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与李烈钧的友谊

冯玉祥与李烈钧都是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都是陆军上将。冯玉祥举行的“五原誓师”、“北京政变”与李烈钧举行的“湖口起兵”打响讨袁第一枪、参加护国之役出兵两广 ,都是震撼神州的壮举 ,近代史上留下了美名。他们都以忠诚捍卫孙中山的主义与事业为职志 ,后半生都以追求政治改革、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实现政治民主为长期奋斗目标。抗日战争时期都为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坚持抗日救国而敢想敢为。冯、李二人在二十多年亲切交往中 ,成为挚友 ,两人虽长期处境不同 ,却志同道合。一、1 92 5— 1 931年间冯李二人相识与交往的中介…     

首都战略下的北宋黄河河道变迁及其与京东社会之关系

在黄河流路上舍北保南,在流民流向上舍东保西,这是政治中心东移后北宋隐晦的首都战略。这一新的首都战略对京东社会带来了影响深远的负面后果,即常态化的河北流民。京东接受河北流民是对河患改嫁河北的变相补偿,京东"盗区"也以毗邻河北的曹州、濮州、济州、郓州、齐州一带为中心向四周延伸。金朝定都北京,河北、山东的河患与流民问题不复存在,京东特殊的"盗区"形象亦不复存在。     

从“首都沦陷纪念日”到“京市忠烈纪念日”:民国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公众记忆

纪念日及其仪式活动是集体记忆建构和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为了纪念当时中国首都南京的沦陷,悼念死难同胞,全面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浙江、南京等地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并经历了由战时“首都沦陷纪念日”到战后“京市忠烈纪念日”的变迁,这些纪念活动推动了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形成。集体记忆或公众记忆是根据社会需求而建构的。南京沦陷及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纪念和悼念活动受到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两宋之都 运河文明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做过统一政权或地区政权都城的城市很多。统计各个时期的大小政权以及民族政权的都城有近300之多。上世纪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又将杭州加入。这些古都之中,开封和杭州作为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历史并不长。开封除作为诸侯割据政权和各朝陪都的数百年外,作为统一王朝北宋的首都只有167年,而杭州除了五代时期数十年的割据政权外,只做过南宋的“行在所”138年。但开封和杭州之所以作为重要的古都被铭记,不能不说是因为两宋的繁荣。在这3个世纪中,这两座城先后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     

陆正亚“右派”案件平反始末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个对自然科学中的一个演示实验提出正确见解的青年教师,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却被打成“极右分子”,但值得庆幸也令人称奇的是,在极左的“化大革命”中,他却获得了平反。这就是原安徽省政协六、七届委员、合肥工业大学物理学教授陆正亚的遭遇。这期间的是是非非、曲曲折折,回忆起来,不能不使人啼笑皆非、发人深省!     

政治符号与形象塑造:“七一”纪念的考察研究(1936-1945年)

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建党伊始便十分重视自身形象塑造。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七一”纪念作为党的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纪念活动,充分发挥了“七一”纪念活动唤醒集体记忆、传播主流价值、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的重要功能。实践证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七一”纪念活动进行的政治动员和政治表达,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树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北京

北京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城市和古都之一。但是历史上所指的“北京”并不是一个地方。     

“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陷阱及其批判

“普世价值”的是非论争已成为当今热门话题。“普世价值”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其理论根源是抽象的人性论,它以非政治话语否定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试图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在本质上表现为西方的话语霸权及其思想渗透的新方式,由此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     

康生投机革命的一次“表演”

在中共党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相反,政治上却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精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政治上的“变色龙”。     

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

1958年,中国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公社最终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在以色列,有一种被称为“基布兹（KIBBUTZ）”的农业合作组织,规模虽没有中国当年的人民公社大,但其姓“公”不姓“私”、姓“社”不姓“资”的性质比起中国的人民公社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故熟悉以色列“基布兹”的中国人都称它为以色列的“人民公社”。“     

鲁迅与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矛盾真相

鲁迅与周扬、夏衍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创建人。在“左联”初期,他们之间的关系还算良好,但到了1932年底却骤起风波,1933年下半年周扬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之后,他们间的矛盾不断爆发,至1936年因“两个口号”的论争而尖锐化,互成仇人。对此,周扬等历来怪罪于胡风的“挑拨离间”。其真相却并非如此。     

