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论近代社会中的绅士集团

近代社会常将“绅界”与官界、学界、商界并称,把它划分为最基本的社会集团。但何谓绅士?史学界尚无一致的看法,因此,探讨绅士的内涵和指属范围,使其成为严格的学术概念,很有必要。一绅士或士绅,亦称绅衿,是同一个社会存在对象的不同称谓。绅士与绅衿是经常交替使用的概念: 为官不接见绅衿,甚属偏见。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从文字本身看,绅、衿、士各有不同。绅指绅带,其引申义为“束绅之士”,即“(扌晋)绅之士者,(扌晋)笏而垂绅带也”。衿指青衿,是古代衣服的交领,后来成为“生员”的服     

帮会大火拼：洪秀全与曾国藩

正两千多年来,虽说"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但庞大臃肿的官僚体制,并不能完全控制得到广土众民的社会基层。朝廷权力只到达县一级,下面存在大片的断层,是官府鞭长莫及的,必须运用父权、夫权、绅权、神权等,以及依靠大批豪强、吏役,来填补空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绅权往往比治权强大得多,祠堂的作用比衙门大得多。农村的祠堂起着维系宗族的作用,补政     

“绅商”词义考析

从 1 9世纪中叶起 ,“绅商”一词已经流行于各种公私文献。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分指绅与商的例证较多 ,而单指性的例证较少且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问。所以 ,“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 ,并未融合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在考析历史文献时 ,应注意“绅”与其他阶层 (官、商、学、军等 )组合时的不同语境 ;对“绅”分行业分地区的比较研究也应引起更多重视。     

民国初年的乡绅与县政——以《何宗逊日记》中的黟县为例

民初黟县乃至徽州的县政,依然是典型的双轨政治。它的特点,是绅权与政权的共治。鉴于双方力量的不平衡,这个共治是建立在绅权强势而政权弱势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央权威衰弱甚至缺位的乱世,保境安民,是乡绅责无旁贷的义务。在大局粗安情况下,绅权倾向于支持并配合政权。但政权一旦扩张渗透到乡绅的传统势力范围,绅权往往纠结地方各种力量进行抵制。乡绅与地方,更多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绅权对于地方多有保护,也因此获得地方的支持。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乡绅与反洋教运动

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探索这一问题,必须研讨乡绅阶层。“绅”者,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而异于民。鉴与国内外有些学者往往把官也包括在“绅”的范畴内,笔者特在“绅”     

权与钱

与社会而言,“权”象征着责任,“钱”象征着富贵,“权钱”本是一个人的能力与修养的体现,可不知不觉,“权”“钱”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如例行的各类发布会上,各种招投标的评标中,工作岗位普升时,甚至在校园里,“权”“钱”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关系”,仿佛这些比千言万语来得更直接,比多年的努力来得更有作用。     

权与钱

与社会而言,“权”象征着责任,“钱”象征着富贵,“权钱”本是一个人的能力与修养的体现,可不知不觉,“权”“钱”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如例行的各类发布会上,各种招投标的评标中,工作岗位普升时,甚至在校园里,“权”“钱”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关系”,仿佛这些比千言万语来得更直接,比多年的努力来得更有作用。     

晚清传统秩序崩溃和绅权扩张之浅见--光绪二十七年皖江水灾与和州的社会控制

四十年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名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通过研究19世纪中叶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地方军事化过程,认为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即绅权扩张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中国农村的共同特征,标志着中国传统国家的崩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观点在史学界得到广泛关注和共鸣,大有将其泛化之势①。由于孔飞力的研究止于1864年,很少涉及此后的情况,故正如其本人所说:“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史还存在着大量未被研究的课题。”本文将依据《吏皖存牍》②、《申报》以及有关的档案、方志等资料,以孔飞力研究…     

“地归原主”中的国家与乡村——土地革命后赣南社会状况分析

1934-1937年,以“地归原主”为契机,围绕着土地继承、业权改革、族田庙产、田赋启征等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将国家力量向前中央苏区乡村渗透和扩张,由此揭开了国家与前中央苏区乡村社会互动的序幕.乡村社会对此既有合作也有抵制,政权力量则根据乡村社会的回应对政策作出了一定的调整和妥协.在博弈过程中,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有所加强.     

