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中山舰事件前后的高語罕

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的一次重大事变,是国共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时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的高语罕,与当时的国共高层有着密切接触,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参加国民党二大高语罕(1887—1947),安徽寿县正阳关人,中共建党建团建军的参与者,曾参与策划南昌起义,起草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自居的汪精卫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支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继续实施     

上海《民国日报》事件始末

《民国日报》草创于民国初年,是国民党中最有历史的报纸。发起人为中华革命党上海方面领袖人物陈英士,主其事者为民国元老人物邵力子,主笔叶楚伦。馆址在法租界天主堂街。后经两度迁移,至公共租界山东路。１９２０年５月,孙中山在广州建总统府,因上海是全国舆论中心,《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在上海惟一的宣传机关。该报一开始就高揭反袁大旗,介绍革命理论,宣传自由思想。是一份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不仅为封建军阀所忌,内遭当局干涉,甚至连日本人也对此素不相容,不断加以破坏和压制。 以挑起和制造一连串阴谋事件为口实,借以激…     

1938年国共合作在武汉

上海、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共代表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展对国民党和其他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继续与国民党商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纲领、组织形式以及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并向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军委会提出抗日战争的方略建议,支持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保卫武汉,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国共合作在武汉

上海、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共代表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展对国民党和其他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继续与国民党商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纲领、组织形式以及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并向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军委会提出抗日战争的方略建议．支持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保卫武汉,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Et民族统一战线。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     

宋孔家族猖狂套汇被曝光蒋介石不惩官倒反究记者——民国宋孔家族官倒案引起的轩然大波

194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刊登文章,揭露国民政府党政要人宋子文、孔祥熙等利用权势,猖狂进行套汇走私、牟取暴利的罪行。文章一出,激起轩然大波,几乎酿成一场政治风暴。最后,不得不由蒋介石亲自出马,经过一番折腾,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邵力子为汽车轧死人命案作证

上海《民国日报》在1917年问世。那时国民党人所办的报,过去如《民立报》、《民权报》等相继因革命失败而停业,最后由《民国日报》起来担负了国民党机关报的责任。邵力子、叶楚伧两人共同以复旦大学教授的余遐负责该报。但那个时期国民党一直在颠沛流离,所以该报的经济常感困难,也不时借债度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有所好转,也添置了新式轮转印刷机。大约在1920年前后,该报总经理邵力子曾在上海做过一件值得记述的大事:当地一个颜料商徐某之爱子徐礼,无驾驶执照而开车违规轧死一乡民路人。在旧社会这类事件是司空见惯的,租界法院总以死者自…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周佛海等人由重庆出逃河内,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诱降声明,发表“和平建议”,公开背弃国民政府,以后又与日本签订“密约”出卖中国利权,至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傀儡,彻底走到了民族敌人的立场上...     

汪精卫与三·二○事件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身为国民党的元老和孙中山的亲信,凭借其起草孙中山遗嘱、亲受遗命的政治资本,并获得国民党左派、中共及苏联顾问的大力支持,先后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党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主席等职,掌握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领袖.……     

汪精卫与三·二○事件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身为国民党的元老和孙中山的亲信,凭借其起草孙中山遗嘱、亲受遗命的政治资本,并获得国民党左派、中共及苏联顾问的大力支持,先后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党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主席等职,掌握了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领袖.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以《时代公论》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责任内阁制,采取军政分立。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通过举办刊物的方式自由表述政治观感与理性建言。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以其为中心,聚集了许多东南学人,形成了"时代公论派",强力支持国民政府采取集权政治,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其他舆论界亦多有赞成集权政治模式的论调。在舆论支持下,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顺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实行了以个人权威为中心的集权政治。然而,《时代公论》作为集权政治的主要喉舌,未能避免休刊的命运。由此,进一步反思舆论表达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论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治的影响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战时国民党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团体,其存在时间极为短暂,却对国民党的政治、党派关系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渗透与控制是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实施战时动员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央政权进行社会基层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选取浙江三青团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浙江档案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以及杭州市档案馆等所存的有关档案与资料,重点阐述三青团渗透与控制浙江地方基层政治,从中折射出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基层政权的运作,以及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途径及效果。     

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罗志田１９２８年５月北伐军与入侵山东之日本干涉军在济南发生的军事冲突,学术界已有许多研究①。但对此次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深远影响,则注意得还相当不够。事件之后,蒋介石明确提出将国耻置于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之上（详后）。国民党军政...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从“青年学生志愿从军”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北大核心CSSCI

抗战后期以动员青年人为主的从军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主要是配合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改革和国民革命军的现代化改革。进入1944年后,由于经济压力和豫湘桂大溃败等原因,国民政府的危机局面日益严重,国内对国民党不满的政治力量日益活跃。美国要求蒋介石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蒋介石试图通过扩大从军运动的规模,动员民间社会,以此推动国民党在军政事务和党务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彰显自己的领袖地位,减轻美国的外交压力。     

孙科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独子,1891年出生,早年赴美留学。1916年返回后任广东大元帅府秘书,1922年任广州特别市市长,1924年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此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广州市长、广东省建设厅厅长、国民党青年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从“青年学生志愿从军”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抗战后期以动员青年人为主的从军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主要是配合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改革和国民革命军的现代化改革.进入1944年后,由于经济压力和豫湘桂大溃败等原因,国民政府的危机局面日益严重,国内对国民党不满的政治力量日益活跃.美国要求蒋介石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蒋介石试图通过扩大从军运动的规模,动员民间社会,以此推动国民党在军政事务和党务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彰显自己的领袖地位,减轻美国的外交压力.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简介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为美国帕克斯·M·小科布尔所著,1980年初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初版时即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本书主要研究了1927—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其政策,作者利用了大量的经济史料研究国民党政权,分析国民党政权特质的形成,说明江浙财阀与国民党政府不仅有着共同利害关系,而且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的冲突,甚至发展成紧张与敌对关系,这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点。作者利用美国     

英国与南京事件交涉(1927—1928)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