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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改变了布特哈八旗计丁纳贡的传统,将索伦、达呼尔、摩凌阿鄂伦春正贡貂皮的征收对象,缩减为食俸饷官兵及1200名壮健无饷牲丁,免除了其余1575名无俸世职、贫弱牲丁的贡役,又以当年应贡3428人为"额丁",统计食俸饷人员的增减情况,据以确定之后历年的实际贡额.此举意在通过减轻税负来改善沉重兵役压力下三部人众的生计状况,藉以更好地发挥布特哈八旗的军事效能.咸丰九年(1859)、同治十一年(1872)、光绪八年(1882),1200名无饷牲丁渐改为披甲,贡貂终成食俸饷人员的专责.清末,因猎场丧失殆尽,布特哈捕貂生产停废,但清廷仍迫使其官兵照"额丁"购貂献纳,贡貂遂由针对生产活动开征的正常赋税,蜕变为赤裸裸的掠夺手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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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鑫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3):135-140,150
在清代早期的布特哈打牲部落之内,索伦各牛录组成的"阿巴"与达呼尔各牛录编成的"扎兰",数目最初是不定的,随两族牛录数额的增加而变化。所谓三扎兰、五阿巴的格局,应是在康熙三十八年才出现的。扎兰与阿巴并非同类性质的概念,阿巴所指实为地域上的行政区划;索伦人在牛录之上的社会组织单位,应当与达呼尔人一样,都是扎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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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和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和南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舒赫德便奏请调遣索伦,满洲、绿营兵丁到伊犁屯田驻守。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伊犁惠远城建成,伊犁将军衙署行政机构也已健全,于是清廷根据伊犁防务情况,决定陆续撤回原调来戡乱之索伦等官兵,而从东北抽调索伦、达呼尔(今达斡尔)等官兵携眷到伊犁屯垦戍边。 索伦等迁到新疆是分两批进行的。第一批为五百兵丁,未带家眷,于乾隆二十八年“春草萌生时”出发到新。第二批也是五百兵丁,并携带两批计一千兵丁的眷属,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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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索伦的编旗设佐早在其南迁内徙之前即已开始进行。八旗索伦旗佐组织的编设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清太宗崇德年间开始至清世宗雍正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其旗佐组织的编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有如下几种不同的情况:南迁之前索伦牛录的编设、顺治初年南迁之后布特哈八旗佐领的编设、黑龙江将军设镇后驻防八旗佐领的编设。清政府八旗索伦编旗设佐,其根本原因主要是考虑清朝北部边疆防务的需要,以及八旗索伦精于骑射、骁勇善战的民族特点。清政府对八旗索伦大规模的编旗设佐、实行八旗制度,不仅对清朝巩固和稳定东北边疆并防范沙俄侵略有着现实意义,而且对清代八旗索伦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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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站人不属于民族的类别,而是一个大的群体,站人,又谓"站上人","站"是指清代初期设立的古驿站。清代在东北建立若干个驿站,但不是所有的驿站的人都谓"站上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黑龙江省境内,南从松花江北的茂兴,北至边陲瑷珲(今黑河市)建立了十九个驿站,其中墨尔根站以北至瑷珲五个驿站,均属索伦、达呼尔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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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土著人生活的历史已逾万年。可英国人库克第一次登陆的时间,距今只有233 年。库克一上岸,便被那里一种从未见过的动物所吸引,他形容那是用后腿站立的兔子,跳起来却像只鹿,显然他是忽略了那条长长的尾巴。库克指着这些动物、好奇地问土著人:“What is this?”(这是什么动物?)土著人回答:“kangaroo”(土著语:不知道)。土著人的意思显然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库克却以为这就是那种动物的名字,便把这个土著语按谐音写进了大英词典,沿用至今。现在你一定知道了,这种动物就是澳大利亚特有的袋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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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灵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13(4):96-97
18世纪中叶 ,清政府实现了对新疆的统一。为确保对西北地区的管辖和军事防御 ,乾隆二十七年 ( 1 76 2 ) ,清政府决定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中央政府派驻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 ,在其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分驻全疆各地 ,管理当地军政事务。为了保卫新疆和开发新疆 ,清政府有计划地进行戍边移民 ,从 1 8世纪 6 0年代开始 ,遣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锡伯兵丁携眷移驻伊犁 ,分别组成“满营”、“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 ,供伊犁将军控驭调遣。