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以《中央日报》对马占山抗战的报道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领导的抗战引起中外各界广泛关注,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把不抵抗和向国联申诉作为处理中日冲突的基本政策,《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机关报,其对马部抗战的态度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的缩影。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中央日报》对马部抗战的报道来透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走向及在新闻舆论的引导和抗战动员宣传方面的策略和作用。     

塘沽协定签订前的中日谈判

塘沽停战协定,是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在长城抗战失利后,与日本签订的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塘沽协定的签订,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由妥协到有限的抵抗,     

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

目前,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反共军事运动中就有了游击战术思想,并部分地付诸实践。游击战术思想用在抗日方面,“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发处于酝酿与尝试阶段,1938年1月汉口会议时初步形成,1938年底正式确立并在其后得到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与侵略有全方位的战略考量,除在华北步步进逼外,日本也意图渗透华南地区,扶植亲日反蒋政权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福建事变爆发前,日本对福建的渗透,既是基于日本传统的对闽政策,也意在利用粤桂闽三省的反蒋力量。福建事变爆发后,福建人民政府虽明确表示反蒋,但也与日本和中共协调以求生存。台湾军企图暗中干涉福建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展开行动。日本因素遂成为解决福建事变中各方博弈的重要筹码。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民族情感,制造了陈铭枢等人“联共通日”的舆论,同时也联系日本,力图避免日本干涉。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福建事变落幕。在日本侵华背景下,围绕福建事变中日本因素的明争暗斗显示,对日关系已成为国民党内争中各方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因素。     

抗日时期的李济深将军

一 共赴国难坚持抗战实行民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发动军事进攻。事变发生时,李济深正在梧州。不久,国民党当局表示欢迎过去反对过他的人参加抗战,李济深便偕同徐谦、方振武、蒋光鼐、张文、云应霖等人从桂林经长沙、武汉到达南京,当局派李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委。 7月9日,当局在庐山召集各党派(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等)领导人和教育、学术、金融、经济各界名流举行谈话会,商讨国事,表示要“准备抵抗”。19日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提出了解决事变最低限度的立场,并强调指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抗战到底。”李济深赞许当局的明确态     

1928—1937年的张静江

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的张静江赵兴胜（一）张静江,原名人杰,浙江吴兴南浔人,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分子。１９２７年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朝夕与总司令商讨清党大计”,是“四·一二”反共事变的主要策划者,被蒋介石称为“革命导师”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负责...     

试论“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自崇禧于1936年6月1日打出抗日旗帜、逼请蒋介石政府领导抗战的一次反蒋事变。“两广事变”在抗战爆发前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曾是一件颇具影响的大事。本文试图将五十年前的这一事件放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斗争的历史背景下作出几点分析。     

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

抗战爆发后的国共两党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但不到两年时间,两党关系就不期然地走向了紧张,1941年1月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国共两党几乎走向全面破裂。皖南事变的爆发,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而国民党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只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要想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来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习五一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毅然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联合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为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试图“改造...     

西安事变中鲜为人知的泄密事件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当日西安方面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明码通电,即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大救国主张”。此份电报是张、杨早上8点多在捉到蒋介石之后发出的,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日下午六七点才收到。也就在当天凌晨的寅时（3时至5时）,张、杨曾提前向,     

系死覃夏百百第二次“西安事变”

1940年9月22日。在山东省临沭县朱仓乡东盘村——国民党57军（原东北军）军部所在地,爆发了捉拿亲日反共的国民党57军军长缪澈流的“九·二二锄奸运动”,亦称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领导指挥这次锄奸运动的人就是向张学良提出对蒋实行兵谏、促成“西安事变”的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     

胡适与抗战

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胡适一直反对对日作战。为此,他曾长时间担着“卖国”的罪名,受到舆论的谴责。但“七七”事变后,他却受蒋介石的委托,为抗日的事出国奔走,不久并出任驻美大使,成为国民党政府战时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角色。那末,胡适是怎样从反对抗战转变到拥护抗战的呢?他在抗战时期,尤其在担任驻美大使时期,做过哪些活动,这些活动对中国抗战有何意义?他对中国抗战发展前途是如何估计的?如此等等,这些问题,过去一向不很为人注意,都有加以研究的必要。一“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适在北平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他同他的朋友丁文江、     

