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边疆经略

“七雄归一”后,秦王朝鉴于疆域初定,边民新附,百业待兴,万事待举,积极治理地方各郡县,尤其是边疆地区。主要采取了设官辖土与重点巡视相结合、军事戍防与行政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开始强化对百越、西南夷、东部及东北部沿海地区的统治,并在北部边地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实行强边固守的战略,较成功地抵御了匈奴南下。     

十年西行记

第一次出发到川西北是在1934年的春天。我离开家乡上海,乘浅水船西上,溯长江进巫峡至四川,在成都开始了边地旅行生活的每一页。     

十年西行记

第一次出发到川西北是在1934年的春天.我离开家乡上海,乘浅水船西上,溯长江进巫峡至四川,在成都开始了边地旅行生活的每一页.     

改土归流与土官儒化——以明清云龙盐井社会为例

在西南边地的广阔空间中,土酋政权逐渐整合入王朝版图的过程极为漫长、复杂,每一个小地方、小事件都是“改土归流”这一宏大政治过程的重要元素。云龙州的改土归流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缩影。本文以土官杨氏和武官赵氏两个大姓家族为例,以家族墓碑为核心史料,从当时当地的人物立场出发,厘清云龙盐井社会的文化变迁过程,进而剖析边疆地区在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上逐渐内地化的转变。云龙土官的儒化历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边地社会的文化发展进程。从云龙州数百年的儒化进程中,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并非只是朝夕之间的制度嬗变,而是历经铺陈、过渡和完善的长时段文化濡染。     

边疆开发视域下“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以民国云南开蒙垦殖局为中心

民国时期垦殖作为开发边疆的重要举措,关乎国安民利。抗战时期云南边地垦殖受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双向互动与博弈。而开蒙垦殖局的设立与发展,可谓是此种边疆开发过程中为实现化边疆为内地,"从新建设农业"的"新理想、新社会、新制度之创造与实验",具有浓厚的制度创新色彩。     

金元首领官制度刍议

首领官是元代中央、地方官府主要属官的统称。其制发端于金代,形成于元代。金代首领官分布于尚书省、枢密院及其派出机构行尚书省、行枢密院等官署,但这些机构的都事等吏职则不属于首领官。首领官系“首领吏员”之义,产生于官吏界限模糊、吏员地位提升的背景之下。“首领官”称谓的出现不晚于金代中期,但至金末才具有制度化趋势。金代首领官的设置大抵局限于中央机构,未及地方官府。元代首领官制度的确立以忽必烈称帝、推行汉法为背景,继承了金代首领官职位,同时受金朝吏制和大蒙古国汗廷必阇赤及地方幕僚制度之影响,都事等升为官职,都目等吏职亦同其一道称为首领官。由此,元代形成了系统的首领官制度。首领官制度对宋代以降的中央及地方僚属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改变了传统四等官制的外在形式及内部运作形态。     

以府辖卫：明代军民府的制度嬗变

元明清时期,朝廷曾以军民府制度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管控。军民府广设于西南边地,实行军民共管的治理模式,时间跨越五百余年。明代是军民府制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沿袭元制基础上结合边地实际进行调整。至明中晚期,新设永昌、黎平、遵义、平越、贵阳、安顺六个军民府,以流官掌府事,上承兵备道,下辖卫所,一改此前以土官掌土民和府卫之间不相统属的治理传统。军民府制度在明代的变化是卫所、兵备道、土司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维护了西南边地的军政秩序,亦塑造了全新的政治格局。     

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

元代以前的羁縻治策与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制度,两者的核心思想虽有相通之处,但在经营思想、基本策略、施行的范围及成效方面却有明显区别。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演变,受到历朝治边的思想与策略、元明清三朝尤其是重要帝王重视西南边疆、元代后初步解决边疆经营中高成本与低收益问题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羁縻治策与土官土司制度的内容、特点和局限。     

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

军民指挥使司是明代设置于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行政建置,其创制并大规模实施于洪武年间。"军卫牧民"是制度设计的初衷,而民户数量是设置与否的根本指标,少数民族地区仅是外在表现形式。军民指挥使司管理体制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安抚和教化地方、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因明中后期世袭武官体制的腐化、人口的增殖等因素,军民指挥使司亦逐步失去了管理地方的活力,在明中后期、清前期渐次由流官充任的府(州、县、厅)等建置所取代。     

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

羁縻职官制度既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职官制度的主要形式,也是以皇权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实行的基本民族政策。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是诸朝历代羁縻职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集大成。土司土官制度既是皇权统治下二元结构的职官制度,也是最终将少数民族纳入统一职官制度管理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土司土官制度始于元代,盛行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其残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土官制度的兴衰始终与改土归流活动联系在一起。     

