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点补充说明

《纵横》杂志编辑部: 承蒙贵刊转来黎辛前辈就拙作《丁玲历史问题结论何以反复——对〈文艺界平反冤假错案的我经我见〉的辩正与补充》所写的善意的意见。这里,我再补充作出几点必要的说明: 一、在我就文艺界的一些材料进行研究和采访的时候,读了有关丁玲的一些著述,我在认为中组部1940年和1984年对丁玲历史问题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为什么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会被漠视?发表在贵刊的文章,就是试着对这一困惑作出解释。     

《我的回忆》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我的回忆》一书,是胡愈之先生所写回忆文章的专集。该书分为生平自述、忆往事、忆故人、忆韬奋四个部分。该书翔实地反映了胡愈之先生一生的经历及其对战友深厚的情感,是     

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的对文化作品的大批判。我因编导《武训传》,为此也＂臭＂名远扬。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今将我当年编导此剧的经过作一回忆。     

回忆我与怪愚的交往

我和怪愚的友谊将近半个世纪,在许多日子里曾同甘共苦,休戚相关,怎能不写呢?我知道我写怪愚,一定也是在写我自己,因为无数的战斗,我们都在同一战壕里,同一哨所中,他中有我,我中有他,又怎能分得清楚?因此一提起笔,不仅为了悼念怪愚,也是为了回忆自己。只有在这样的回忆中,才能更真实地看到怪愚的风范。 (一) 我最初知道怪愚是1938年。 那一年春天,我从江南的沦陷区突围出来,到长沙去找唯一认识的朋友——金家凤。因为在此之前,我是上海《大公报》的战地通讯记者,这时上海的《大公报》已在汉口出版,我途经广州的时候,就向汉口《大公报》的范长江发了一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

回忆起来,我和龚育之同志,有整整二十年的交往。只是在记忆中,许多往事都已经模糊了。交往的开始,很有一点意外。那是1987年《光明日报》图书评论版征文,我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寄去,8月27日的报纸就登出来。谈的全是技术问题,既谈到了它比旧版注释的进步,也提出了一些还可以改善之处。而我这篇议论别人长短的文章,本身就有可议之处。我批评《选读》没有注明汪精卫的《夹攻中之奋斗》的出处,以为它是出自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的一则“寸铁”。刊出之后,     

陈毅指导我的文艺创作

《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红色经典电影从1950年代开始,收视率一直高居不下,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激励了几代人的成长……提起这几个剧本,回忆《陈毅指导我的文艺创作》,揭示创作过程中的风风雨雨,居住在合肥城西一隅的著名剧作家沈默君,至今犹激动不已。     

我叫"活着欢"(二十三)

二十六、得奖和得奖不一样从1980年《挂牌成亲》获全国一等奖以后,湖北曲艺界就有人把我叫“得奖专业户”。这是事实,却并不是我个人的本事。因为改革开放给文艺界松了绑,思想战线的活跃带来     

毛主席邀我同车报

毛泽东主席历来提倡调查研究,生前多次到全国各地巡视,亲自听取情况汇报。50年代初曾任邢台县县长的张玉美同志就曾5次见过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邀我同车汇报》一文是作者对其中一次的回忆。     

我编导电影《武训传》的经过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的对文化作品的大批判。我因编导《武训传》,为此也“臭”名远扬。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今将我当年编导此剧的经过作一回忆。 一 早在1944年夏间,我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有一天,厂长李清悚领了陶行知先生来会见我。陶先生当时已经在离北温泉不远的草街子小镇,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为难童创办了半农半读的育才学校。这一位我素所闻名钦佩的人民教育家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我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的     

我眼中的许世友

看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上将许世友》,感慨殊深,引发了我对半个多世纪前一些难忘片断的回忆。且不说当年我在山东军区作为一个小机要员所接触到的许世友同志的种种,单说更早些我还是一个小孩时所听到的许司令的许多传奇故事,也足够使我激情难抑的了。     

抗战时期我在桂林所做的几点工作──回忆录的一节

抗战时期我在桂林所做的几点工作──回忆录的一节林焕平我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做了几件工作,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很有意义。批评过吕亮耕先生的“诗即自然”的错误文艺思想①１９４２年吕先生连续在《诗创作》第九期和《文艺新啃》一卷六期发表关于诗与自然的文章。我认...     

关于《在白区地下工作的岁月——纪念我的父母邵荃麟和葛琴》的来信

本刊2008年第11期发表了小鹰的回忆文章《在白区地下工作的岁月——纪念我的父母邵荃麟和葛琴》。这封来信是资深老报人、曾任汉口《大刚报》社社长的王淮冰先生与作者的通信,信中回忆了与邵荃麟夫妇交往的经历,并对一些重要史料进行了补充。     

散议《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96岁高龄的李锐先生《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以下简称李文）是一篇有理有据的回忆史实、阐述观点的力作（《炎黄春秋》2012年11期）。它历数“民主堡垒”里陨落的群星们可歌可泣的事迹,鞭笞让群星陨落的罪人,追溯毛从1926年《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起就暴露无遗的对于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敌意。     

“四人帮”围剿电影《企业》内幕

1975年春节,我国正处于文革动荡后期,彩色影片《创业》突破“四人帮”禁锢在全国公映,一石激起千层浪。文艺界意识形态的斗争,历来都是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回忆35年前那场没有硝烟但却杀气腾腾的路线斗争,至今发人深省。     

我的父亲田汉与聂耳的战斗友情

田汉和聂耳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个卓有影响的人物。又因他们两个是中国国歌的词曲作者而蜚声海内外。《我的父亲田汉与聂耳的战斗友情》一文是田汉的后人对两人革命情谊的回忆。     

报业常青树成舍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对其少年时期生活有一段美好的回忆:父亲成舍我“每天晚饭后都要抽出半小时对我讲他的经历,并要我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第二天再给他审改……”1913年,年仅15岁的成舍我便踏入报界,与新闻结下了终身之缘。他先在沈阳的《健报》当校对,后升为记者。19     

相声说进中南海——忆我的父亲侯宝林

为病中的毛主席录制相声 1993年,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有关部门举办了一次“毛泽东与我”的大型征文活动,我（侯鑫,侯宝林的女儿）将父亲所写的《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一文寄了过去。后来,这篇文章与曾志（1911--1998,湖南宜章人,曾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回忆文章一起荣获了一等奖。     

回忆我与李凖的交往

说到我和李凖的交往,还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在《郑州日报》副刊部当记者,除自己要经常写一些诗歌、散文、小说等供本报副刊发表之外,还兼负着和省、市文艺界联系,向作家和评论家约稿的任务,以提高本报副刊发表作品的质量,扩大副刊的影响。1958年夏季的一天,报社领导对我说：“编委会开会研究了,想邀请著名作家为本报写些文章。你看邀请谁好呢？”我略加思考,脱口而出：“邀请李凖吧。”     

我的修志情结

一个人在退休之后,难免要经常回忆他退休前的岁月,并在回忆中总结他一生的荣辱得失。我也是退休之人,退休前做过教师,从事过文艺创作,担任过基层文化单位的领导。但最值得我回忆和总结的,还是人生的最后一站——编修志书。     

黎容雪村 我是被逼成公知的

1996年,慕容雪村大学毕业来到成都。5年后,他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红极一时。但当时的成都文化主旋律对它表示拒斥,成都的报纸登出“读者来信”,谴责这类网络小说;接着,有关方面组织文艺界召开“座谈会”,成都口语艺人李伯清先生嘲笑说,这样的小说他一个月可以写3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