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儒学,也自然有影响各时代儒学发展的独特人物。在晚清,张之洞与儒学很有关系。虽然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成绩微不足道,但凭借其在政治上和文教事业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儒学的独特关怀,其有关的思想和活动却对儒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考察他这方面的思想和活动,对认识晚清儒学及张之洞本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一、“通经致用”与儒学自振“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思想渊源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列强入侵和与之相伴随的“异教”渗透,造成王朝…     

浙学的形成、传承与地域文化建设

浙学理论体系形成于南宋。“经世致用”作为原理性、纲领性观点,起码滥觞于《论语》,不独浙江文化中有;但把经世致用推演到极致,导出“事功之学”、“功利之学”,并形成了“农商一事”、“农商皆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这却是浙学所独有的。在中国古代,只有浙学中才有如此鲜明的、比较系统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和旗手就是永康学派的陈亮（龙川）和永嘉学派的叶适（水心）。     

浙学是独立生长的区域性文化形态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只有极个别以地域命名的、具有学术性质的区域思想文化形态,“浙学”便是其中之一。 “浙学”是以事功和功利为核心,主张农商皆本、农商俱利的经世致用之学。浙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农商皆本”、“农商俱利”、“经世致用”同儒家思想体系和治国理念的核心“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有巨大差异甚至对立性。     

“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述评

2012年5月,以＂儒学的经世致用＂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在成都圆满举行。本次会议就两岸儒学研究现状、理论成果、儒学普及的措施与经验进行了双向交流和分组研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弘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关注现实,复兴和普及儒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林雨化的“经世致用”与林则徐

“经世致用之学”是我国古时文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优良的学风和为人作风。它曾经对林则徐在求学、为人、从政和育人等许多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     

历史学家如何经世致用——郑天挺的经验与意义

发扬中国史学特别是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既要重视一般理论的探讨,更要重视史学家个体经验的发掘整理,以资示范与引导。郑天挺的经验就是很好的案例。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实践具有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等特点：他“观世”以国计与民生为重,“顺世”以历史大势为依归,“入世”以善作致用之学、善用忠恕之道、善谋民生之需、善于学以致用为特点。郑天挺的经验说明,学术成果需要走出书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个人学术成就固然重要,经世致用追求下的公共贡献同样不可或缺。     

安顺府文庙建筑装饰艺术

位于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中部的安顺府文庙 ,始建于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一统大疆 ,对西南地区采取“移风善俗 ,礼为本 ,敷训导民 ,教为之先”这一军事哲学战略方针 ,在征服广大西南“蛮夷之地”的同时 ,以儒学思想教化广大的民众。“皆设儒学 ,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 ,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 ,而无悖礼争斗之争 ,亦安边之道也。”安顺府文庙在这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以庙、学合一形式诞生 ,又经历代增培和扩建 ,成为黔中最大的儒学殿堂安顺府文庙建筑装饰艺术的形成安顺府文庙建筑装饰艺术 ,实际上是以儒学文化为核心 ,兼融了佛教文化、道…     

论清初四书学中的经世思想

经世致用之说是清初学术的主干。作为理学经典之学的四书学,发展至清初,不可避免地被置入了 经世致用的因子,经世致用是清初四书学一个鲜明的特色。     

论明焦的史学思想——兼评其《国史经籍志·史类》

焦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 ,也是一位史学家 ,他的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史学功用、史学标准、野史的价值、史馆修史的认识等各个方面。焦提倡史书“彰善瘅恶”的借鉴作用 ,认为史著应当经世致用 ,有益教化风气 ;就史书标准而言 ,他表彰直书实录 ,提出了著史当“善恶并列 ,不必以人为断”、“贵贱?列 ,不必以位为断”的进步观点 ;焦肯定了野史的价值 ,主张用野史补苴国史之缺 ,还为改良明代史馆修史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的目录学著作《国史经籍志》之“史类”反映了他对史书的理解。     

张舜徽论清代学术

张舜徽赞赏清代学者的通人之学,表彰扬州学派治学能“创”能“通”,这对打破学术研究分工太细的狭隘现象,是有现实意义的。他还总结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认为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方法,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张舜徽评判清代学术的治学趋向,分为“清初”、“乾嘉”、“道成以下”三个时期．赞扬清代学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张舜徽还对清代学术有关的史实和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精细考证,突破前人成说,提出己见,充分显示了他的朴学功底和严谨的学风。     

