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超所见于阗大乘佛教的戒律

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记载了一些西域佛教的情况,其中很值得注目的是有关“大乘戒”的消息,如：“于阗……行大乘法,不食肉也”。本文考察唐代大乘汉僧玄奘对小乘吃“三净”的习俗的反感与对遵守“大乘戒”的严格性,认为玄奘、慧超等西行求法的汉僧对大乘戒的观念明显地说明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一种积极性侧面。     

俄藏敦煌写本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残卷考释

俄藏敦煌文献中有一件编号为Дх00234《圣地游记述》文书,由于残缺过甚,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过必要的研究。本文根据文书中所用计程单位由延、所记佛行菩萨道处、佛足迹石等圣迹所提供的微弱信息,对文书的年代、记载区域进行了考释,基本确定Дх00234《圣地游记述》就是失传的王玄策撰写的《中天竺国行记》的残卷。     

六合山方位考

六合山,最早见于史籍是在南朝刘宋时期。据僧祐《出三藏记集》记载,刘宋文帝时,西行求法僧、佛经翻译家宝云曾在六合山寺幽居①,并翻译出《新无量寿经》二卷,《佛所行赞》五卷。②但书中未注明六合山在何处。《宋书·孝武帝纪》在叙述孝武帝北巡南兖、南豫州时,方交待了六合山的位置所在：     

《西天路竟》笺证

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写本《西天路竟》(斯坦因S·0383)为北宋乾德四年(966年)诏遣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西域求法中之一沙门行记,与同次赴印之《继业行程》、及《宋史》、《佛祖统记》所记行勤等路程皆合,旧以为唐域五代写本者,误也。此本有明显之省略,间有脱误,因抄倒而注有钩乙符号者多达三处,尤为传抄而非原本之证。原本必详于此,但巳无考,即此写本亦未见引于故书。虽所记较简,然而首尾完整,自宋东京开封一直到南印度海边,大抵皆实地所经,此可贵者一;唐以后入印行程     

黑水城出土汉文写本《六十四卦图歌》初探

本文首次对黑水城出土汉文写本《六十四卦图歌》作了探索,认为该书是一部介绍京房纳甲筮法的卜筮书,为西夏时期的抄本,底本系北宋初年写本,可据以订正获自日本的明版本《断易天机》之讹,并对该书作了初步整理。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新安志》志源考述

罗愿的《新安志》是在南北朝以后地记、图经,尤其是北宋大中祥符《新图经》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它继承了地记、图经地理记载的传统,又逐渐打破地记、图经的局限,特别是增加历史文化的内容,使地方志不断完善,走向成熟。     

近代欧洲法显研究之起源——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西译开笔200周年纪念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中,法显《佛国记》是最早受到欧洲学术界关注的一部书。旅法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于1816年开始法译《佛国记》,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于1830年开始法译《佛国记》,但他们生前都未能完成翻译工作。法国汉学家兰德瑞瑟于1835年接手克拉普洛特和雷慕沙的未竟译稿,在此基础上继续翻译,并在法国印度学家布尔诺夫的协助下,最终完成了《佛国记》法译本,于1836年在巴黎出版。今年是欧洲学者开始翻译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的200周年纪念,也是《佛国记》第一个西译本问世180周年纪念,本文简述《佛国记》法译本的翻译背景及过程,以示纪念。     

《庾子山集注》诗一首存疑

《和赵王途中五韵》诗,自清倪王番《庾子山集注》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是庾信所作。笔者以《艺文类聚》为主要证据,结合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庾信集》、曹学仆全《蜀中广记·诗话记》等的记载,认为此诗作者应为与庾信同时的王褒。     

浩浩文脉 熠熠生辉——江苏古代文学名篇回溯（三）

明代是江苏文学大发展时期,大家林立,流派纷呈,作品颇多。代表作有宋濂的《阅江楼记》、高启的《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归有光的《沧浪亭记》、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等。长洲(今江苏吴县)人高启,少年时代就以写诗而著名,他是明代初年杰出的诗人,与杨基、张羽、徐贲并称为“吴中四     

