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墓葬阶梯墓道初探

辽代墓葬资料丰富,墓道极具特点。通过对辽代阶梯墓道的考古学分析,认为其具有形制、年代以及地域上的差异,且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深入研究辽代高等级墓葬在类型、演变、分布、源流等问题。     

内蒙古巴林右旗床金沟4号辽墓发掘简报

20世纪70~80年代,内蒙古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对床金沟辽代墓葬及周边相关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确认床金沟即为辽怀陵。1991年4~9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已被盗挖的床金沟M4、M5两座辽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4号辽墓为砖石结构双墓道多室壁画墓,由墓道、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和后室组成。墓壁绘有壁画,在石门及石室内壁彩绘龙、凤及描金太阳形状的图案,这在以往辽墓墓室壁画中较为少见。随葬器物主要有瓷器、铜器、银器、铁器、石器。根据墓葬规模、壁画内容、随葬器物综合判断,该墓很可能是太宗耶律德光的陵寝。     

北京东白塔辽墓发掘简报

2008年9月8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大兴区安定镇东白塔村发现的一座古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该墓系单室砖墓,平面呈"甲"字形,从南至北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内周壁的砖雕影作结构极富特色,墓葬内还出土了4件辽代白瓷碗。该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此地区辽代早期的葬俗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经济状况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阜新辽代梁国王萧知微及梁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探析

阜新历来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尤其是进入辽代以后,阜新地区更被认作辽代后族的主要栖息地,挖掘出多处辽代墓葬。这些墓葬年代以辽代中晚期居多,经墓志解读得知,有皇亲贵族,也有将相名臣。文章以阜新辽代墓葬中学界较为关注的梁国王萧知微及梁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为研究重心,通过对墓葬的结构布局、铭文壁画、出土遗物以及梁国王萧知微、梁国太妃等情况的分析、探究,详细介绍了梁国王萧知微及梁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的历史与发掘等相关问题。可以说,梁国王萧知微及梁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这一阜新地区辽墓挖掘中较具代表性的例证,为学界进一步印证阜新地区为辽代后族重要腹地的猜测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河北涿鹿辽代东郡夫人康氏墓发掘简报

2005年4月,涿鹿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后更名为涿鹿县文物局)在涿鹿县城西发掘了一座辽代墓葬。该墓为仿木结构砖雕单室壁画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墓葬虽经盗扰,但仿木构砖雕、建筑彩绘和壁画保存基本完好,并出土了一合墓志,为进一步研究冀西北地区辽代早期葬俗及当时的社会生活、经济状况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晚商与西周时期墓道形制初识

商周时期墓道形制与墓葬等级的联系极为密切,墓道条数相同的墓葬,墓道形制是判断其等级的首要指标,"四大型"墓道是王墓的专有形制。墓道平面形制与墓葬的族属并非紧密关联,只是在非主流形制上商系与周系似有不同的倾向:使用拐道形墓道的大墓墓主多属商系族群,使用喇叭形或弧形墓道的大墓墓主多属周系族群。周系墓道内端底的位置与墓葬时代有关,商系墓道内端底的位置与时代无关,而与墓葬规模有关。     

大同和平社辽金墓群发掘简报

辽代在山西雁门与宋为邻,大同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接触最活跃的地区,其周边出土的很多辽金墓葬,以长方形斜坡墓道土洞墓、圆形穹隆顶砖室墓为代表,在形制上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为研究大同地区的辽金墓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山西大同西环路辽金墓发掘简报

<正>2007年7月,大同市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大同市西环路基本建设,抢救发掘了辽金墓葬31座。该墓地位于大同市明代府城西南,地理坐标为北纬40°04′25.5″,东经113°15′25.2″,海拔1065米。墓地周边地势较平坦,南面和西南面分别与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墓[1]和新添堡辽代许从赟墓[2]距离较近(图一)。现将M1、M6发掘情况简报如下。一墓葬形制(一)M1单室砖券墓,由墓道、甬道及墓室组成,坐北朝南,方向180°。采用灰色素面沟纹条砖垒     

辽宁法库叶茂台北山3号辽墓发掘简报

2017年9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镇施工过程中发现的一座辽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为石筑八角形单室墓,墓道已遭破坏,石板砌筑的墓门、墓室保存完好;墓室后半部贴筑梯形石棺床,石板叠涩券顶,结构完整;室内葬人骨1具,已位移至棺床下;在墓室前部及棺床上的淤积土中出土白釉花口盏、黄釉瓷盘、绿釉执壶等。初步判断墓葬年代为辽中期之后至道宗初年。墓葬未遭盗掘,整体结构较为完整,出土器物精美,对于研究法库叶茂台辽墓群的分布范围、契丹贵族墓葬形制、辽代陶瓷器等具有重要价值。     