在医学与社会中发现人的声音——《伤寒玛丽》对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启益

玛丽·梅伦是北美在20世纪初发现的第一位“健康的伤寒病菌携带者”,其故事在美国被大众所熟知,“伤寒玛丽”一词被用于指称携带病毒并对周围构成潜在威胁的人而在社会中广泛使用。在20世纪末艾滋病流行,医学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兴起的背景下,美国医学史家朱迪斯·W.莱维特重新书写“伤寒玛丽”故事。《伤寒玛丽》围绕玛丽被发现、追踪和长期隔离的过程而展开,从科学、政治、法律、社会认知、媒体、玛丽个人等不同角度呈现“伤寒玛丽”的不同叙事,展现医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同时吸收新文化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基于对史料的细致分析以及叙事手法的运用,发掘历史中人的声音。重新阅读该书,将为国内医疗社会史学者提供直接的借鉴,并从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启发国内史学界的相关研究。     

在专制与法治之间——“都铎悖论”解析

都铎时期英国的政体性质十分独特和复杂。一方面,都铎王权空前强大,在国家权力结构、政治法律体制和君主的统治行为方面都呈现出不可否认的专制趋向;另一方面,都铎诸王基本上是遵照“政治程序”行使其统治权的,因而又处处表现出明显的法治特征。结果,原本根本对立的专制和法治不合逻辑地共存于都铎政体中,形成奇特的“都铎悖论”现象。这一现象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并不难理解,它是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建立民族主权国家的时代需要和英国独特的宪政法制传统共同导致的必然结果。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回顾（二）

“文化大革命”后期落实干部政策遇到的一大难题是政治历史问题的定性处理。虽然处理这一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审干时中央发布过政策规定,对受审查的干部都据此作了结论。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批判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招降纳叛”,许多地方掀起了“抓叛徒”活动。这些干部的问题又被翻出来进行审查,也有些被查出了新的问题。     

1878年"林肯县战争"与"比利小子"

1878年发生在新墨西哥领地内的“林肯县战争”,是美国西部开发时期一次非常重要的牧区战争。它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这次长达5个月的流血冲突,是圣菲集团支持下的墨菲派与竞争对手麦克斯温—滕斯托尔派争夺对林肯县经济和政治控制权的必然结果。战争结局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分赃,确保了墨菲家族在林肯县的垄断地位。“比利小子”在这场流血冲突中只不过是麦克斯温—滕斯托尔派雇用的一名枪手,但在后来的许多传说中,他却成了“林肯县战争”的主角。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比利小子”的历史著作、小说、电影、歌曲和传说不计其数。“圣徒比利”取代了“魔鬼比利”,“林肯县战争”却被人淡忘了,即或有人偶尔记得它,也是从“比利小子”的出场背景中得知的,“林肯县战争”的真相则完全被“比利小子”的传说湮没或扭曲了。     

“首博”的首都气质

为什么它不叫“北京”博物馆而叫“首都”博物馆？首都，它就应该有包容万象的大气，只要是好东西，就应该让它们在最好的地方亮出来。     

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要从“三贴近”入手

“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2001年发起，每年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三届。它遵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以“科学、文明、社会”为主题，通过开设科普论坛、现场咨询和免费的科普讲座等形式，住首都市民中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     

焦虑与反思:当代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近代文化变迁以来,“中国哲学”这个称谓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哲学作为一件“事情”,在中国是有的,哲学本也不是件东西。“事情”,德语为Sache,意指“争执”,“论争”。自古希腊,“哲学”就是对“智慧”的“爱”,是无尽的探问与追思,是爱者与被爱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即“对话”,因此对话是哲学的最为原初最为根本的形式,其表达形式则应该是多种多样并且与生活连在一起的。     

1928年京津易帜与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

早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国民党人初步形成了一套有关国都北京的论述,并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支配了国民党方面对北京的基本认知。1928年6月,京津易帜,北京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版图,“国都”地位不再,南京成为新都。国民党人继续沿用了先前的话语策略,大力抨击北京作为帝制余孽、官僚巢穴、腐败温床的身份与标签,并建立起“国都”与“国运”的逻辑关联,北京被定义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南京则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国民党人形成的这套北京论述既是一种主观认知,也是一种主动建构,背后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旨。     

美苏"黄金时代"的比较研究

国策的要旨在于审视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从特定角度观察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论证资本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政治总进程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资本经济与社会自由放任运转的总图谱。在 2 0世纪 2 0年代 ,美国的“黄金时代”是把自由放任绝对化 ,她呼唤国策的“计划”属性 ;苏联的“黄金时代”引出把“指令计划”绝对化 ,它警示人们问鼎市场的重要性。两者共生现象是“重商轻农” ,美国重在股票投机 ,苏联多有投机倒把 ,酿成城里的失业大军与“农村人口过剩” ,结果引发出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混乱与政治险象环生。美苏这类“黄金时代”在这里被称为“2 0世纪 2 0年代现象” ,它昭示当代国家结构优化与领袖群体良性互动的一大方位是 :经济、社会与政治在国策实践中辩证为一体 ,即求取宏观控制与微观灵活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最佳结合点 ,这就是从远见卓识到真正承担责任的立体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