探寻遣唐使圆仁僧入唐路径

《大唐西域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马可·波罗游记》并称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三大文化游记。其中前两部又被誉为记录佛学东渐的姊妹篇。《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去印度求法的记载,而《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则是日本僧人圆仁来大唐求法的旅行日记。前者翻山越岭,征途漫漫,取得真经;后者破风踏浪,历尽艰辛,让佛学东传,修成中日友谊佳话。     

《四库全书总目》“《洪武圣政记》”条考误

本文胪列证据,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洪武圣政记》”条以《洪武圣政记》分内容为“六类”和“不行于明代”两项都是编撰者粗心大意的错误记载。     

南京钟山二号寺遗址出土南朝瓦当及与南朝上定林寺关系研究

南京钟山二号寺遗址由笔者与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长王前华等于1999年秋冬之际发现。当时,笔者正在主持钟山南朝坛类建筑遗存的考古发掘,并认为该坛址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南朝刘宋孝武帝时期建造的“北郊坛”遗存④。根据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361年）宋濂所写的《游钟山记》所言,刘宋“北郊坛”距南朝著名的钟山上定林寺不远,而建于南朝刘宋元嘉年间的钟山上定林寺,是高僧僧事占撰写《出三藏记集》等佛学专著、刘勰完成文学评论巨著《文心雕龙》以及齐、梁时代佛界大德僧柔、法献、僧远、法通、道嵩、超辩、慧弥、法令、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     

蒲州城概述

《通典》记载：尧旧都在蒲。《水经注》记载：雷首，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城，又日老城。《阚驷十三州记》中记载：蒲坂，尧都，盖尧帝亦都此，后迁平阳。这里所记载的地方，便是指今蒲州一带。尧帝时曾在此建都，后来迁到了平阳（今山西临汾）。因而，蒲州城也称为尧的旧都。     

黑水城出土6539号西夏文《明堂灸经》考释

本文首次公布了俄藏黑水城出土6539号的录文、释读及汉译文,认为此编号的西夏文文献为《天医取师疗病吉日》《四季人神不宜灸》内容,主要记录灸疗时的诸多禁忌,其依据的底本与《太平圣惠方》卷一百有密切关系。从黑水城现存的其他针灸文献来看,北宋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可能在西夏境内流传。     

敦煌《诗经》写卷与中古经学

敦煌《诗经》写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宗的中古时期的手写本,为研究中古《诗经》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证材料。利用这批材料,不仅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中古时期《毛诗》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我们还因此搞清楚了《毛诗正义》原本之体裁格式、音隐类著作之体裁,看到了中古时期《毛诗音》一类著作的面貌。同时,由于这是一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写本,保存了当时《毛诗传笺》的文本面貌,是汉晋简本时代与宋以后的刻本时代之间《毛诗传笺》文本演变的重要一环,对于我们探寻汉时《毛诗》文本之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战国楚卜筮祈祷简中的“五祀”

五祀即户、灶、中霤、门、行,见于《周礼》、《仪礼》及《礼记》的有关篇章,在战国望山楚简、包山楚简、九店楚简、天星观一号墓楚简、秦家嘴楚简及新蔡葛陵楚简之中,也发现有五祀的记录。通过对简文的分析,我们发现简文中五祀用牲为特牲,这与《礼记·月令》郑注所据《中霤礼》所记相同,同时,对于行神的祈祷,无论尊卑均以犬牲,此可补史记之不足。此外,简文中关于五祀的其他记载,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典籍之中的相关问题。     

《山海经》中的东北亚诸民族考略

中国最古的地理书《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囤至西汉初年,其中有些篇章,记载了古代东北亚地区各个民族(或部落)的情况,是现在研究东北亚地区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资料。本文试对其所记诸族(或部落)考述如下: 1.肃慎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     

“民变”话语考论

民变,《汉语大词典》中解为,"旧指民众暴动."《新华词典》同样解为,"旧指人民起来造反."此词较早出自《金史》,上记"(宣宗至宁三年)西京军民变,遣官抚谕之"①.此后,"民变"一语在正史记载中不断出现.《明史》中在神宗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便有4次有关民变的记载,如神宗二十七年"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吏陈奉";二十九年"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参随数人"②.除正史记载外,一些杂史及明清时人笔记中也有许多关于民变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