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研究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的力作——评房学嘉《围不住的围龙屋：粤东古镇松口的社会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对于中国的地方民间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可以说是延续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动态的探讨。弗里德曼对于华南宗族社会的探讨,施坚雅从经济、市场的角度所作的空间结构分析,肖凤霞、科大卫、刘志伟和陈春声等对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宗族与民间信仰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赵世瑜对华北和江南庙会的社会史研究,     

活着的客家“龙”——梅县南口“兰馨堂”修葺事件调查暨“安龙转火”仪式表演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华南地区宗族化的复兴,地方化人士,尤其是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年长,面对即将消失的宗族化,抢救化的使命感越来越强烈。其中修祖堂,使祖宗的“龙脉”兴旺起来,从而能继续庇荫族裔是近年来很盛行的活动。在粤东梅县一带,修祖堂还盛行举行一种古老的庆典仪式——“安龙转火”。     

中国近代以来学术建构对客家研究的影响——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为例

中国客家问题的记录撰述,从19世纪初徐旭曾丰湖讲学、博罗韩生为之笔记就开始了。但真正称得上现代学术意义的著述活动,则是20世纪前期的事,其中尤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为发端。罗香林身处客家问题迭相轰动、客家意识急剧膨胀的时期,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他通过在大学求学期间的学术积累,接受西方知识以及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环境的影响,为17世纪以后才开始具有自我区分意识的客家族群,进行了系列“学术包装”,建构出一个客家人源自中原,经过五次迁徙,最后于宋代在闽粤赣边形成独立民系的学说体系。     

什么是客家——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为中心

无论从史实出发批评罗香林过分强调客家的中原汉人血统,还是从族群理论出发批判其“族群中心主义”,可能都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罗香林先生研究客家时的社会情境和他对客家判定的标准。罗香林注意到了客家与畲民之间的血缘融合,从而发明和解释了“民系”理论,并注意从文化上来论证客家民系之优秀。罗香林先生对客家的界定,依据了客家人士的访谈,暗合了族群理论,也揭示了他那个时代客家人自我认同的地域范围。1930年代前后,在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存在着对客家人和客家地区的自我认同,     

歌与唱：民间文学的文本分层与意义问隔——以湘南瑶族的“冈介”活动为例

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整合态势,民族志研究方法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帕里一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鲍曼的表演理论等西方学术范式的普遍接受,民间文学的文本观念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即文字记录本不再涵括研究对象整体,新的文本观念使民间文学的口头性、表演性、生活性等特征更加鲜明地呈现出来。在新的文本形态中,语境成为不可或缺的互文性背景,换言之,在活态的民间文学中并不存在那种可以抽离掉语境而存在的文本,语境本身就是文本。     

王永平《游戏、竞技与娱乐：中古社会生活透视》评介

受传统史学的影响,有关休闲娱乐生活的研究,向来被学界忽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社会生活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国内也开始有学者将研究视野倾注于社会生活中休闲娱乐方面的研究。其中王永平所著《唐代游艺》一书于1995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论著,该书较为系统地考证了唐代游艺（即娱乐、游玩,见“前言”第l页）的种类、具体内容以及游艺的管理机构,使我们对唐代的文娱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     

20世纪初粤东客家社会生活缩影——以《梅州大侠回忆录》为例

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二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两者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近数十年来,客家学研究遵循这一研究取向,日益突破原先的注重文献检索的文本研究的范式,重视从下向上看社会的视角,走出书斋去观察,去做“田野”,到某一个村落或城镇去研究一个个案,以期能通过对客家历史的“客观”描述,来展现客家社会的民情风貌,从而复原“原生态”的客家历史文化。     

“客家”称谓出自明隆庆年间的惠州府——兼与刘丽川老师商榷

一、前言 2000年11月,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上,深圳大学的刘丽川老师提交了题为《“客家”称谓年代考》的论文（以下简称“刘文”）。该文后在《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上发表,并收入她2002年6月出版的《深圳客家研究》一书中。     

方志编纂呼唤时代话语——《广州市志（1991—2000）·人民生活志》读后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史志学界展开了地方史志“官方性”与“社会性”关系的热烈讨论。处身变革转型的新时代,如何在“官方话语”与“市场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为第二轮志书编修创新之关键。     

