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江表诸郡等级考论

在萧梁官班制下,郡的等级被划分为十等。依据萧梁官班制的基本原则,通过分析官员的迁转路径,可以推定江表二十余郡的等级。由于江表为萧梁的核心区域,因此江表诸郡等级的分布情形与变迁规律颇具典型代表意义。通过复原江表诸郡等级可知,萧梁各郡的等级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影响各郡等级变化的原因则包括各郡的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     

从朝觐站班“五爵三等”看周代封国政治的血缘性——基于《逸周书》的解读

通过对《逸周书》中《王会》《明堂》两篇文献详考、绘图可见,其所述诸侯朝觐天子的仪式中,诸侯政治等级除常见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外,在仪式空间、诸侯站班等细节中,还存在一种“三等”结构。所谓“三等”,即举行仪式的空间呈上、中、下“三层”或内、中、外“三重”;在仪式中,诸侯距天子远近、莅位尊卑、站班高低也分为“三等”。“三等”诸侯的身份分别对应同姓、异姓和庶姓。“三等”结构反映的是天子与诸侯之间的血缘亲疏关系。周代国家政治规则中诸侯权力结构是多类型、多层次的,其中血缘性因素对封国政治的影响十分突出。朝觐礼中“五爵三等”形态背后的权力结构由周初血亲原则主导下的诸侯分封引发,也显示了分封制对于周代血缘政治的塑造。     

试论南朝墓葬装饰的“建康模式”

大型拼镶砖画是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等为核心的墓葬装饰,产生于刘宋,萧齐达到成熟,陈代消亡,集中分布在南朝都城建康及周边。其主要运用于高等级墓葬,是南北朝文化正统之争中南朝在文化上的重要举措,对南朝的其他地区、北朝及后世的隋唐墓葬装饰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将此类固定的墓葬装饰称为“建康模式”。“建康模式”也是中古时期墓葬装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圣王、高士与神仙：南朝陵墓拼砌砖画的布局与意义

至迟在南朝萧齐时期,形成了陵墓拼砌砖画的完整形制,并且至少在萧梁时得到沿用。墓壁后部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如同屏风围绕在墓主周围,借这些“不宾之士”,强调帝王“明王圣主”的品质和追求,是南朝特有的政治文化和观念的反映。墓壁其他部分为由龙虎引导的上层“天人”和下层仪仗出行的组合,总体上以仪仗卤簿表达墓主身份并以升仙为目的,由于墓室空间的限制,这一部分被挤压而显得布局奇特。透过对南北朝陵墓和墓葬图像的对比观察,或许有助于墓葬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     

“天朝”与“蕃国”之间：齐梁品位结构与政治体制中的嫡皇孙

南朝齐梁时期,面对政治体制困局所导致的宗王对皇位继承秩序的威胁,朝廷开始重视嫡皇孙的地位。其集中表现,便是在爵位、仪仗、车驾、朝位、个人任职资格、国官僚属任职资格等品位结构中的各类位阶上加崇嫡皇孙。与此相对应,萧齐时期还在观念中完成了对嫡皇孙的身份塑造,使嫡皇孙兼具了“天朝”与“蕃国”两种身份。一方面,“天朝”与“蕃国”之间的身份地位,同时确认了嫡皇孙的皇位继承权和宗室参政权,与品位结构层面的加崇相互配合,体现了品级、等级与观念的一致性,凸显了嫡皇孙的嫡嗣身份,提高了嫡皇孙与皇太子的地位,形成了一套用于稳定皇位继承秩序的制度、观念机制。另一方面,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上述制度、观念机制也经历了选择与调整,最终在梁后期得到完全行用。对嫡皇孙加崇现象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南朝政治体制的特殊性。     

略论南齐宗室的起家

萧齐君主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实行重用宗室策略,积极地推进宗室士族化进程。萧齐君主注重宗室的起家,即宗室起家年龄、起家官类型、起家官品。细绎发现,萧齐宗室的起家年龄未及弱冠,起家官多以清显为主,起家官品级亦颇高,彰显了顶级贵胄之气势。     

宋代的地方志

一、宋代地方志的编修我国有组织地大规模编修地方志是从隋唐开始的,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编成了《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唐朝规定,诸州郡每三年造送图经上职方(一度改为五年),编成了《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和《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     

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初步研究

综合对比平面形状、堆积状况、文物埋藏与保存状况等几方面的特征,目前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可分为六大类六个等级,年代从二里头四期延续至西周晚期,以中商至西周早期较为集中。除等级最高的三星堆祭祀区一至四号坑、七号坑及八号坑为祭祀器物掩埋坑外,其余祭祀遗存均为祭祀坑。结合《左传》等文献记载可知,古蜀地区的祭祀大体可分都城祭祀和地方祭祀。“四时之祭”“禘祭”等由统治阶层主持的祭祀活动只在都城举行,其祭祀等级也相应较高,除此之外,在都城内城墙内侧等地还举行等级相对较低的祭祀活动。地方举行的祭祀活动有在都城郊野举行的“郊祭”,在国之边界区域的高山和河岸举办的“望祭”,以及其他普通祭祀活动。“郊祭”“望祭”等级低于“四时之祭”和“禘祭”,其他的普通祭祀活动等级最低。只有“四时之祭”“禘祭”是固定在宗庙中举行,其余祭祀活动没有固定的举行场所。     

后疫情时代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论文梳理了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背景与路径以及疫情影响下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转向,并以2021年全德华人抗议德国儿童读物事件（简称“童书事件”）为例,就德国华人如何构建新媒介政治实践的行动网络展开探讨。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新媒介实践归纳为三类：第一,以信息资讯类平台为代表的选举政治投票助力;第二,以视频社交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参与虚拟在场;第三,以即时通讯类平台为代表的政治动员增量表达。研究显示,德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三类新媒介都在“童书事件”得到了具体运用,并在盟友招募与集体动员的转译环节中,实现了华人政治诉求与权益表达“流量、声量与增量”的交融互促。     

