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的文章。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     

胡福明：一介书生的历史承业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进而引发了一场酝酿已久、波及全国、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它开创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河,其功绩永远彪炳共和国的史册……     

我所了解的“真理标准”一文发表经过

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第一版上,但约作者胡福明撰写文章则是在1977年的8月,距离“两个凡是”公开发表的1977年2月7日,仅仅六个月的时间。     

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始末

50年前的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手迹。从这一天起,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之后每年的3月5日,也就成了学习雷锋的纪念日。     

北京市委冒险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出。这条新闻稿的标题,主要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许多同志为争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做出了很大努力。从1976年10月起,到1978年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达两年的过程。上述新闻的发出,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这标志着人们奋斗的目标得到了实现,并为国内外所周知。     

一篇未曾发表的爱新觉罗·溥仪访问记

47年前的1959年12月9日,作为战争罪犯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同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共四人,被第一批特赦释放了。他们于当天离开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成为新中国的公民。对这四位极富新闻色彩的人物,中宣部决定分别派记者进行采访,写出访问记,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北京《大公报》发表。后三位新公民的采访,由新华社总社记者负责,而采访溥仪的任务则落实到大公报社。大公报社总编辑常芝青同志（原任《晋绥日报》、《光明日报》总编辑）派我前去采访溥仪。     

“四人帮”控制舆论的一个剪影——读《姚文元同莫艾的五次谈话》和《五十次电话指示》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第二天——10月7日,中央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社,从“四人帮”手里接管了这块舆论宣传阵地。此后不多天,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因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永远     

德国国家档案馆为何藏有南京大屠杀史料

1992年底,德国政府将一批原藏于国家档案馆中的关于1937年底至1938初“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史料公诸于世。其主要内容及大量血淋淋的历史照片被美、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报刊转载,在世界上引起广泛注意。中国的《瞭望》杂志、《光明日报》等报刊也作了登。这批史料的公开给日本朝野一些千方百计掩盖否定“南京大屠杀”惨案真相的右翼人士以有力一击。     

纪念“晴川”画会三十年

1978年常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在这一年里,《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人民日报》转载后,在全国范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年,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召开。这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盛会。当人们回顾30年中国画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同样也把思绪落在1978年。是年3月,湖北美术家协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在汉召开。师群当选主席,武石、杨立光、张振铎、宋恩厚、周韶华、范迪宽、唐小禾当选副主席。师群、周韶华时任中国美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     

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

1978年4月10日,一张《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大样,按规定送到了当时总编辑杨西光的案头。他立刻被“哲学”专刊头条上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吸引住了。他在详细审阅了该文后,把我叫去,要求把它从专刊上撤下来。杨西光提出的意见有两条：一、像这样重大主题的文章应该放在第一版刊登,     

“与时俱进”考释

时下使用率最高莫过于这四个字：与时俱进。好一个洋溢锐意进取时代精神的“成语”,然而,连最权威的工具书《辞源》、《辞海》都不见经传,煞是一匹成语丛林中杀出的“黑马”,奔腾得神州大地一派生机。     

"岂非天哉"的三重解读

汉高帝刘邦出身布衣,毫无凭籍,在秦末大起义中,竟然三年亡秦,五年灭楚,而得天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评论他说:“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第3册,P760)早年读到这一段话,不觉得有何难解之处。“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就是司马迁歌颂汉高帝的话,是他把刘邦称为“大圣”的自然结果。刘邦既然是“大圣”,当然就必受天命;两个“岂非天哉”,自然是歌颂之辞。这样的理解,可以说是见到了《史记》文章所展现的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其直接的层面。 稍后,在读《史记》的《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等篇时联想到了这一段话,心里就产生了问题。这里主要列举《高祖本纪》(个别地方据《项羽本纪》)中对刘邦的一些记载,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大圣”。     

“文革”中的“活人展览”

<正>"文革"中的"活人展览",据笔者所知,最有名的一次于1968年发生在杭州大学地理系。"文革"结束后的1984年,它首先被《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谴责,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点了名。1984年4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卢良、叶辉署     

何为君子

北宋嘉佑八年(1003年),周敦颐47岁,这年的五月他作了《爱莲说》。作品说莲是“花之君子”,以物喻人。那么作者说的“君子”具体含义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五个要素,即“五不”。     

眺望澳门

《历史》让我知道了“澳门”,《地理》使我“看”到了澳门,那是少年时代的如烟往事。光阴荏苒,岁月沧桑,不料,这一晃竟过去了数十年!     

我叫『活着欢』(十五)

十八、镇一回,震一回“文革”到了1975年,有了一些悄然的变化。一向批判“封资修”的气氛突然松了一点,传出了“江青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读读六本外国小说”。列出的清单十分具体,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红字》、《红与黑》等。凭良心说,那时候我们想读外国小说已经到了“渴卤”的地步,有这传言就算有点根据,管它是真是假,读了再说!于是迫不及待地去借,开会时盖在批判文章下边或《红旗》杂志下边偷着读,读了偷着乐。     

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

冬夜来访的母亲 1978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的家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她就是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 王秋琳的到来,是因为苏双碧几天前(1978年11月1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样板戏”《沙家浜》的风风雨雨

突出“地下工作”还是突出“武装斗争”？ 1974年第1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初澜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二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一文。这是对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进行整体性总结和评价的文章”。文章着意强调了“样板戏”对“武装斗争”的表现：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写地下斗争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     

孔门四科

孔子当年的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指知识学问。当年孔子以《诗》、《书》、《易》、《礼》、《春秋》等书作为教科书,教授弟子政治、哲学、历史、文艺方面的知识。“行”即指身体力行之意,孔子要求弟子们将他所传授的学问道德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体会并增长学问。因为孔子教学的核心是做人,因此孔子特别强调“行”的作用,认为学问只有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才是真正的学问。所谓“巧言令色,鲜矣仁”。     

历史上无曹植七步成诗

曹植,字子建,曹操之子。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南朝梁国钟嵘所撰《诗品》称其为“建安之杰”。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仅诗就有80多首。曹植的“七步成诗”,历来传为美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第31集中就再现了曹植“七步成诗”的场面,其所吟的四句诗是:“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曹植“七步成诗”一事,而是后人为誉曹植文采过人所杜撰的。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的过程中,不但照抄了前人所杜撰的曹植“七步成诗”一事,而且还“篡改”了原诗。最早记载曹植“七步成诗”一事的是《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