评冯玉荣《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新的趋向,众多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扩散到传统中国的各个角落,通过对区域内个案、事件、群体等的具体研究重新理解地方社会,区域史研究渐成气候。而明末清初由于其前接传统、后续现代的时段特殊性,更成为学者考察地方社会的最佳选点。     

东亚华商网络与华人社会：全球视野与区域格局下的观照——读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和一体化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总体来看,大多是国别、地方研究或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侨乡等专题研究,体现了民族国家框架下华侨华人研究的特点。①近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的新著《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往——以《梁祝》《西厢记》与《春香传》的跨国相遇为例

1953年4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文工团越剧团携《梁祝》与《西厢记》两部戏曲改革成果赴朝,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慰问演出.在朝鲜战场上,越剧团"结识"了朝鲜唱剧《春香传》,并在朝鲜劳动党及各方帮助下将其改编成越剧引入中国,开启了中朝文化交往的初章.这种借由爱情故事题材言说革命价值理念、"以情动人"的对外宣传方式,对此后中国的文化外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求同存异 推陈出新——“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学术研讨会”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对传统和当代中国乡村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相关研究成果令人瞩目。为了总结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经验,进一步加深和拓展该领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了“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生产·消费·地权·租佃关系学术研讨会”。     

从《索引编制规则》看方志索引编制——以新修地方志为例

周保明在《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修地方志成果丰硕,蔚为大观。近年来对方志索引的重视,大大增强了方志文献的有效利用。中国国家标准《索引编制规则》的颁布和实施,对规范志书索引编制显得完全有必要和可能。首先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地方志索引的性质、类型和特点。志书索引是一种有助于地方志书方便、高效使用的信息检索工具。     

畲族族称的“客”与客家名称的源流考察——罗香林“混化”说的一种探讨

20世纪30年代客家研究宗师罗香林提出畲、客“混化”的看法。他说：“客家初到闽粤赣的时候,不能不与畲民互相接触,接触已多,就想不与他们混化,亦事势所不许。”罗香林意在提出客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族群融合问题。本文拟从畲族与客家的名称的源流和交汇的角度,对罗香林的“混化”说做一个侧面的资料整理。这不算切中罗香林“混化”说的主旨,但对于此说在名实关系层面的探讨具有价值。     

清朝前期客家人“过番”的内在动力——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家社会及其对外关系研究

一般认为,客家人只是到了近代才进人大量的海外移民时期。刘佐泉说：“对于客家人来说,除了西方殖民者的武力掠夺人口的‘猪仔’、‘契约华工’、‘赊欠单工’外,还有宋末元初闽粤两地抗元失败和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移居海外的。”他在此所列举的关于客家人的海外移民史实便忽略了清朝前期。     

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评介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的瑞典王国,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其经济状况比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落后得多。从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虽然执政几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绎济发达国家（第一位是瑞十）．     

20世纪二十年代的贵阳社会——对《东方杂志》一篇旧文之剖析

<正>20世纪20年代,贵州在全国的位置,不但从地理的角度来说处于边缘,在人们的心里,也处于一种容易被人遗忘的地位。在历次革命中,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护国运动、护法战争,贵州人民无不积极参与,为改变贵州而奋斗不已。殊不知革命一次次的失败,而贵州     

“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

近30年来的中国史学研究,一直寻求打破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单一诠释路径,在方法论探索上呈现多元竞进的局面。此一局面的形成既是改革开放的时势推动使然,也有史学方法受各种思潮影响而发生内在理路变迁的复杂原因。从大的方向上观察,中国史学有一个从着重以时间界标划分历史演进结构的分析模式转向注重考察历史进程的空间分布态势的转化过程。具体就方法论而言,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史界对人类学诠释模式的汲取引发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区域转向”,并连带导致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两者都日益关注对基层社会组织和民众日常生活状况的书写。但以上探索路径的变化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那就是过去史界所热衷讨论的诸如历史发展趋势之演变、走向、规律等等“大问题”渐遭冷遇,由主流退居边缘。     

对上世纪5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戏剧的“陌生化”接受——以老舍《全家福》为例

新中国解放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在戏剧界,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剧改革方针,本着文艺为政治服务、教育群众的宗旨,戏剧编剧在新中国初升的朝阳下将自己创作的思想出发点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合流,创作出一系列歌颂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