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胡适:从青年浪子到留美博士

正《胡适许怡荪通信集》收集的是胡适早年与好友许怡荪(?—1919,安徽绩溪人,1913年留日,早逝)的往来书信。细读这些信,可以发现许多有关胡适的"新"史料。留美前大醉胡适喜欢喝酒,也能喝酒。早年在上海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竟至在一个雨夜,大醉的胡适在回去的路上同巡捕打了起来,结果被抓进了巡捕房。好在得知他是老师,只让他交了5块钱     

胡适的苏俄感观:对社会主义大加赞扬

正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并不表赞同,这是众所周知的。早在1919年,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他与李大钊曾有过一番不小的争论;他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赞同与不赞同的问题。然而,1926年胡适在莫斯科只不过短短停留了3天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给友人的信中畅谈自己的新鲜感受,对社会主义大加赞扬。那么,胡适怎么就去了赤色俄国首都莫斯科呢?这乃鲜为人知之事。     

胡适及其《南游杂忆》

1935年初,胡适赴香港大学领取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名誉学位,开始了他第一次南游.他在香港停留了五天,在广州只逗留了两天半,在广西却滞留了14天之久,游历了许多他"多年想去而始终没有去成"的地方,胡适感到非常快慰.然而,胡适在获得鲜花和掌声的同时,还曾面临过恫吓和敌意.胡适北还后,据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南游杂忆>,并在<独立评论>以连载的形式刊发.同年10月,上海国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该文的单行本.     

胡适家书选

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整理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的日记》之后,《胡适家书》也已整理就绪,准备付梓。在此书尚未面世之前,应《安徽史学》编辑室之约,挑选一部分先予公布,以飨读者。这部分家书,上起1908年,下迄1946年,以胡适在美国留学和任驻美大使期间的为多,内容大都为向家人报告他在外的学习、生活、工作、见闻等情况。但从中可以看出胡适的世家观念以及他对政治有极大兴趣。他以后步入国民党营垒并把自己的命运同国民党联在一起,同他年青时所受的家庭教育及留学时的思想动机是分不开的。从家书所反映的胡适思想的一个侧面,对我们了     

“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匡亚明先生印象

1996年9月25日,南京大学纪念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中心成立十周年,要我去参加庆祝会议。这是中外教育合作中的一个创举,一件盛事,几乎是匡老（亚明）以其魄力和毅力一手完成的。此事与我也有一点因缘,自然不能不去。但是此时已91岁的匡老,刚开过刀,身体衰弱,所以即使是他一手擎划经营的事业,也决定不参加了。虽然如此,第二天一早,他还是派车接我们夫妇到他家叙旧。出我意外的是,他精神极好,毫无病容,虽然始终是躺在藤躺椅上,却还时时欠身而起,执意要我吃完几角月饼。在我们告辞的时候,他还同夫人一起…     

胡适和杨振宁的交往

杨振宁先生曾撰文提到,由于父亲对他婚事的关怀引发了一段他和胡适的交往。1949年夏,杨振宁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杨振宁小时在北平曾见过胡适一两次,得到这个口信,他便跑去拜见胡适。见了面,胡适十分客气,说了些称赞杨振宁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出国前曾看见过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杨武之托他关照杨振宁找女朋友的事。接下来胡适还极风趣地幽默了…     

胡适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几个重要观念

在令大多数中国人长期困惑的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胡适化与看来同自己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现代世界新文化泰然相处,并怎样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的新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相协调和继续发展.胡适指出,各民族的文化本质上是有同一性的,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因此,不存在所谓东方文化是精神的,西方文化是物质的这种大分别.胡适又指出,历来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的常态都是自由选择,各取所需.胡适还强调指出,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的"根本保守性",也就是所谓"文化本位".这个"文化本位"实际上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基于这样的认识,就能够以一种开放的文化观念来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新文化的关系,化解种种困惑,较好地解决近代文化转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胡适在香港讲演引起的风波

1935年1月,胡适应香港大学之邀,往游香港。年前,一些朋友曾经劝胡适不必前往。但胡适认为,此行不仅仅是前去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这是胡适所有35个名誉博士学位中的第一个),也是想借此机会对他从未去过的香港、两广等地的教育文化事业有所考察,所以坚持践约赴港。1月1日早九点半,胡适乘哈     

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胡适同中共的关系,与他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的言论和行动相关,也与中共当年试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一政策相关。双方当年在对内对外的政治主张上皆有不少歧异,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适与中共的关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双方“求同”的愿望。真正导致中共不那么重视胡适及其政治派别的,应是国共合作及1925年五卅运动后,其“革命工作”已日益进入具体的工农运动甚至武装斗争阶段。这时,尽管中共仍有“争取”胡适的努力,也相当欣赏胡适对苏俄的公开赞颂,然而双方基本政治立场的对立却未能调和。     

感动胡适的三块银元

众所周知,胡适把官位看得很淡,不但不主动跑官、要官,就是对送上门来的官帽,也一概拒绝.但胡适也不是所有的官都推掉不做,如1938年,中国全面抗战正处于关键阶段,非常需要美国在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援助,鉴于他的影响,蒋介石任命身处美国的他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全权大使,去美国开展外交工作.这个官儿,他接受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天起,为国家牺牲了.”胡适为什么接受了驻美大使的任命呢?当然首先是出于国家需要,但笔者最近读到一则史料,讲的是关于“三块银元”的小故事,这“三块银元”,很可能对胡适接受任命起到了推动作用.     

