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地子”、“地税”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赋税制度受唐两税法的影响,征收户税即“突税”与田亩税即“地子”。此外,“地子”可能也被称为“突税”。归义军政权承袭吐蕃统治,赋税制度是唐制与蕃制的混合,向民户征收“地子”即田亩税,征收的“地税”则从吐蕃时期的“突税”演变而来,其性质还是户税。归义军政权赋税制度中的“地子”和“地税”是两种不同的税目。     

“中庸”朔义刍议

“中庸”之“中”应释为心,“庸”应释为用,“中庸”即“用中”,即记心之为用。“中庸”即儒家的“忠恕之道”,其以“诚”为前提,是个体修习得仁的方法。“中庸”既是儒家修身处事的方法,也是儒家王道政治的必由之路。儒家的“道统”之传也是以“中庸”为其内容。     

张学良的三大政治“情结”

张学良,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颗耀眼的巨星。其政治生涯短暂,但其所作所为却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了历史方向,时隐时现地表露出那种传奇式经历所产生的三大政治“情结”,即“日本情结”、“领袖情结”、“中共情结”,或者说这三大政治“情结”铸就了其充满传奇式的政治生涯。     

“书呆子莫来馆”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创办著名的晓庄学校,其图书馆叫做“书呆子莫来馆”,告诉大家不做书呆子。馆里藏书比较丰富,阅览者不受限制,可以遍查图书。是个自学的好地方。比如“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陶校长说是根据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打了半个筋头提出来的。究竟是怎样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陶校长却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究竟哪个对?当时教育有所谓“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以及班级编制,复式教学,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如此等等。好学深思的同学都喜欢…     

“DIXIE使团”及其对中国政局的影响

“DIXIE使团”音译为“迪克西使团”,即美军观察组,在抗战后期进驻延安,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重然美国当局二战前后一贯奉行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对华政策,“迪克西使团”也只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但其造成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     

释“馘”、“■”及其相关字

甲骨文、金文馘(■、■)字与其所从■字等的释读涉及相关甲骨文、金文数例。甲骨文、金文“■、■、■”等字即馘字,馘字所从“■、■、■、■”等字即■字。     

漫谈“霓裳”与“六幺”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为了突出商妇弹奏琵琶的不同凡响,特描写了她弹奏当时的两支名曲——“霓裳”与“六幺”. “霓裳”即“霓裳羽衣曲”,相传为唐玄宗所作.关于此曲的来历,说法颇为玄妙.有说:“叶法善尝引上游于月宫,因聆其天乐,上自晓音律,默记其曲而归传之,遂为霓裳羽衣曲.”有说:“帝与术士罗公远游月宫,见仙女数百,皆素练...     

清代东北的“贡江山”“官河泡”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其统治者与几千年来的其他封建王朝的皇帝一样,把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山河,视为“家天下”。也就是“普天下之下,莫非王土”。清朝历代皇帝对东北三省的“贡江”、“贡山”、“官河”、“官泡”即“贡江山”“官河泡”的占有,掠夺其特产,以供坛庙祭祀之用和满足其奢侈豪华的享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清朝东北的贡江山主要在吉林地区,而捕珠则远及黑龙江省。“贡江山”,是指自顺治初年,由清室内务府拨设于吉林打牲鸟拉总管衙门的“管界周围五百余里严禁山河”。     

张樾丞奉命篆刻“开国大印”

在今天的北京琉璃厂,有一家图章墨盒刻字店,名叫“同古堂”,其创始人是著名篆刻家,有“铁笔圣手”之誉的张樾丞先生。1949年,张樾丞奉命篆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即“开国大印”。     

“三次革命高潮”解析

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标志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大陆学者的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提出并得到广泛接受并非偶然,自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想基础。胡绳在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把握中将国内阶级矛盾置于中外民族矛盾之上,“三次革命高潮”突出中国本土因素、相对忽视涉外事件即与此密切相关。此外,他将“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合称为第二次“革命高潮”,这样,近代史上四个被特别突出的历史事件之主角,农民与资产阶级各居其二,从表面上看来无所偏重,实则为其解释体系的调整预留了空间。胡绳通过对“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这两大史事作有分寸地扬此抑彼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因应了不同时代的理论需求,增强了其学说的包容性。     

浅析武威民风的“质”与“野”

武威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铸造了贯穿其历史发展过程的民风特性——“质”与“野”。“质”即文化底蕴,“野”有豪爽、强悍、刚劲之意。本文通过探究武威历史简要分析了形成这一独特民风的多种因素。     

