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学生志愿从军”到“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抗战后期以动员青年人为主的从军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青年学生志愿从军”运动主要是配合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改革和国民革命军的现代化改革.进入1944年后,由于经济压力和豫湘桂大溃败等原因,国民政府的危机局面日益严重,国内对国民党不满的政治力量日益活跃.美国要求蒋介石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蒋介石试图通过扩大从军运动的规模,动员民间社会,以此推动国民党在军政事务和党务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彰显自己的领袖地位,减轻美国的外交压力.     

略论抗战后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抗日战争后期于1943年11月正式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我国大、中学生在国民党战场战局危殆的紧急关头毅然大批入伍从军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发动,经国民党、三青团、政府兵役机关和教育部门的努力推进,迅速形成知识青年入伍当兵的热潮,不仅使抗日军队尤其是反攻缅北的中国驻印军获得了大批有知识的生力军,也使中国的兵役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

本以过去史学界较少论及的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为研究对象,从运动的缘起、运动在国统区的扩展、运动背后的党团纷争等几个方面,力求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进行较为完整而准确的理解和评价。本认为,应肯定青年学生从军的爱国热情,客观考察当时国民党政权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目的和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从军运动及青年军在促进战时国统区社会风气的转变、提高国民革命军素质乃至促进军队改革、国民党整党及行政效率的改革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中国教育界献身抗战建国事业的壮举。目前,史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对于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从军活动,关注的还很不够。本文旨在对全国高等学府中学生数量最多、师资最强大、学科最齐全的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从军运动,做以尽量全面的梳理。同时,拟就不同阶段的从军意识、动员方式、服务特征等问题进行必要的考察。这既有助于体现这所大学战时从军活动的全貌,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抗战与建国关系的思考与实践。     

抗战末期的“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

抗战末期,为了稳定民心、笼络人才,同时也为挖掘高素质兵源,克服征兵流弊,国民党政权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于知识青年素有爱国之志,加上国际形势有利和国民党各方的努力,报名人数迅速达到13万。青年军共编成9个师,分驻南方各地集中训练。青年军的管理训练与国民党一般部队相比,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1946年秋,是批青年军大部复员。     

再议美援在美国调处国共谈判中的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派遣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并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美国提供援助的本意并非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最后走向了最初愿望的反面,未能成为促使国民党改革及国共和谈的推手,反而成为"内战的制造者和鼓舞者"。本文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及其他档案史料,研究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的博弈,分析蒋介石如何使美援从压力变为助力。     

“青年从军”二、三事

1944年秋冬之交,我不顾亲老弟幼,毅然逃出了日伪统治的沦陷区(合肥东乡长临河),来到国民党安徽临时省会——立煌(今金寨)。适值西南危急、重庆吃紧,“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轰轰烈烈,“安徽省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也应运产生,省主席李品仙兼任该会的主任委员,廿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淦兼副主任委员,保安司令部特党部委员汪廷霖担任总干事,负该会的实际责任。征集委员会设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内,大门两侧,悬挂着一副红底金字、赫然醒目的对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它就像巨大的吸铁石一样,强有力地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我这个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不甘过亡国奴日子的社会青年,也同一班大中学生、机关公务员一样,怀着满腔沸腾的热血争先恐后地响应了这个空前的“号召”。翌年元旦后,奉令开赴甘肃天水集训半年,未及喋血沙场,日本鬼子就投降了,又转移到陕南沔县接受预备干部训练,约10个月复员。时在1946年夏。往事如烟,迷离难辨,但有二、三事,深铭心版,在回首当年时,记忆犹新……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就学的应对

抗战胜利后从军知识青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纷纷要求复员。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经过一番布置后,国民政府允许他们陆续复员。按照计划,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安置主要有留营、就学、就业和回籍四种方式。由于他们大多为学生,因此学业安置成为复员安置的主要方式之一。其时,蒋氏父子想继续利用这些学生作为维持统治的力量,于是想尽办法对他们复员后进行管控。但是,内战爆发后大部分复员就学的学生并未像当局期待那样站在自己阵营,反倒是他们因为压迫而不断反抗甚至投入到人民阵营。     

军事冲击下的政治改革--1944年国民党对政治改革的考量和内部决策

以外媒的批评为契机,从1944年初开始,蒋介石曾打算刷新抗战七年来国民政府在行政和人事上积累的弊端,但后来由于日军发起一号作战,此计划终止。然而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其内部要求政治革新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并逐渐发展为一场要求改革人事的革新运动。面对内外各种压力,蒋介石有一个观望的过程,最后在时局的逼迫下,蒋不得不调整行政院以及中央党部等各机关部门人事,成为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中央机关最大的一次人事调整。1944年的人事调整和改革,是国民党为应对日军一号作战引发的军事以及政治危机,而进行的一次体制内的自省,改革政局的走向,完全取决于战局的发展。面对1944年国民党的危机,蒋介石作了一个通盘的战略布局,即以改革人事、建立战时内阁以及计划访问英美等三项措施,来分别应对国民党内呼吁刷新政治、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以及英美督促加强军事等内政和外交上的各方压力。改革的过程和决策心理,充分体现了蒋在处理政治危机中的思维特征和政治手腕。     

