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抗日杀奸团”锄奸事迹

八道湾的枪声 北京八道湾11号,是鲁迅1919年11月购买的新宅。不久,二弟周作人全家也搬来同住。1922年,周作人与哥哥鲁迅绝交。鲁迅带着母亲和夫人朱安,愤而离开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84号。从此,周作人“鸠占鹊巢”,成为八道湾11号唯一的主人。     

周作人之“苦”

“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至于“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纵观他的一生,或可借用黑格尔评价浮土德的那句话：他无法抹去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吃苦茶":大师晚年好窘迫

前几年,有关周作人的争议说得已经够多了,得出的共识大概是:周作人一生是复杂的。早年与鲁迅一起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周氏兄弟各自在杂文、散文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再后来,鲁迅成了"民族魂",周作人却因失节落水成了民族罪人。周作人晚年,以戴罪之身居住北京八道湾。他与海外的联系仅止于两人,一是帮助他出版《知堂回忆录》的曹聚仁,另一个就是这本书里与其信函交驰的鲍耀明。后来这两人均将知堂老人的书信编印出版。曹聚仁出版的是香港版《周曹通信集》,鲍耀明先是出版《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1972     

脸谱

<正>考验周作人叫苦鲁迅去世的电报到达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鲁迅的母亲"。老太太悲痛至极,只能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说:"我苦     

八道湾11号和周作人的晚年

鲁迅1919年大地寒凝的季节里,地处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11号的一座大宅院,迎来了它的新主人———从浙江绍兴迁京的鲁迅(周树人)一家。鲁迅系周家长子,早年丧父,家境日衰,自16岁开始即挑起家庭重担。后来,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先后在京谋得了工作,于是决定打破“越人安越”的旧习俗,举家进行“大转移”。这也是拥有12口人的大家庭,在北京共同购买的惟一住宅。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即与我父江绍原结下了师和友的双重关系。他们之间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常有交往,之后又接纳我们一家人住进这所故宅,先后达三十余载,因此对于故宅里发生…     

胡适与周作人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

同为五四运动中名人的胡适和周作人,曾经有过一场笔墨官司,那就是发生在１９２０年初的一场关于新村运动的论争。周作人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声名鹊起,一方面是由于他倡导“人的文学”,系统地把欧洲文学史和文艺思想介绍进来,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第一个在中国宣传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说,对这种乌托邦性质的新村组织津津乐道,并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周恩来１９７１年夏天接见日本客人屋崎秀树时,讲到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邀请鲁迅去天津演讲,可是“鲁迅到了那天忽然有事走不开,…     

周作人的硬伤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访问中国时曾问鲁迅谁是中国最好的散文家,鲁迅毫不犹豫说出是“周作人”。 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周作人的学识一度被多数人认为超过了鲁迅。 他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苦雨斋是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徐志摩、梁实秋等人梦想的圣地,他的散文《故乡的野菜》、《乌篷船》、《买墨小记》、《冷开水》则让无数中国文人包括梁实秋和余秋雨感叹无法望其项背。     

废名与周氏兄弟的恩恩怨怨

废名这个名字人们比较陌生,国内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也很少提到他。其实废名是五四后出现的一位很活跃的作家和诗人。他与文学大师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交往更是非常人可比。     

鲁迅与蒋介石:既相互攻击又各留底线

正他们出生年代接近,出生地也相当接近,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且同在留日期间的1908年,分别加入了国民党的前身"光复会"与"同盟会"。尽管后来政见不合,势同水火,但他们之间一直是那种既对立,又在对立中保持一定分寸的特殊关系。1934年,毛泽东曾对冯雪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当时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然后     

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

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罗志田关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学界已有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文学革命主要人物之一的胡适晚年以为,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周作人则更早就指出：对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     

周作人与《红楼梦》

周作人所提倡的"问题小说"观,对"五四"乃至以后的文学理论建设和小说创作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关联着周氏"人的文学"及"平民文学"等重要的文学主张,而且表达了当时《红楼梦》研究的一种新思路,与胡适、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共同构建了红学研究的生态景观,现代红学史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周作人的蜕变