抗战初期老舍先生在武汉

1937年“七七”事变时,老舍先生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后因战事紧张,校里的教员和学生都陆续疏散走了,老舍先生抱着“一个教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到来,把我那点珍宝在了去”的心情,也赶紧出走。11月18日夜,他离别妻子和儿女,自己提着一个小箱,好不容易挤进了人满为患的火车,流亡到当时成为抗战中心的武汉。到1938年7月30日,老舍先生在武汉生活了8个月。主办“文协”和《抗战文艺》的工作当时集中在武汉的文艺界人士人数不少,国民党很想罗致这些人为自己所用,但文艺界的人不上这个当,国民党无法把这些…     

《中央日报》视野下的马占山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领导的抗战引起中外各界广泛关注,《中央日报》是国民党机关报,在马部抗战期间,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利益诉求为根本出发点,充分发挥党报"喉舌"功能,对马部抗战进行全方位报道,主导了当时的抗战舆论宣传。通过梳理《中央日报》对马部抗战的报道来探讨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观点及在新闻舆论引导和抗战动员宣传方面的策略和作用。     

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外交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忙于应付对德战争无暇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国民党遂冷却了抗战爆发以来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将其寻求外援的对象转向美英两国,美英为加强中国抗战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巨额援助,国民党与美英关系迅速升温,借此国民党积极开展了谋求大国地位和修约外交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中日较量日内瓦

1930年5月,中国驻西班牙公使馆随员宋选铨奉调,任中国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团随员（1933年升任三等秘书）,负责管理代表团的档案和译发往来的电报,1937年抗战爆发后奉调回国。期间,他见证了一系列外交史实,“较量日内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戴传贤为会长、宋子文为副会长,主持对日外交工作。顾维钓、罗文干、刘哲均为该会委员,负有将该会所作的决议转达给张学良并征求其意见的任务。这组密电所选辑者除张学良等电文四件外均为顾维钓单衔或与罗文干、刘哲联衔致张学良的密电稿,记载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谋求依靠国联力量,迫使日本撤兵,然后与日本直接交涉收回东三省和一二八事变后的外交措施,日本的强权外交以及英、美、法三国对日本的态度。由于顾维钓等参予了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决策活动,这一组密电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分上下两部分,先后刊布。本组史料由郦玉明、任荣同志提供,本室整理。     

"闽变"时蒋介石坐镇浦城建瓯指挥时间考

1933年发生的“闽变”（又称“福建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是民国史上一件震惊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近年来,国内（大陆）史学界对于“闽变”的探讨研究,已有不少进展,发表了若干论和回忆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一些研究蒋介石生平和民国史的论中,在提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大多指出了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于事变发生后,由江西南昌前往闽北重地建瓯坐镇指挥这一重要史实。而对于蒋介石在此之前,也曾坐镇闽北的另一重镇浦城指挥军事的重要事实,有的是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只字未提。前如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李勇等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均写道：“（1933年）12月25日,（蒋介石）飞抵蒲[浦]城,指挥讨闽军事”。     

一二八事变中的中国海军

1932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中国第九路军奋起抗击,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而驻守上海的中国海军却始终按兵不动,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谴责。当时,人们把海军不抵抗的原因归咎为军内部少数人的“媚日”和“卖国”,致使海军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表现成为海军历史上一个难以抹掉的污点。然而笔认为,海军是一个特殊的军种,对物质的依赖性大,无论是建设还是作战训练,都不能离开政府而独立进行。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前,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就没有给海军以足够的重视,使海军发展缓慢,失去与日寇相抗衡的能力。事变爆发时,又对海军采取了高压政策,迫使海军放弃抵抗。因而,受到谴责的不应该是海军,而应该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     

“王牌间谍”王芃生

王芃生（1893—1946），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在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人们往往把他与“日本问题权威”联系在一起。王苋生曾五次东渡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因准确预测了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投降等事件而闻名于世，因此有人将之称为“日本通”，也有人将之喻为“中国的王牌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