经通於史而经非史——蒙文通经学研究述评

盐亭蒙文通先生，以经学与古史研究知名於时。其治经学也，以经世致用为归，承乃师廖季平之说而更进一步，别开新境。要而言之，约有三端。一曰上古中国文化，有海岱、河洛、江汉三方民族之异，周秦学术因之而判分。二曰两汉经学不同於周秦儒学，一为经生之学，一为儒士之业。三曰秦汉之际新儒家最为卓越，立新法，创新制，旨在民治、平等；贵贱贫富之悬绝，欲一举而夷平之，非孔、孟“从周”之见所能范围。然揆之以孔孟“为兆民”之意，则可谓一脉相承。文通表彰秦汉间新儒家，其意殆在斯乎。“论古之事，原以衡今”；“无事非究古义，亦无事非究将来”；“先哲之术，岂苟为涂泽耳目之具哉”：是谓文通经学研究之结穴。     

德川日本心学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兼谈“儒学日本化”

18世纪德川日本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心学思想,名为“梅岩心学”或“石门心学”。本文首先对中国及日本的两种心学历史作一番概观,以了解我们将要探讨之问题的思想背景;进而将梅岩心学置於日本近世儒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指出梅岩心学的核心命题“由形之心”、“形直是心”显示了其思想的独创性,而与中国心学重在揭示良心本体的理路有很大不同;其次对心学运动中遗留下来的《讲学日志》这部民间文书进行了考察,从中了解到石门心学在民间的讲学活动及其特色,并揭示出日本心学运动中存在的某些中国因素;最后作为余论,对“儒学日本化”的问题提出若干看法．     

叔孙通与汉初儒学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之学。但是,儒学并非是从创立之初就受到统治者的信赖而一举跻身庙堂的。汉朝是儒学“佩印绶带”的分水岭。汉以前,在一连串跻身庙堂的努力归于失败后,儒学开始自我反省。汉朝初年,儒学内部分化为齐学和鲁学,以崇尚权变为特征的齐学充分发挥“通变”思想,使儒学逐步适应了汉初政治形势的需要。叔孙通为人机警,善于认清形势,能适时地采取适当的行动,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以具体的事功让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儒学的价值,从而使儒学开始正式的登堂入室。叔孙通是汉初儒学的第一人。     

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自19世纪4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沧桑巨变,直接推动了史学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即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整个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代浙东学派经史兼重观念的形成、内涵及其影响

浙东学派是宋代与洛学、湖湘学、闽学、心学等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派。浙东学派虽然开始于北宋时期,但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强调经制事功、经世致用,但也对当时的性命道德之学给予高度关注。浙东诸儒重视历史,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方法,所以他们在经学解释中注重"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之法,以佐证所提出的治国之道。为此,浙东诸儒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浙东诸儒对史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们"道器合一"理论的外在展现,其经史互证、经史兼重的观念更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自然反映。     

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儒学资源,还是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环境,都相当复杂,甚至充满矛盾。就传统儒学而言,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讲会”与儒学教育

儒学是一种入世之学,是培育人格、提升世人之精神品质之学,也是实做圣贤之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如何适当与适度地恢复儒学教育,使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真正能够起到教化社会、提升青年学子之道德人格及境晃的作用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本文以笔者组织的一次研究生教学活动中．恢复儒学讲会传统的实践为例,     

论马一浮思想的基本特色

关于马一浮（1883--1967）思想的定位及其特色,学界历来见仁见智,评说不一。主流的意见认为马一浮是“理学大师”或“理学家”,其中又分近程朱、近陆王、调和程朱陆王三种意见。自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新儒学思潮走向国际以来,论者大都承认马一浮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思想家,但在分析其派别归属时,则又有所谓新理学（程朱学）、新心学（陆王学）、新经学（直接孔孟）、文化哲学之分。     

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与“中体西用”论

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与“中体西用”论汤奇学桐城派是有清一代最重要的文学派别,但是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派别,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流派。他们主张“文以载道”,在文和道之间,他们更重视道,“文章之事,学问中之小者”。其所谓道,是孔、孟、程、朱之道,桐城派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