胡适：一个投票选举中的“常胜者”

<正>胡适留学美国时,对美国总统选举比较关注,还曾两次参与模拟投票,并就中国留学生为何投威尔逊、罗斯福的票等问题在日记中做过分析。可见,在美国留学时期的胡适,对于投票选举,已有初步的认知。而彼时的胡适怕是没有想到,在往后的生涯里,他自己也会作为“被选举人”一次次出现在票选中,而且是一个“常胜者”。     

胡适与清政府的留美官费生榜单

浪子回头金不换。胡适考学放洋,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因此他对此事十分关注。后来他在同榜的竺可桢那里看到了当年油印的"第二次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学生榜",并得到了抄本。     

胡适与抗战

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胡适一直反对对日作战。为此,他曾长时间担着“卖国”的罪名,受到舆论的谴责。但“七七”事变后,他却受蒋介石的委托,为抗日的事出国奔走,不久并出任驻美大使,成为国民党政府战时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角色。那末,胡适是怎样从反对抗战转变到拥护抗战的呢?他在抗战时期,尤其在担任驻美大使时期,做过哪些活动,这些活动对中国抗战有何意义?他对中国抗战发展前途是如何估计的?如此等等,这些问题,过去一向不很为人注意,都有加以研究的必要。一“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适在北平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他同他的朋友丁文江、     

也谈胡适的骨头是否"硬"

谢泳在《胡适的一些旧事》一文中,比较了对鲁迅和胡适的一些评价后,提出"总体上看,也可以说胡适的骨头是硬的"的观点。接着,《羊城晚报》发表了丹祖的文章《胡适的骨头是"硬"的么?》,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胡适的"硬"是反映了反动派内部的一些争论或国民党内部高层人物之间的某些分歧罢了。他的性质,同革命派、革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坚决斗争的性质,显然完全不同。从胡适28岁以后的大半生经历来看,正好表现了他敌视革命人民、进步人士的'反骨'之顽固性是多么'死硬'罢了"(转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8日21版)。如果说谢泳先生的观点过于"新"的话,我以为,丹祖先生的话则过于"旧"了。     

划不清界限——胡适与高宗武

正一、从"低调俱乐部"到"高陶事件"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局势,许多人坚决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和他一些朋友的调子却非常低。1937年7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胡适四次营救陈独秀

由于政治主张相悖,陈独秀、胡适分道扬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陈独秀一生遭绑架一次,四次被捕。遭绑架那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的四次被捕,胡适均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他。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皖人吴炳湘的同乡关系,去打通关节。他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写文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在《每周评论》发表《威权》一诗,抨击北洋政府无视人权的专制统治。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陈独秀。1921年10月4日,陈独…     

毛泽东说: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

毛泽东想让胡适当图书馆长的启示龚育之教授的文章使一个长期流传的故事得到了确凿的考订。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文化专制主义方面也有不少可以肯定的地方,然而,后来却“抛却人权说王权”,站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对胡适的变化,毛泽东当然是清楚的,但仍然要团结他,争取他,发挥他的专长。相信读者从这里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东逐西迎胡适之——1935年1月胡适的两广之行

1935年元旦上午,胡适兴冲冲地由上海乘坐哈里孙总统号轮船赴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4日清晨船到香港。在香港,胡适除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活动外,还作了五次演讲。1月6日在香港华侨教育会对：二百多名华学校的教员演说中,他说：“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化中心。”想不到这样一句平常的话却惹恼了当时在广东实行尊孔读经的陈济棠等人,他们不但迫使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取消邀请胡适去演     

胡适为何“自愿担任驻日大使”

正1938年8月25日,胡适给韦莲司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1935年到1936年之间,我曾自愿担任驻日大使。但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个“独立的人”,我认真的话,却被视为玩笑!或许也有人不要我做这件事。这个信息十分令人意外。这有违胡适一贯不加入政府,不“介入实际政治”的立场。国民政府高层、甚至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屡次要他“出山”,都遭婉拒。抗战中出使美国,他也百不情愿,一再表示是“逼上     

胡适拒绝做广告

胡适在众多亲戚中与胡近仁关系最为密切。胡近仁虽为族叔,其实只长胡适四岁,是胡适在九年家乡教育期间,读书写诗的引路人。胡适在上海求学及留学三年期间,胡近仁是他母亲家信的解读人兼代撰人。胡适回国后以博士身份在北大任教,两人信函频繁。胡适对于自己婚姻的真实看法,只透露给这位族叔一人;而胡近仁就连儿子择校的小事也要与胡适商讨。虽然两人地位悬殊,却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总角之交的那份情谊。胡近仁在上海开设裕新茶叶店,生意不尽人意,于是想借重名气已经如日中天的胡博士来促销。１９２９年,他给胡适写信谈了自己想推出“博士茶”的设想,并将写好的广告词请他过目。广告词中说,胡适早年服用此茶“沉疔遂痊愈”,“凡崇拜胡博士欲树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当年,胡适若是首肯的话,“博士茶”一定会畅销全国,也会给他的族叔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可胡适断然说“不”！他及时复涵,阐明自己的观点：一、沉疔痊愈,“这更是欺骗人的话”;二、“博士茶”广告中不能使用胡适名字,广告的“措词其实甚俗气、小气”;三、崇拜胡适饮“博士茶”,“此是最陋俗的话,千万不可发出去”。胡适在信结尾处给胡近仁指点迷津道,“当细心研究大公司、大书店之广告,自知近世商业中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