周作人在“五四”运动前后,曾以自己深刻的思想、犀利的笔锋,英勇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线,呵斥礼教,痛击军阀,成为“新文化运动”中青年们的“精神领袖”之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他逐渐向往平和敦厚稳重的隐士生活,企图远离现实,在关键的时代考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

1917年4月1日,一个32岁的绍兴中学教师,竟然走进北京大学殿堂,执掌起教鞭。不久,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便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周作人。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大刀阔斧地改造老旧的北京大学,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平等,行新政,用新人,开新课。蔡是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同乡前辈,民国元年他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就把鲁迅招入教育部门工作,现在又请周作人到北京大学来教希腊文学和古英文,都是他的知人善任。周作人幼年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但是他对正统的东西没有兴趣,喜欢涉猎传说传奇,笑话谣谚,风土民情,草木虫鱼…     

“五四”时期新村主义新探

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一度盛行的一种社会改良思潮。它的发源地是日本,其思想体系的创建者和实践活动的尝试者是武者小路实笃;它于1919年初由于周作人的撰文介绍而正式传入中国,并于随后的一两年间在知识界广为传播,还获得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支持。国内一些涉及新村主义的论文和著作,都对周作人与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村的某些主张与思想,新村的性质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因此本文拟就新村主义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些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这些问题主要有:新村主义在中国一度盛行的内在原因;中日两国间文化思想的交流与新村;新村主义在中国从迅速传播发展到很快消逝的原因以及对新村的评价等。     

毛泽东:“读点鲁迅”

正毛泽东读鲁迅作品,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他那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鲁迅最初的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便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第一次到北京时,因为对周作人撰文介绍的日本"新村运动"感兴趣,毛泽东还专门跑到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里拜访,可惜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了周作人。晚年谈到此事,还遗憾地说:     

鲁迅日记

几则（1917年）周作人应聘从绍兴来京任教,鲁迅十分关切：3月7日,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60……4月l日,夜二弟自越至……谈自深夜方睡。2日,同二弟至益昌午饭。7日,同二弟游留黎（琉璃）厂。9日,夜与二弟同往伯铭先生寓……15日,……至青云阁饮茗归。22日,午同二弟往广和居饭。5月6日,上午同二弟位留黎厂,午同往益昌饭。5月12日,上午就首善医院。此时,周作人出麻疹。5月13日,延D,Crimm诊,云是瘖子。这期间,鲁迅连续数日告假陪周作人看病,并给作人妻羽太信子去信报告病情,待作人病情好转后……6月10日,下午同二弟往升平园浴…     

谈周作人“五四”时期的翻译诗歌对湖畔诗人的影响

周作人“五四”时期的翻译诗歌对湖畔诗人——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的诗歌创作有着显著的影响。湖畔诗人创作的小诗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以及抒情方式上都与周译日本短歌、俳句有相似之处。而湖畔诗人散文诗的创作也受到了周译法国波特来耳散文诗的影响。     

从林语堂笔下的家庭观看现代女性

当我们翻开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学史,我们仍然会为一串串熟悉的名字、一部部熟悉的作品、一套套熟悉的文学主张与理论体系激动不已。就在那战火纷飞、生死存亡、民族危难的半个多世纪,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巴金、钱玄同、徐志摩……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藏与精神食粮,直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研究,而林语堂也是其中一位。     

朱正鲁迅和周作人是难兄难弟

湖南出版界有两个人物闻名全国,一个是钟叔河,一个是比钟叔河大3天的朱正。他们是《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合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同学,也是《新湖南报》的同事,一起被打成右派,后来在“文革”中又是一同被判刑劳改的难友。更难分难解的是,钟叔河先生研究周作人,朱正先生研究鲁迅,让周氏兄弟以另一种方式齐聚长沙城。     

“五四”前后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

大致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同步的“五四”反封建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了“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鲁迅是这一运动当之无愧的主力。可是不能不承认,鲁迅“五四”前后的著作中,“科学”一词使用频率不算高,“民主”二字连在一起更少见。但鲁迅当时是主张“人道”,而反对“兽道”和“鬼道”的。他在1918年3月10日致许寿裳信中,把上海《时报》的报道为徐班侯“灵魂照相”一事,称为“人事不修,群趋鬼道。”同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则把当时教育部某人售妻妓院事,称为“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何谓“兽道”？封建道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