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中共高层的“秘密录音事件”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     

我听胡耀邦谈防止文革重演

2006是值得好好纪念和进一步反思的重要年头。40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30年前,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为中国能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中国终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这样的大灾难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怎样才能确保类似的灾难不会再发生？虽然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把这一研究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健康地向前推进的大问题。在此,我不禁又想起了25年前耀邦总书记的鞭辟人里的一席谈话。     

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曾长期担任杨尚昆的秘书,也曾跟随他到长安县蹲点。我把他的这几次谈话整理出来,供研究者参考。     

逆境中的杨尚昆

1965年秋,杨尚昆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966年5月,他又被打成所谓“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被监禁达12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作为他的秘书,曾跟随他在广东、山西工作过一段时间,亲身了解到,在逆境中,他虽然对许多问题也想不通,但态度很坦然,关注最多的不是自己蒙冤而是党的事业!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上）

本文真实生动地记叙了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作者是党的老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他不仅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还曾亲自访问过领导指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有许多鲜为人知。本文选自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书中的一章,该章原题为《十月春雷》。现在这个题目为本刊编辑所加,看来虽直白了一些,独立发表却较引人注目。全文将分上、下两部分在本刊连载。特此敬告读者。     

被邓小平称为“革命元老”的杨尚昆

1988年阳春4月,百花盛开。开放改革大业在中华大地阔步奋进。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云集北京。这是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第三次换届的盛会。     

杨尚昆被免去中办主任以后

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干了20年。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然而,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办首当其冲,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花生夜间开花”谎言破产记

“花生夜间开花”奇闻,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炮制出来的一场荒唐闹剧,目的是借工农兵学毛著、搞科研之名,贬低、打击知识分子。闹剧的主要人物是“花生大王”、农民学毛著积极分子姚士昌。     

廖盖隆“文革”中拒绝“批邓”

对我来说,廖盖隆是一位为人耿直,为学勤勉的师长。     

从“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在杨尚昆身边工作见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如何尽快地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次不成功的探索和试验。     

宋庆龄在“文革”时期——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

1966——1976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刚刚走出1959年天灾人祸不久,正处于复苏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又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四人帮”却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曾红极一时,杨荣国是其中之一。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其前车之鉴,这倒是我们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

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之后,我常常在思考,那场所谓的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恐怖、大灾难、大浩劫、大噩梦。其造成的恶果,对整个党和国家来说,几濒临党亡国毁的局面,对个人来说也常造成家破人亡的厄运。因而,无论是全党或者是个人,都应对之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总结,应当把当时的各种阴暗与丑恶,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以使这种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下）

“我搬到玉泉山以后,得到消息说,‘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把红纸都抢买光了,准备迎接他们的大喜之日了。”     

称邓子恢“小脚女人”之由来

邓子恢是国际国内公认的农业专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即1953—1955年春,在制定农业大政方针和实施步骤上,和毛泽东是不谋而合,观点一致,思路相同。但1955年后,由于最高决策人头脑发热,脱离农村实际,使他的正确主张和意见不但得不到支持和实施,反而成为被批判对象。1955年5月5日和9日晚,毛泽东南巡回京后,两次召见邓子恢,他要改变一个月前同邓商定的“停、缩、发”三字方针,明显透露农业合作化要加速,故问邓子恢：“1957年农业合作化40%可不可以？”邓子恢当然知道统帅的意思,但他想到农…     

带头上书反对毛、江婚姻的“党内海瑞”——忆王世英同志

我是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时认识世英同志的。当时,我只是个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而世英同志则是老革命。他长我十来岁,已经有十多年党龄,是位阅历丰富的老资格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像我们小青年一样热血方刚,冲劲不减。在他百年诞辰之际,我把他在延安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和“文革”初期的一件事记叙下来,聊表我的怀念之情。     

“文革”后期批“黑画”闹剧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制造了以批判一些绘画为主要内容的闹剧。这些批判蛮不讲理,十分荒唐。遵照毛泽东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和“内外有别”等重要指示,周恩来在出口工艺美术及宾馆布置工作等方面,作了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的安排。1971年,周恩来明确指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从古到今都要有些。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美术作品。由于这是一项新任务,缺乏经验,特别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利于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