤其是明清时期各种材料并用,很难以它作为书画…     

雪域高原的古老寺庙——大昭寺

大昭寺建于公元７世纪中叶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赞普（藏语藏王之意）松赞干布１３岁继位,在位期间平息了内乱,完成吐蕃的统一大业,成为雪域高原的一代英主。他迎娶了尼泊尔的尺尊公主与唐朝的文成公主,因二位公主都信奉佛教,所以松赞干布决定在逻些（今拉萨）修建佛堂,收藏佛像和佛经,此为大昭寺创建之始。初称“珠拉康”,意为经堂,又改名“觉康”,意为佛堂,后来叫“大昭寺”,意为释迦牟尼佛之寺。相传大昭寺是文成公主亲自设计的,由松赞干布与尺尊公主主持修建。一般寺庙大门都向南,因唐朝往西天取经,大昭寺的大门有意建成向西开。初建时只有一座两层楼的方形佛殿,后来经过元、明、清历代的扩建,才形成现在所见的面积达２５１００平方米的建筑群。寺内有经堂、佛殿１５座。这些建筑既具有唐代建筑风格,又具有尼泊尔建筑的特点,十分新颖独特。前往大昭寺朝佛的藏族同胞络绎不绝。他们到寺前脱下藏靴,面向寺门,双手合十,祈祷片刻,双膝跪地,俯首下拜,额头点地,再双手前伸,全身扑于地上,然后起身重新行礼。如此循环往复,虔诚地跪行至大昭寺。这些磕长头的顶礼膜拜者为了表示对佛的崇敬,有的从清晨跪拜到黄昏,有的连拜几日乃至几十日。因为跪拜者众多,天长日久,寺门前的...     

清朝兴衰与盛京昭陵的文化风貌变迁

清代盛京昭陵的建筑、管理、沿革所构成的历史文化风貌与清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昭陵初建,其工程时间之短、建筑规模之小,反映了清初国力之有限以及满族早期的节葬与火葬习俗。清入关后定鼎中原,随着国力的提升,对昭陵进行了“积累式”的补建修缮,使陵寝格局逐渐完善,陵寝景观庄严壮丽,民族特质别具一格,建立起完善的陵寝管理体系。清末在列强的蚕食鲸吞中,清政府虽然屡次表达出对盛京陵寝的关注与重视,但实际上却透露出“弱国无外交”的无奈窘态,反映出其腐朽无能的本质。清朝灭亡以后十余年间昭陵仍然依照“清皇室优待条件”予以保留,直至1927年被开辟为公园。透视清昭陵建筑群的历史变迁俨然是一部清王朝的兴衰历程。     

论近代报刊对方志批评的革新

在近代方志转型的多重因素中,报刊上刊载专论、书评、图书广告等形式的方志批评发挥着重要作用。专论多出自方志学精英之手,实现了由重印象感悟式的传统方志批评向较有系统性、较富有思辨特点的近代方志批评转变,引领了近代方志转型的方向;专栏刊发以学术批判为目的的方志书评,营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方志批评舆论空间;方志类图书广告是市场营销语境下方志批评的一种形式,使方志常识与方志理论在一般知识阶层中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