“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

晚清历史文献中的“绅商”存在分指性和单指性两种情况。在分指性意义上 ,系“绅士和商人”的合称 ;在单指性意义上 ,则反映着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融合 ,以至结合为一体。“绅商”名词的出现和流变提示了近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历史大趋势 ,即“商”之地位上升和“绅”之地位下降 ,以及这种社会错动中人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变迁。     

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区域性军事力量(晚清督抚势力、湘淮军、民国军阀)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近代政治走势的重大因素,同时造成了民间势力的异化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近代豫西南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民间势力迅速“匪化”。一方面,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在编练团练、防匪自卫的过程中逐渐掌控地方武装,民间军事化尤其是绅权“武化”的色彩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普通乡绅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为了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开始与地主豪强甚至匪股联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剧了豫西南民间势力的“土匪化”进程。     

咸同年间河南的圩寨

咸同年间河南普遍存在圩寨,修筑圩寨是清政府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以对付太平军和捻军的一项重要举措。圩寨分布广泛,结构复杂,内部寨民组织比较严密。其修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就像一柄双刃剑,在实现清方所谓“坚壁清野”的同时,也为捻军和某些寨主对抗官府提供了根据地。圩寨的存在还使绅权藉以扩张,对河南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捻平后继续存在的圩寨逐渐成为乡居村落,与村庄、集市并列。     

龙启瑞状告广西地方官员考

咸丰三年,因丁忧归里的状元龙启瑞曾向皇上递状控告广西巡抚等地方官员。从中可见当时广西社会的诸多方面,包括举办团练问题上“官”与“绅”的矛盾。     

“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

明清基层社会管理制度转型中,州县捕巡官员的分辖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尤其以广东最为典型。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巡检司直接统辖乡堡,清初典史、驿丞等开始具有辖地,至雍正五年县丞、主簿等佐贰官也纷纷移驻乡村,并最终通过乾隆二年吏部行文将捕巡官员分划辖境的管理方式从局部区域推广至广东全省,事实上形成了县下一级行政单元的雏形。捕巡官员在基层社会发挥了有限但又广泛的行政职能,与乡绅形成共治乡村的关系,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其辖区具有了统一名称——"司"。广东并非孤例,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以后全国各地大量出现类似捕巡官分划辖境的现象,构成一种全国性的州县分辖制度,代表着国家将行政机构向县以下渗透的初步尝试,由此传统以县为界将皇权、绅权视作"双轨政治"的认识就具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清末地方自治中的广东士绅

<正>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这一基层控制模式，士绅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地方自治是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士绅是地方自治的中坚力量。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开展的地方自治是应对晚清政治改革的自然调适，开启了广东地方政治近代化的先声。广东士绅在设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参与咨议局和筹建统一自治机构等方面投入了相当精力，虽然成效有限，但却巩固了传统绅权。对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原因、     

浅析清末芜湖育婴堂之“征信”

芜湖育婴堂作为晚清慈善事业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弃婴的死亡率,是晚清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在其运营过程中,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大力推崇和支持,以及芜湖仕绅、商人的鼎力协助,他们出让地权、捐款捐物,那么该育婴堂为何能得到各方的资金支持和物资援助呢?除了当地官员、仕绅将其当作一件善举,发扬乐善好施精神以外,育婴堂本身是否也做了诸多工作来维持堂内外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呢?本文即以安徽博物院院藏《芜湖育婴堂征信录》内所载之资料,从订规章制度、造四柱清册和立誓言三个方面,分析芜湖育婴堂是如何"征信",从而获得更多支持与资助的。     

孙中山“平均地权”理论再思考

土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头等大事,考察各个时期的土地主张是认识近代中国各时期政权属性和立场的重要指征。对土地权利的探讨,则是研究土地问题的核心。“权”的力量伴生着“利益”,“权利”往往会被视为一体,因此在面对“平均地权”理论时,研究者们基本默认了地权与地利一体,讨论的空间通常建立在两个点上——国家对土地的态度和国家可行使权利的方针内涵,而没有对方针内容能否对应“平均地权”题目做出回应。事实上,“地权”和“地利”两个概念在“平均地权”理论中并不适合做一体化讨论,推行这一理论,无法通过“地利”的平均实现“地权”的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