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书写”的大成之作：《野马，尘埃》及其他

冯玉雷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其"丝绸之路(敦煌)文学书写"特别是最新力作《野马,尘埃》,在神话、历史、叙事等层面彰显出丰富的创新性。民间文化、敦煌文化和丝路文化,是冯玉雷小说的创造性得以发生的"素材"。"新神话"表征小说的灵动之美,"新历史"表征小说的同情之心,而"新叙事"表征自觉的文体意识,三者彼此交融,融合会通,开拓了独特的审美意蕴和文化价值。     

多媒融合：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研讨综述

冯玉雷长篇历史题材小说《野马,尘埃》的出版,引起了文学界、美术界、考古界、敦煌学界等人文社会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小说文本和创作主体,多媒融合,音频传播、在场研讨与书面剖析等互为参照,创造性地发挥了文学传播和文学批评的新路径和新方式。《野马,尘埃》以文学创作的样态传播敦煌文化,用小说铸造文化史和民族志,在求实的历史考证基础上,通过文献考证、古今戏仿、人物变形等艺术手法,实现了对传统历史叙事方式的解构,并为此重构了多元和互文性的先锋性叙述话语系统。其先锋性的叙事探索开创了新的小说语言形式,焕发了历史题材小说新的生机。以文学创作传播敦煌文化,用小说书写文化史、民族史与边疆史,实现了对人类政治和历史文化的本源性思考,以文史贯通的叙事艺术探索显现了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文化自信,也有助于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审美认同。     

心为野马，身为尘埃——长篇小说《野马，尘埃》论析

敦煌历史文化题材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是冯玉雷先生经过长时间的潜心钻研和孜孜不倦的探索,为我们呈现的蕴含着巨大知识含量的中国西部文学,正如赵毅衡教授所说:"这是西部文学重新兴起的新高峰"。本文从宏大叙事、艺术探索、生存体悟这三个方面来对这部小说进行论述。这部小说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符号,如野马和尘埃,这些符号是在作者的注视下所呈现出来的,承载着作者的人文情怀和生存体验。     

沉潜历史神话建构文化叙事

冯玉雷1990年代初发表的《陡城》和《野糜川》呈现浓重乡土气息.此后却沉潜历史和远古神话来建构宏大的文化叙事,以敦煌及其延伸的文化资源为题材,先后出版《肚皮鼓》《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野马,尘埃》等系列历史反思小说,表现了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忧虑和批判,尤其在对中华原初历史和文化的后现代书写中...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传统与时代使命

目 次 一 救亡图存与重建古史: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历史选择 二 从考古学文化到区系类型:中国考古学的探索与发展 三 坚定文化自信:新时代考古学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我国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意义,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历史、认识中华文明丰富内涵、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1].考古学在中国是近代化的产物,从它自西方传入中国、并且植根于中华大地这片沃土伊始,一方面在学术目标、理论建设和田野实践等环节就不断形成自身的历史传统,不再是西方考古学的翻版,而是努力朝着建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考古学体系迈进;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代,中国考古学者也承担起不同的历史使命,不断续写新篇,继往开来,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回顾百年中国考古学史,每当时代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中国考古学都在顺应历史变革、引领社会思潮、坚定文化自信上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     

论《野马，尘埃》的多重叙述技巧

冯玉雷所著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以其细腻的笔锋和跳脱的文风,通过虚与实、史与诗、写意与写实的结合,为我们编织出了一副栩栩如生、动感极强的吐蕃和唐朝时期历史图景。其中,作者勇于打破常规,又秉持着学者的专业素养,融会贯通地使用多重叙述技巧,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敦煌文化叙事方式。在多重叙事框架的转化中,《野马,尘埃》这部小说呈现出巧妙丰富的时空复调性,同时作者还通过多元化叙述视角的结合与文学文本的互文性引用,创造出独特的叙事效果,赋予作品绘画般交叠式的空间艺术感,实现了文学艺术的创新和历史层面的叙事的双重价值。     

生命的“倏”与“忽”与存在之“思”——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读札

正作家冯玉雷长篇历史小说《野马,尘埃》这部皇皇百万言巨著的问世,是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收获。它不但丰富和拓展了现代西部文学创作的题材视域和表达维度,而且对西部文学历史题材的现代表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小说的全球视域、化解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的穿透力、表现手法的纵横捭阖、叙事体例和话语系统等方面的创新实验,从它问世起就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     

