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藏《华严石经》发微

<正>石经是我国文字石刻中的一项重要类别，是指古代刻在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我国古代镌刻的儒家经典石经，有《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广政石经》《嘉祐石经》《南宋石经》《乾隆石经》等，零星刻经多为《孝经》。佛教刻经在北魏开凿石窟风气影响下出现，其形式主要有壁面刻、摩崖刻、碑版刻、幢柱刻等。现存佛教石经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北京云居寺《房山石经》。     

读邓之城云居寺摄影集

国家图书馆藏有邓之诚先生旧藏照片凡597种,其单张照片5180张,相册51本。在相册中有一本邓先生在抗日战争前20世纪20-30年代考察北京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时的摄影集,令人瞩目。北京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因塔及石经而闻名,1961年即被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云居寺与石经山寺院建筑宏伟,是华北地区有名的古刹禅林,抗日战争时期遭到日军的轰炸、焚烧毁于战火被夷为废墟。战争的创伤以及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在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给人们留下的只有那伤痕累累的几座唐、辽时期的佛塔,以及散仆在遗址上各个历史时期的     

涿州云居寺初考

本文据辽、金时期的金石文献对涿州云居寺做了初步考证,认为该寺始建于隋唐,辽代最为兴盛,金元至明代屡有修缮,香火未绝,清初开始废弃、荒圮。现存的云居寺塔建于辽道宗大安八年,供奉释迦牟尼佛顶骨舍利,塔名为释迦佛舍利塔,辽末在塔侧地下秘藏有石经。     

明代转轮藏探析——以平武报恩寺和北京智化寺转轮藏为例

正转轮藏又称转轮经藏,或简称轮藏,亦称大藏或经藏。在佛教史上,"佛、法、僧"被称为佛教三宝。其中,佛陀所说之教法,被视为世之财宝,极受尊崇。故而藏经也就成为佛教寺院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专设藏经之所和藏经之器。藏经之器称作"经藏",即供存放经卷之书橱。宋《营造法式》中记载,"经藏"的形式有"壁藏"和"转轮藏"两种。壁藏为固定式,     

云居寺辽金石经地穴出土释迦佛舍利石函及其内容物——发现首例确切的鍮石制品

1958年,北京房山云居寺辽金石经地穴中出土一具辽代释迦佛舍利石函。石函外壁铭文记载,函中装有银净瓶、鍮石香炉等物。据此可知两点:一是以净瓶作为佛舍利容器,这是以往所不见的;二是首次发现确切的鍮石制品,弥补了考古发现的空白。     

北京根祖、溶洞王国、山水秀地尽在魅力房山

<正> 房山地处北京西南,面积2019平方公里,人口83万,区政府良乡距北京城22公里,境内旅游资源丰富,种类齐全,特点突出,品位高雅。房山是北京的根祖。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北京人的发祥地";3000多年前的西周燕都遗址是北京城的发源地;1400年的佛教圣地云居寺享有"石经长城"的美誉。房山是溶洞的王国。银狐洞、石花洞、仙栖洞等组成中国北方最大的     

世上最大的书是石刻的

“世界上最大的书”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雕刻在石头上的。这部巨大的石书坐落在缅甸中部城市曼德勒的古托道塔周围。曼德勒又叫瓦城,建于1857年,是最后一个缅甸王朝的首都,位于仰光以北668公里,有“宝石之城”的美誉。古托道塔由敏东国王修建于1859年,塔周围有729块排列整齐的白色大理石碑,碑上刻有佛教三大藏经,被称为古都碑林,又称石经书院,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书”。三藏是佛教经典的总称,“藏”是指收藏的筐箧。其中素怛览藏意译为“经”;毗奈耶藏意译为“律”,即戒律;阿毗达磨藏意译为“论”,就是论述或注解。通晓三藏…     

《华严石经》晋祠藏

位于太原南20余公里处悬瓮山下的晋祠,是一处著名的旅游胜地,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古迹,记载着西周至明清几千年的历史,展示着古代建筑、绘画、书法、雕刻和铸造的精湛艺术,堪称珍贵的文化宝库。著名的《华严石经》就珍藏于此。     

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

古代在印刷术尚未发明,或还不普及的时候,士人学子所应用的书籍都是转相传抄的。其中不免有错误和遗漏。汉熹平石经的刊刻,其目的就是以此为标准本,使大家可以去校对。汉以后的几种主要石经是: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御书石经及清乾隆石经。它们上石的经数,都是当时的统治阶级认为迫切需要的,而其所据的底本则又都是属于执政者所喜爱的。但是不管历代统治阶级勒刻石经的意图如何,它们总是研究我国古代     

敦煌本《八阳经》残卷缀合研究

《八阳经》为托名唐代义净或玄奘所译的疑伪经,清代以前中国历代藏经均未收载。经普查,现已整理刊布的敦煌文献中共存该经写卷三百零一号,除首尾完整者八号外,其余均为残卷或残片,其中不乏本为同一写卷而被撕裂为数号者。本文通过内容、行款、书风、书迹等不同角度的比较分析,将其中的六十六号缀合为二十四组。     

北京智化寺发现元代藏经

1984年以来,北京市智化寺文物保管所先后从如来殿佛(图一)脏中清理出三种元代藏经,为国内第一次发观,意义重大。现将藏经的版式内容浅析如下。一藩王印本与《普宁藏》藩王印本指的是高丽国王王璋印造的藏经,仅存《付法藏因缘经》一册(图版壹:1、2;图二、四)。经折装,千字文编号"飞"字号,硬黄纸书衣。书品高31.6、宽11.2厘     