辽代贵族墓葬墓门兽吻装饰及意义

在已发现的辽代贵族墓葬中,墓门仿木门楼装饰的兽吻,其意义比较重要。分析研究表明,兽吻装饰的存在与否,是鉴别辽代贵族墓葬前、后两个时期或区分世家大族墓葬与普通贵族墓葬的条件,并且从其位置、形态再结合辽代社会文化,可以看出其中包含有萨满教、佛教、道教等方面的因素,体现了辽代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但贵族墓葬墓门装饰兽吻现象,却未能在辽代墓葬中完全盛行。     

试论先秦墓道的使用与墓葬的规格

很多学者都认为,在先秦的多墓道墓葬中,墓道越多的墓葬规格也越高。而考古资料显示,在周、秦时期,墓道的数量并不是墓葬等级的标志。墓道是有着诸多实用性用途的,多墓道的出现可能和古代祭祀有关。     

辽瓷的类型与分期

陶瓷是日常生活用品,它成为墓葬中较常见的随葬品由来已久.由于其形制和装饰具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因此通过对它的排比,对于确定没有纪年器物出土的墓葬年代,是有所帮助的.在辽代立国的210年中,陶瓷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辽代陶瓷(简称辽瓷)虽然受唐、宋瓷的影响,但是在工艺方面,器形和装饰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北京大兴区杨各庄墓地发掘简报

2004年10月20日～11月7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北京大兴区青云店镇杨各庄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辽代墓葬7座,出土器物37件,对研究辽代墓葬形制、葬俗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辽墓初探

辽墓是辽代考古文化的重要遗存,是研究辽代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建国以来清理挖掘了大批辽代墓葬,已发表材料的墓葬达二百余座。其中不少墓葬出土遗物丰富,并发现具明纪年的墓志,为辽代考古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本文拟以这批已发表的材料为基础,对辽墓的分期、类型、壁画、葬俗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墓道的“延伸”：魏晋南北朝墓葬制度演变的一个关键点

斜坡墓道从商代开始就被用于高等级墓葬,以数量多寡来标识等级。但在其后受重视程度愈来愈低,尤其东汉时期,墓葬的等级主要体现在墓室形制、规模、封土和地上建筑等方面。曹魏时期施行薄葬令,不树不封,简化了墓室,却保留了东汉帝陵区内收台阶的长斜坡墓道作为等级标识物。自此墓道在墓葬中被不断突出,占墓葬总长比不断增加。到西晋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以墓道规模和内收阶梯级数来代表等级的规范。随着南北分裂,南北双方各自从实际出发,对其有着不同的继承和发展,并最终被大一统的隋唐所吸收,成为唐代墓葬制度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而且,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与当时各个阶段的历史、政治、社会风气是密切联系的。     

西安市大白杨村汉墓发掘简报

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大白杨村附近发掘清理了汉代墓葬14座。这些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个别为竖井式墓道土洞墓、竖井式墓道砖室墓和斜坡式墓道土圹墓。出土的随葬品有陶器、铁器、铜器和五铢钱等。这批墓葬的年代推测多在西汉中晚期,墓主为长安城的平民。     

辽代墓志生肖图案的考古学观察

十二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辽代墓葬也多有反映.本文试以辽代墓志生肖图案为主题,从生肖的形态、时空分布及与墓主关系等几方面加以分析,力图归纳辽代墓志生肖图案的发展脉络与基本特点,并进一步展示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内蒙古乌审旗郭家梁村北魏墓葬发掘简报

1992年9月至10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文物管理所,对内蒙古乌审旗郭家梁村周围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共计发掘5座墓葬,其中4座为北魏墓葬,墓葬均为带有墓道土洞墓。小型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大型墓葬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组成。随葬品数量不多,以陶器为主,还有铜器、铁器、料珠、泥钱等。对比墓葬形制和随葬品,这批发掘的四座墓葬是北魏占领大夏国首都统万城后遗留的墓葬。     

试论西汉高等级墓葬的柱洞遗迹

目前所见西汉时期高等级墓葬中有多种类型的柱洞遗迹,可以分为入葬前临时建筑遗迹、入葬时临时建筑遗迹、墓葬设施构件遗迹、修建墓道工程遗迹、陵园中寝庙类建筑构件遗迹等几类。其中,入葬时临时建筑遗迹又可以分为覆盖整个墓葬的临时建筑和仅覆盖墓道区域的临时建筑。根据分析,覆盖墓道区域的临时建筑与横穴形制墓外墓道的石砌涵洞式建筑具有一致性。结合墓主身份看,这类墓道内建筑的使用存在规律性。由此推断,这类建筑的使用应该被视为西汉时期高等级群体丧葬实践的一种等级表现。     

黑龙江省西部的辽代墓葬

历史上的黑龙江西部地区曾为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辽朝在此建立过泰州等行政设置。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对于这一地区的辽代遗存,除了资料性的报导以外,鲜有系统论述者。本文在对这一地区的辽代墓葬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针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的身份及族属等相关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这批辽代墓葬分别属于契丹人、汉人以及有可能作为室韦等北方部族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