论蒋介石与“行宪国大”代表选举纠纷

1947年国民政府完成改组后,蒋介石急切举行"行宪国大"代表选举。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主政治条件,选举中产生了诸多纠纷。一是选举筹备中与民、青二党的名额划分,二是代表选举中的舞弊混乱,三是"行宪国大"召开时国民党签署代表不肯退让的难题。蒋介石游离于党纪与国法之间,试图加强对选举的控制,却无力劝说民、青二党顾全大局,无法压制党内反弹,政党内外裂痕扩大,选举不良习气在国民党内快速发酵,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事后,蒋介石对国大选举的教训进行了反思,意识到党的建设是一切政治建设之根本。     

历史上的第二座“黄埔军校”——庐山军官训练团记

<正>庐山,千古名山。苏东坡曾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进入20世纪,葱茏俊秀的庐山成为中国五光十色的政治舞台,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关系紧密相联。在中国近代史上,庐山披挂着浓重的政治色彩。1926年11月26日,北伐胜利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第一次来到庐山。10天后,国民党中央首次在庐山开会,研究"整理军事政治问题"。蒋介石从此便格外钟情于庐山。从1926年至1948年(抗战时期除外),蒋介石有15个年头在庐山常住,运作国民政府中枢机器,召开有关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会议。庐山成为国民政府"夏都"、"政治山",南京政府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陈独秀国民革命思想初论

"国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口号和策略.故该阶段又叫"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它是陈独秀从中国社会实际和国共两党合作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和特点.它的提出,从思想上、行动上极大地动员和武装了中国各阶层民众,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成为探索实现中共"二大"制定的最低革命纲领的行动方略.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背叛,这一革命运动遭到失败.     

实处与窄处:民族复兴运动时论中的新生活运动

国民政府初期的民族复兴运动本起于民间,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蒋介石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使时人发生民族复兴运动可落到实处的想象,但其提倡的礼义廉耻、服从命令、国民生活军事化所包含的特定政治意图,暴露出严重排他性和狭隘性,"实处"沦为"窄处",效果难彰,变成"纸上的运动"。这可能是常态建设"运动"化、社会运动"政治化"很难避免的结局。     

蒋介石与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的行宪决策

抗战后期,国共关系与政治改革问题同是政局的关键环节。"行宪"与"剿共"在蒋介石的政治考量中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蒋在酝酿"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布置行宪事宜。从言论和实际动作来看,蒋对宪政的态度在抗战收尾阶段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消极变为积极,行宪问题在国民党六大上正式形成党内决策。蒋的行宪决策,是在宪政运动的推动、中共的政治竞争、权力合法化追求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推出的。行宪决策的推出,成为抗战后时局演变的关键因素。针对宪政这一问题,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随后展开。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解放战争时期白崇禧等策动“和平运动”情报

1948年底,蒋介石的“戡乱”政策,无论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都遭到了彻底失败。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蒋介石所处的逆境,发动“和平运动”,企图逼蒋下台,实现桂系的一统天下。本组史料选自馆藏档案国民政府全宗,对这次运动的起因和经过均有记载,可供研究解放战争作参考。     

抗战后期国民党为何彻底贪腐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统治日趋腐败。人才选拔道路壅塞,各级机关人浮于事,大小官员竞相聚敛。国民党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缺乏一个鼓励人才发展、监督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是国民政府政治构架的致命伤。蒋介石个人擅权局面又在地方各大小"诸侯"身上层层上演,权力监督和行政效率成为空中楼阁。基层组织的状况也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权力的滥用和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转型时期欧洲的海外从军现象——以詹姆斯六世及查理一世在位期间的苏格兰为例

由于国际上对兵员的巨大需求、国内经济的贫困落后及苏格兰高地独特的社会传统,转型时期苏格兰出现了大规模的海外从军现象.当局通过授权制度对海外从军现象实行了管控,力图使海外从军服务于本国外交,并强制社会闲散人员到海外从军.尽管宗教情感和对国王的忠诚都起了一定作用,但大多数人去海外从军的基本动机主要还是为了谋生、追求财富、地位、荣耀或冒险刺激.海外从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与落后的经济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推动了苏格兰人向外移民,并加强了苏格兰与欧洲邻国的交流.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的胡汉民

胡汉民是孙中山逝世后唯一能和汪精卫、蒋介石争夺最高权力的重要人物。孙中山逝世后,他先后任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省长、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等要职。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胡汉民举足轻重,因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