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朱家骅系权势的消长——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纠纷案为中心

1943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发生严重纠纷。此次纠纷的爆发并非一时冲突所致,而是该省党部内朱家骅系与CC系间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由该案切入,通过对抗战时期陕西省党部人事调整与党务运作的考察,本文揭示出国民党党务机构设置上所存在的问题,亦使得面貌向来模糊的朱家骅系渐趋明朗。该案不仅是陕西省党部内派系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地方的缩影。     

党内选战: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选举与派系角力

1924年国民党师俄改组后,"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要求各级党部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后,国共关系破裂,华北局势动荡使选举制的实践历经曲折与变异。抗战之初,国民党曾一度明文暂停省县选举,虽时隔不久再度重启,选举制却已沦为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其中,以朱家骅与CC系在地方党部的竞争为主线,亦掺杂了三青团、政学系与地方实力派等多种势力的较量。在党内民主外衣的遮蔽下,各方为赢得选举,不惜僭越制度,操纵选举。最终,选举制的恢复不仅未能使党务振衰起弊,反而导致党内派系矛盾彻底公开化,地方权力秩序陷于混乱,将国民党引入更加危困的境地。     

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一场"民主选举"闹剧

1933年,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了欺骗群众,愚弄普通党员,装点“民主”,决定在汉口特别市党部举行所谓的“民主选举”．产生正式的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不料汉口市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民主选举”变成了贿选,选举场变成了武斗场,暴露了国民党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本质。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

抗战时期,昆明获“民主堡垒”的美誉与中国高等学府之南迁自有关系,但若把民主、自由思想在联大等大学中的成长壮大,完全归结于自由主义、中间势力的影响,或者中共地下活动的发展,显然不全面。国民党在校园的活动,特别是一些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目的虽在“党化”校园,但也使不同政治色彩的教授参与其中。教授中间的左、中、右三派曾和平共处,交往频繁。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学界的政策,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从抗战后期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可见国民党败势之端倪。     

台湾有多少政党

台湾地区的政党很多,大约有100个,但主要的只有四五个。国民党是历史悠久的政党,由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为中国同盟会。1912年,同盟会联合4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1949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大陆迁到台北。2000年3月,国民党在“大选”中落败,沦为在野党,势力大为削弱。现任党主常为马英九。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张君劢、曾琦致蒋介石函

张君劢、曾琦分别为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负责人,与张澜、邹韬奋等共同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发起人。此信内容为反对国民党在公务员、中小学教职员工中搞“集体入党”,反映了中小党派对执政的国民党挤兑其他党派作法的不满以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等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的人事构成与权力格局

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1930年5月上海特别市改称上海市。从1927年至1937年,上海市政府主要官员的人事构成既呈现专业化的特点,又受制于诸多政治因素。一方面,历次上海市长更迭与国民党高层的权力竞逐、派系斗争、政局变动有关。另一方面,上海市市长任用下级官员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市政府内许多"技术官僚"与市长亦有亲缘、地缘或业缘的关联。在地方"党政分开"的架构下,上海市党部对市政府进行人事渗透,并对市政府形成权力牵制,呈现"党治"色彩。更重要的是,蒋介石亦时常控制上海市长及各局首长的人事任免,有意运用派系政治维系及平衡上海市政府的权力格局。     

李汉魂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粤省党务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华南沿海地区亦相继沦陷。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省地缘优势显著,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也始终没有放弃在广东的党务活动,不断作出党务机构和人事的调整,协调军政相关力量,为抗战工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努力。李汉魂作为战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长期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以其为中心考察粤省党务,可以管窥"党政联系"下国民党的党务开展及其党权虚弱和派系纷争,从而认识到标榜"以党治国"的国民党,显然无法通过地方党务的运作在华南担当起领导抗战的重任。     

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转变

中间党派的概念,既从属于“中间派”、“中间集团”或“中间势力”,又不完全等同。在抗战时期,它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定政治组织的总称。他们要求“民主”、“抗日”,对国内政治局势和抗战形势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文就该时期中间党派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治态度的转变作一论述,敬请批评。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派系斗争

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部存在许多派系,其中影响较大者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精卫派、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西南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等。这些派系之间,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斗争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或短期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普遍的、长期的。派系斗争贯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始终。因此,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成为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派系斗争史,至今是史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关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起因、特点、结局及其历史作用,都有待于探讨。笔者就下列问题提出粗浅看法,谨为抛砖引玉。     

民国史苑的新开拓——读《国民党派系斗争史》

近年来,中华民国史的研究空前活跃,但是,对于国民党派系纷争的研究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992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郭绪印教授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细读之后,感觉到它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内容丰富,脉络清晰。中国国民党内部历来存在着各种派系,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派系尤为复杂。该书将国民党内部的诸多派系从宏观上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上     

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形成以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的战时体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接管了战时民众工作指导权,这意味着军队开始参与党部和政府负责的民众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初衷是统一管理战时政治工作及民众工作,综合领导各方力量抗战。然而,由于军队、党部和政府各方对职权互不相让,无法实现党、政、军的结合。国民党主导的民众工作多头开展,相关各方互无联系,甚至矛盾频发、互相拆台。究其原因,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和派系纠葛直接影响到相关各方的职权划分和工作展开,加之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忧虑与恐惧,导致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有限。     

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对民主的诠释：以经济民主为中心

加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反对国民党垄断国家资源的一党专政体制,提出了融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教育民主、国际民主于一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民主观试图扩大民主的范围,其目标是社会方方面面皆民主化,以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体现了超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中间党派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颂扬,具有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     

蒋介石最早的特务组织“密查组”

在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形成之前,蒋介石曾建立一个早期的特务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以下简称密查组)。那时的戴笠仅是密查组的一个最低级的小特务。“密查组”的建立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是在1931年以后形成的,而“密查组”早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到南京就建立了。那时国民党内的派系组织如雨后莠草,蔓生各地,如江西的“AB团”、江浙的“实践社”、黄河流域各地的“民主大同盟”,国民党军内更是山     

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与国民党的分裂

国民党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始于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对选举法制定权的争夺。之后,围绕选举法所确立的党部办理选举原则、党部选举权原则发生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反对者极力挑战两大中心原则,力谋颠覆选举法;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决捍卫两大中心原则,维护选举法权威。二大代表选举法之争表明,国民党原本的基础与施行苏俄新制并不匹配,亦未能将苏俄行之有效的政党模式中国化,致使该党根本决策制度委员制失效,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的法定权威未能转化为事实权威,各方在新旧革命路线的歧异之途上渐行渐远,终致该党彻底分裂。     

国民党时期的县级管理整编

在国民党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中,县一级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县党部与县政府一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基层统治的薄弱和政权的不稳定。对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