民国时期川西北羌地汉人的经济生活

民国学人陶云逵提出"边地汉人"是边疆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范畴。民国时期川西北羌族地区是时人心目中的"文化边疆",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与羌地汉人的经济活动密切关联。文章对民国时期的"羌地"与"羌地汉人"做了界定,对羌地汉人的职业结构、经济活动及日常经济生活做了描述,并分析了羌地汉人对羌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朝鲜王朝的土官制度

朝鲜职官分京官职、外官职、土官职三大类。土官是由本地人出任的协助军政主官处理地方事务的官员,亦分东西两班,其品级被限定在正五品至从九品范围,地位又逊于相同品级的京官和外官。朝鲜开国时,土官仅设立在济州、平壤府和永兴府3地,世宗为防御建州女真和充实新置府州实力,在鸭绿江和图们江南岸大量增置土官,其后历经调整,土官仅分布于永吉道和平安道12地府州。土官不由科举,依据才能、功绩等多种途径选拔,经本地军政主官拟差,再由吏曹或兵曹承王旨差下除授。土官仕满固定任期后可由低品向高品迁转,亦可因才干卓著转为京官或外官。比较可知,朝鲜王朝土官制度主要体现国家权力秩序结构中的层级支配性,与明清中国的土司既有相似之处,差别亦很明显。     

明代土贡制度研究综述

土贡,即"任土作贡",作为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是指地方政府无偿地向君主和中央进献的土特产、珍宝等物。土贡制度源于夏代,当时贡赋不分,直到汉代,土贡才从赋税中分离出来。经历代之发展演变,到明代已经更加具体、完备。目前土贡制度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对于明代土贡制度的研究尤为薄弱。     

铭文所见西汉诸侯王器物的生产机构——兼论西汉工官的设置与管理

西汉诸侯王器物的生产机构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化。对汉代诸侯国器物铭文中标记的生产者的分析,尤其是对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漆器上"南工官"铭记的解读可知:西汉前期,诸侯国所用器物的生产机构既有专设的府库,又有中央工官;西汉中期,诸侯国仍有府库自造器的情况,而同时还出现了郡国工官,这类地方工官虽曾短暂地转归大司农管辖,但基本上仍以郡国控制为主;西汉晚期,明确为王国府库生产器物的情况基本消失,诸侯用器多转由铜官或工官制造。     

从实物鉴别及宏观角度认知北宋官窑

本文从宏观层面及部分实物特征来分析鉴别并认知北宋官窑。北宋官窑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胎骨较厚,为北方胎土;做工精美,部分器物富含宗教信息,有别于南宋官窑。文中提及的“哥窑型北官”多被宫廷及各大博物馆以“传世哥窑”之名收藏,而“非哥窑型北官”由于与南宋官窑有区别,故多散落于民间。     

土官与土司考辩

在壮族史上,土司史是个重要的内容。对土官与土司的理解,历来多见分歧。它虽是个名称问题,但“名不正则言不顺”,似有考究的必要。本文排比疏理,考证了土官、土司二词的来源,各自的涵义,及其在流传使用过程中的混用,否定了“文职为土官,武职为土司”的观念,提出了作为制度而言,应以“土司制度”为名。     

北京政府整顿各省官银钱号问题研究(1912-1916)

北京政府着力整顿各省官银钱号,其措施主要为限制与取缔其纸币发行权,设立监理官,将官银钱号改组为省银行,中央设平市官钱局,移交经理金库业务等。对官银钱号的整顿,反映了北京政府统一币制与财政的决心,也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强化中央金融体制、推进金融制度现代化的决心,显示其统治力向全国各地的推进过程,一些政策影响深远。但是随着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造成政局动荡,一些措施无法持续深入,加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导致了对各省官银钱号的整顿始兴终败。     

明清西南土司承袭制度和文书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统治．承袭汉代以来的羁糜制度．建立完善了土司制度。本丈就明清西南土司承袭制度和土司承袭文书进行探讨研究．以揭示明清封建中央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统治措施。明朝统治者在经营西南地区的过程中．“磁元故事．大为恢拓”．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土司官僚体系。明初西南少数民族土司的来源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任用元代的少数民族士官。明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c’其二是新增设的主官。《土官底簿》卷下贵州部分记载：明代该地交职土官15人．其中巡检7入．全系新设…     

五代进奏院考

五代进奏院继承了唐代职能,扮演着地方政权与中央文书传递、信息沟通中介的角色。同时,由于地方与中原王朝实力的变化,进奏院制度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具体表现为进奏官的地位,进奏院设置反映了那个时期政权与政权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