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序冯玉雷《野马，尘埃》

冯玉雷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走近敦煌学,敦煌学界多了一位同道,当然令人欣慰。他长期坐冷板凳,在敦煌学术与文学创作之间默默探索,陆续完成《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等小说和敦煌题材影视作品《失踪的女神》《飞天》,成果颇丰。据了解,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作家中,如此自甘自愿下笨功夫,把敦煌学文献、学术成果消化,然后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并不多见。敦煌学博大精深,既是学术宝库,又是文学富矿,应该有更多作家进行文学艺术化转化。敦煌学界、文学界有了冯玉雷的小说创作,便多了一份鲜活生动。随着人们对"一带一路"经济文化的认识加深,文学界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关注文物、文献及历史文化遗存中蕴含的文学元素,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不慕浮华,心甘情愿走上比较清苦的学者型创作路子。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过去与现在

本文根据考古学科研究体系的三个层次,从中国考古学发展进程的角度,解析了新石器考古学的开端、学术定位、发展阶段及相应社会背景与深层因素,提出了中国学术界开始正式接纳考古学这门学问始于安特生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所肩负的重建中国历史任务和背景,决定了其不可能走人类学之路,在发展过程上也必然性地经历了从物质文化史研究深入到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逻辑。     

“玉成中国:神话学与考古学专家对话”论坛综述

2019年10月31日上午,由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主办的"玉成中国:神话学与考古学专家对话"论坛召开。数十位来自神话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的专家、学者欣然莅会,就中华文明探源的问题进行了对话。中华文明探源是神话学与考古学的共同职责与学术使命,本次论坛实现了跨学科交流,为华夏文明起源的探寻与中国文化基因的探究搭建了新的学术空间。     

汪宁生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创建者

汪宁生先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倡导者和开拓者。1959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短期任教后,调云南长期从事考古学和民族学调查研究工作,足迹遍及中国西南大地。他对云南地区考古的综合研究、云南青铜文化一系列的考释及云南崖画的发现和研究,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特别是利用民族资料研究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史,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在民族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独到见解和开创精神,奠定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理论体系根基。     

东周燕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研究(上)

东周时期燕国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出具有其自身特色的文化内涵。东周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与其周边诸考古学文化息息相关,既有对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吸收,也从不同程度上对周边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影响。     

东周燕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研究(下)

东周时期燕国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出具有其自身特色的文化内涵。东周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与其周边诸考古学文化息息相关,既有时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吸收,也从不同程度上对周边考古学文化产生了影响。     

天花藏主人小说地域民俗叙事考察

天花藏主人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中的代表,《玉娇梨》、《平山冷燕》为其代表作。考察天花藏主人的小说发现,他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展现了多元的地域生态,主要包括地方民间传说、民俗祭祀活动、特定人群与地域风物几个方面,同时也在叙事发展中蕴含了明末清初时期的风土人情、世俗信仰、历史文化。小说对人物活动地域空间的描述,最大限度地摄录了特定时空中的实际生活的状貌,也存留着叙事环境中最具民俗特色的东西,包括特定时空环境下多面立体的变化着的人群,由此形成了小说中极具生活气息的人际生态圈。在对地域人文景观的叙述中,天花藏主人也渗透了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积极出世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较为豁达的人生态度,不仅承载了地域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积淀的多种元素,亦通过小说中民众的口头记忆与特定文化观念之间互动互融。     

传奇:中国小说的传统与经验

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成熟的产物和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小说最重要的叙事形式和方法,其“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虚构色彩,“无奇不传,无传不奇”的情节化取向、以及“游戏成文聊寓言”的寓言意蕴,不仅形成了中国文学叙事的特殊取向和模式,还在创作和接受共通的意义上,成为中国小说独具特色的传统和经验,始终对中国小说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派

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面旗帜,他的学术思想对中国考古学产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苏秉琦创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的过程本身,就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学派的过程。以两论为代表的苏秉琦学术思想,是指导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考古学派形成和存在的重要标志。在没有出现新的能够超越它的理论或学说以前,中国考古学仍然处于苏秉琦时代。     

从家族叙事村史叙事——新时期文学村史叙事及其探源(二)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由"家族"叙事向"村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文学的发生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八十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九十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村史叙事。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建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

正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1)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与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贺信指出,广大历史工作者要"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史学的任务目标。建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考古学科的发展,理论与实践,不可偏废。建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建国60年甘肃考古发现成果综述

文物基本都出土于各类文化遗址,和考古的关系极为密切。现代考古学不过2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现代考古学只有80多年的历史,其特色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相配合。本文以甘肃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为依托,回顾了建国60年以来甘肃的考古发现成果。     

大地湾地画和史前社会的男性同性爱型岩画

文章通过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的多重视角对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地画进行了剖析;撩开大地湾地画的面纱,其与世界各地史前时代广泛存在的男性同性爱型岩画颇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