“山花体”源于“转韵诗一章”辨

白族民歌形式、格律,本有多种;其中以“三七一五”句式较为流行,它不仅为对歌小调所采用,即在白族讲唱的“大本曲”中,亦普遍用之。由于现存的白文《山花碑》采用这种句式,故多称之为“山花体”。“山花体”的渊源问题,早在四十年代,徐嘉瑞氏就曾进行考索,并在他研究“大本曲”时考订“山花体”形成于公元十世纪,谓大长和国主郑仁(日文)所制的“转韵诗一章”,已开其先河。其说云:“大本曲历史,最早的记载见于五代会要所记的南诏(时南诏已亡,乃郑(日文)时代)上大唐皇帝舅书(大唐皇帝即后唐庄宗,时唐已亡),附有转韵诗一章,诗三韵,共十联,有类击筑调。这是大本曲     

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

本文首先介绍了20世纪中外史学界关于庄园制问题的讨论情况。然后在探讨封建庄园最一般特征的基础上,将唐五代宋初敦煌文献中含有“庄”字样的文书归类进行分析,提出作者的看法：敦煌文书中大量出现的“庄”、“庄田”、“田庄”、“庄园”,多数即指田地,或田土、田宅,与一般的田产、田宅并无不同。其“庄”、“庄园”都不是基本的、独立的生产和经营单位。因此,也就不是史学界所说的封建庄园。     

“主”字新考

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梁书〉札记》“劾奏公文格式”条旁征博引,讨论了“即主”就是正犯、魁首之义(第2 83—2 84页)。我们认为,“主”在古代是一个典型的法制术语,其义相当于“诉讼案的当事人”,一类是被告,即今日所言“犯罪嫌疑人”或“罪犯”,另一类是“原告”,往往指受害者。首先是“被告(作案人)”之用例。《三国志·魏书·郭渊传》:“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太平广记》卷四七三引东阳关无疑《齐谐记》:“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宋郑克《折狱龟鉴·迹盗》:“翁归,辄召其县长吏,晓告以奸主名。…     

从“不知我者”到“知我者”——瞿秋白《多余的话》是写给谁看的

关于瞿秋白《多余的话》的写作动因,人们比较注重研究其“远因”,也就是瞿秋白过去的经历,如国内外种种思想文化的影响、性格特点、党内遭遇等。对该文写作目的的研究则大多指向未来,如“暴露内心”或者“总结党内斗争经验教训”等。那么《多余的话》的写作有没有“近因”,即“当下”的因素在起作用呢？他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到底是写给谁看的呢？他到底想要说清楚一些什么事情？他为什么必须在临死前说清楚这些事情呢？     

释新蔡葛陵楚简中的“ ”字

新蔡葛陵楚简是上世纪末在河南省境内出土的一批重要的楚文字资料,自其面世以来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重点讨论简文中被误释为“熊”的一个常见字形,认为应改释为“ ”,并详细分析了其形体演变的轨迹;“ ”字在新蔡简简文中有两种读法,一为“骊”,义为黑色,二与“熊”音近通用。     

殷纣“炮烙之刑”释疑

殷商“炮烙之刑”重点在“炮”,原意为烧杀,它与辽的“炮烙之刑”重点在“烙”,即灼伤,是不同的。殷纣的“炮格之法”是殷商“炮烙之刑”的一种具体执行办法,即在用薪或焦炭烧死人前,加入了罪犯在圜木（而非铜格、铜柱）上行走的娱乐成分。殷纣的“炮格之法”,惩罚的并不是自由民,它对外惩罚诸侯反叛者,对内惩罚有怨望的百姓。     

“诞生”与“诞辰”的用法

“诞生”与“诞辰”都有相同语素“诞”,都是“出生”的意思;不同语素“生”与“辰”.“生”指出生,与“诞”同义,故“诞生”即出生,是联合式合成词.“辰”指时日,“诞辰”即出生的时日,词义以“辰”为主,是偏正式合成词.     

“初吉”简论

关于“初吉”在西周时期金文中本是月相四分法中的一个名称,至春秋后乃演变为仅仅表示吉利意义的一种虚文套话,我在《金文月相管见》一文中已做了专门论述。并证明了成康时期是月相四分法的初创形成时期,昭穆时期是其推广定型时期。然限于篇幅,对于“初吉”的本义及其演变过程,则未详细说明。本文即就此进行考证。在说明“初吉”的本义之前,首先想辨析一个与之有关的问题,即甲骨文中的“旬”字,前人往往把它解释为证明殷代已经实行干日三分一月法的证据,如叶国庆先生言:“商人以十日为一旬,三旬为一月”。     

“调均贫富”与“斟酌贫富”──从孔子的“患不均”到唐代的“均平”思想

本文考察了先秦至唐代均平思想尤其是赋役均平思想及其措施的传承脉络,指出唐代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所谓“均平”,其思想来源和经济内容都基本相同,系承袭前代的“调均贫富”和“斟酌贫富”,即要求根据贫富差别相应承担不同的赋役负担。其宗旨是相对平均主义,而非绝对平均主义,因而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