1953年，我们全班都考取了大学

1953年6月,我在长沙市一中高四班毕业,准备迎接高考。我们班是学校的重点班级,学校授名为“罗盛教班”。全班有40多名同学,政治思想和学业成绩都比较好。     

从楚墓出土丝织品的色彩看楚人“尚红”

楚人有“尚红”之俗,以红色为贵。本文以楚墓出土的丝织品为主要考察对象对楚人的“尚红”习俗进行了进一步探讨,认为红色在楚人的色彩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以红色为贵,明确带有政治和社会功能,表现了鲜明的等级观念,可以说,红色是楚人上层社会的标志之一。我们不能把”尚红”简单地理解为楚地流行红色或以红色为主。     

邛崃天台山石牌坊及照壁

邛崃天台山石牌坊及照壁汪雄邓蛛古称临邓,位于川西平原边唾。从西汉起就是繁庶之地,千古佳话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就发生在此。古时为汉羌民族杂居地。据未《太平寰字记》卷７５邓州条载：“（邓）州西至羌戎界一百三十里……此郡以夷撩相杂,愈于诸郡。”清乾隆《邓...     

日伪时期的《东亚联盟》与东亚联盟运动

中日战争期间,为侵略中国并在思想上控制中国,日本陆军中将石原莞尔抛出了“东亚联盟论”,并与木村武雄等人组建东亚联盟协会,出版机关刊物《东亚联盟》。“东亚联盟论”提倡以“共同国防、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以及文化沟通”为基础,建立日满华同盟,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影响较大的侵华理论之一。在“东亚联盟论”思想的指导下,木村武雄与石原莞尔等人开展起来的东亚联盟运动,宣传“王道主义”蛊惑东亚他国民众,极具欺骗性。从《东亚联盟》期刊发展的脉络看,东亚联盟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分别以政治运动和半宗教半政治运动为特点。但无论侵略者们进行怎样的装点与掩饰,都掩盖不了“东亚联盟论”及其运动的侵略本质。     

晋、魏追迹夏代与《纪年》《厚父》的古史观

夏墟之上的晋、魏两国都曾尝试追认和承袭夏代的政治名位，以巩固政治与军事地位，可谓“晋魏承夏位”。晋平公举夏代郊祭以祀鲧，暗示晋国能够取代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与三代等视之。魏惠王更是以夏代的后继者自居，称夏王，乘夏车，迁夏都，以天子之礼自居，在诸夏中争夺正统。魏史《竹书纪年》呈现出“夏—殷—周—晋—魏”的历史序列，抬高晋、魏两国的地位。汲冢书与清华简《厚父》皆不持禅让说，默认“禹启世袭”,肯定嫡子启的合法性。这种古史观与三晋政治密切相关：有利于巩固君主制，强化嫡长子继承制，防范能臣干政，为“魏承夏位”奠定了历史文献的基础。《纪年》“益干启位”是战国三晋人造作的逆反古史，目的是消解禅让说对政治的影响。     

日本对古迹文物的保护

在日本,人们把古代的遗址、遗物、雕塑、古建等都叫做“有形文化财”,以与戏剧、音乐、舞蹈、民俗、口头传说等“无形文化财”相对应.有形文化财(本文以下简称文化财)被分为几个等级,依次为:国     

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

德意志中间等级泛指处于以工业大资产者、农业大地产主、贵族权力精英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与以工人为代表的社会下层之间的社会中间层,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1929至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德意志中间等级各职业集团对纳粹党的参与都超出它们各自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     

前凉行政地理区划初探(河州沙州)

河州,治枹罕.前凉张骏分黄河以南诸郡置河州,以宁戎校尉兼河州刺史.据《晋书·张轨传》张骏以宁戎校尉张瓘为河州刺史,治所在枹罕.《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记载“(张)祚宗人河州刺史张瓘时镇枹罕.”《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河州:“张骏二十一年,以州界辽远,分置河州,以《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积石州界,故日河州.”《旧唐书·地理志》:“枹罕,汉县,……张骏于县置河州.”前凉河州辖区全部在黄河以     

构建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边疆

本文着重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前后蒙、藏等边疆地区的政治变迁。辛亥革命使“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学说从思想变成了政治实践,实际上成为梁启超政治思想、价值体系的代行者。可以说,因辛亥革命而昌盛的“五族共和”、“中华民族”观念作为民国初期政府整合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意识形态,对边疆地方的民族国家之认同影响极深。     

商代聚落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

以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体系、横向纵向联系紧密的聚落群网状分布形式构成了商代的聚落模式。这种聚落模式体现了商代统治者“体国经野”和“立君利群”的政治内容: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模式体现了商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城的修建和内部区划体现了有力的社会调控机制,聚落群的形成体现了商王朝聚落迁徙的全民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王朝强大的政治强制性。商代聚落模式还蕴含着统治者关注农业生产和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聚落内经济区域建设的因素:商代聚落体系的择立要素和聚落内涵体现出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社会经济景观,商聚落体系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体现了聚敛矿产资源的经济管理景观。商王国及各方国的中心聚落与其周围聚落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较密切的从属与依赖关系,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的网状系统,构成商王朝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     

“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利用艺术为政治斗争服务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扼杀了“封资修”的歌曲后,“文革”中出现的语录歌、诗词歌、造反歌等无一不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并进而发展成为整人害人的一种手段。在本期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一文中,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这些歌曲产生的背景、作用、影响及消亡等情况,再现了当时那种怪异的难以理喻的现象,至今令人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