关于赵城《金藏》研考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赵城《金藏》,原称《金版大藏经》,简称《金藏》,是仿照我国第一部刻经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刻印刷的。由于《开宝藏》年久且保存欠佳,原本大都早已散佚,所以现存的金代复刻本赵城《金藏》就成了我国唯一的木版汉佛教大典。不仅保存了宋刻官版藏经的原貌,而且还新增了汉、唐和辽代许多佛教各学派大师的述内容,对于藏经版本及其校勘诸方面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被我国历史学界和宗教界人士视为国之瑰宝,海内孤本。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笔挂屏所用藏经纸工艺性能探析

藏经纸专用于书写、印制经文,制作精良。关于藏经纸的研究,以往多关注于文献记载,鲜有实物分析。本文以故宫博物院藏养心殿乾隆御笔挂屏脱落的藏经纸残片为研究对象,采用显微镜、纤维分析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超高液相色谱及多光谱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倪仁禀”朱印藏经纸的层次结构、原料、工艺和使用情况等方面进行科学分析。结果表明,此挂屏所用藏经纸以皮类纤维为原料,经黄柏染色并施蜡,且背面有《华严经》经文,是对藏经纸的二次使用。     

专栏导言

<正>中国古代自从有了书籍,就是"写本",无论是写在简册、缣帛还是纸上,总是用中国文字写在一定的载体上。而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已出现了刻石,东汉的"熹平石经",三国时期的"正始石经",始于隋代的"房山石经",都是刻在石头上的书。唐代发明了印刷术,但到了五代时期才用来刻印国家最重视的书籍"九经"。北宋时期国子监继续雕版印刷经史要籍,校勘编辑工作都是     

洛阳近年出土的汉石经

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1984年冬东大郊村电工韩德朝在晋太学遗址范围的北侧,即距一口老井的北侧取土时发现汉石经一石两面为《春秋》经;又第二年冬村民张松照家在洛河南堤北侧,原棉专队的东南方向,今南北大路.的东侧,依着河堤北侧挖墓坑时。离地约四尺深的灰土层中,发现汉石经及其后记残石五块,计有《诗经》一石两面、《仪礼》一石一面、《公羊传》一石两面、后记颂碑二石三面。     

河南开封陈留发现北宋二体石经一件

1982年10月下旬,开封县陈留公社农机修造厂在基建施工中发现碑石数件。其中一件为篆、楷两种书体的古碑,出土于前陈留专署大礼堂地下墙基部分。这件古碑为北宋嘉祐石经中《周礼》的第一块经石。碑版比较完整,碑面虽有剥蚀、脱落,但大部文字完好。由这块经石可以推想《周礼》经石的规模和碑面写刻的形制。北宋嘉祐二体石经始刻于仁宗庆历初年,竣工于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历时二十多年。所刻石经有《易》、《诗》、     

熹平石经中《周易》体例的臆定

自从马衡、徐鸿宝等人首次鉴定证实,从东汉太学遗址发掘出来的石刻残字为汉《熹平石经》残字以来,短短的十几年中,已先后出土有一百数十块残石。《熹平石经》残石的重新发现,是继殷商甲骨文之后重大发现。它不仅对儒家经典经文的校证和板本源流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研究东汉时期今古文之争问题上,也具有较好的实证作用。在所发现的《熹平石经》残石中,以《周易》残石为最大,也最引入注目,为我们解释历史上关于《熹平石经》的某些存疑,提供了有力的实据。同时,也为我们考查《熹平石经》的体例,提供了很好的佐证。熹平石经自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三月下诏刊刻到唐王朝建立初期的毁灭,前后四百五十余年,经历七、八个王     

陈邦怀跋唐敦煌写本《论语》某氏注残卷

陈邦怀先生《敦煌写本丛残跋语》(1984年《史学集刊》第3期)丛残凡五种,其第三种为《论语》某氏注残页,仅存六行。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及“本斋珍赏”两印。保之先生称其字大如拇顶,草书极精。经、注连写,经文大字,注文稍小,与通常所见唐写本经籍其注文作双行者,迥不相同。每章之末空一字,以与下章区别之,与汉石经同。注文非郑     

北宋嘉祐石经复原初探

北宋庆历至嘉祐年间,朝廷于国子监刊立石经,然不为当世所重,后又因战乱、水患等原因,石经逐渐沦亡,罕有残石、拓本传世。清代以后,残碑时有出土,学者为之著录、题跋,略述其碑式、行款、文字。今据已知残碑拓片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所藏剪裱本,考证其形制与布局方式,并尝试复原部分经碑。再结合熹平石经"骈罗相接"的布局方式、开成石经的"跨书"现象以及广政石经所体现的"帖式刻石",揭示北宋石经对于汉、唐、蜀三朝石经在布局、形制上之继承。     

《尚书》与历代“石经”

我国最古的史书《尚书》,它两千多年来被尊奉为儒家的经典,现在它与儒家群经都恢复了它们作为重要古代史料的地位。为了研究《尚书》这部重要史料,需要了解它各种情况,首先是它的版本情况。而它的版本始终与群经版本结合在一起。它们的版本又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版刻本流传以前,都有一个长时期的“石经”刻本的时代,后来的版刻本就是从石经出来的。当石经时代,所有读书人读它们时,要到太学去抄石经,或仿抄它的传抄本。而由于群经有今古文之异,不同时代的石经反映了不同的文本,所以历代石经有着颇为复杂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