满洲兵驻惠远、惠宁两城 ,锡伯、索伦、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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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哈志略》为西布特哈总管公署旗务科长、达斡尔族人孟定恭所纂修,民国二十年(1931)出版,是布特哈建治以来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专门记述原布特哈自然、社会和人文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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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在东北边疆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布特哈八旗进行管理,实行这种制度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布特哈八旗建立的时间,学界看法不一,本文对此问题略作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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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2)
雍正十年(1732),清王朝按照八旗制度对清初南迁到嫩江中游地区的部分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打牲部落实行了一种军民合一的组织管理方式,设立了布特哈八旗。布特哈八旗的编设对东北边疆少数民族以及清政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故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本文将回顾国内近三十年来布特哈八旗的研究状况,并针对其研究提出建议,遗漏之处敬祈补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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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早期的鄂伦春民族教育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鄂伦春民族,与黑河其他各民族一样,在清代以前没有学校,在本民族中多采用口耳相传方式进行教育.他们世居黑龙江流域内外大小兴安岭广袤深山密林一带,过着“居无定室、衣皮食肉”的游猎生活.清康熙年间,鄂伦春民族的教育才有了文字记载.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为了巩固北部边防,抵御外敌侵略,清政府决定利用“骑马使枪习成特技”的鄂伦春族武装力量,根据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奏请,收抚鄂伦春诸部并正式编入布特哈八旗(位于今嫩江与爱辉之间).从此鄂伦春民族同黑河区域内各族人民一道加入到抗击沙俄捍卫国土的斗争行列.与此同时,鄂伦春民族也已经有了同其他各族人民一样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根据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奏准,在墨尔根(今嫩江县)两翼地方各设一所满官学,设学官一员.同时规定,包括鄂伦春族在内的“新满洲诸佐领之下,每岁进幼童一名,教习书义”.①1744年(清乾隆九年)黑龙江城(今爱辉镇)始设满官学一所,包括鄂伦春族在内的“八旗子弟愿入学者,由各旗协领保送,习清文骑射”.②但鄂伦春儿童入学者甚少,尤其是“沿边各地及鄂伦春、打虎尔诸族,非惟悉汉文者百不得一,即稍识之,无能道汉语者,亦十无二三”.③1882年(清光绪八年),撤销布特哈总管衙门,在“东接黑龙江,西达墨尔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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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浩洵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2)
有清一代,布特哈人一直充当着皇家捕貂人的角色,而在布特哈各族划归黑龙江将军管理后,清廷一直寄希望于黑龙江将军及其下属能在贡貂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杜绝布特哈牲丁舞弊,但是清廷万万没有想到,真正舞弊的却正是以黑龙江将军为首的这些地方官员。布特哈副总管奇三的上告令清廷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不但处罚了涉事官员,而且对黑龙江将军的权力以及贡貂制度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调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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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与后金(清)政权建立贡市关系之初,达斡尔氏族显贵即开始学说满语。康熙初布特哈打牲部落组建,通晓满语文成了达斡尔官员群体的必备技能。康熙中叶,在清廷满化政策推动下,满语文在黑龙江驻防八旗达斡尔军户中率先普及。受布特哈归隶黑龙江将军,继而被改组为呼伦贝尔、布特哈八旗影响,乾隆中叶满语普及到整个达斡尔族。晚清满语文在全国式微,但在达斡尔社会却依旧盛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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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哈八旗的贡貂制度是清朝管理布特哈八旗的重要手段之一,从“后金”政权建立开始实施一直到清朝灭亡.这一制度经过了三个发展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在有清一代发挥过重要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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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在清初被称为“索伦”。当时所谓“索伦诸部”,既有属于通古斯语族的鄂温克和鄂伦春,又有属于蒙古语族的达斡尔。明代和元代,对鄂温克和鄂伦春等泛称为“林中百姓”。更早的隋唐时代,则泛称为“室韦”。“室韦”意即森林。“室韦”与“林中百姓”都是当时中原对黑龙江一带的森林民族所加的笼统泛称,实际上他们并非单一的民族,也并非皆属同一语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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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筹备续志工作,笔者翻阅了一些已经出版的市、县志书。在这过程中,发现多数志书没有记述“社会科学”内容,如《牡丹江市志》、《泰来县志》、《克山县志》、《讷河县志》、《龙江县志》、《富裕县志》等。这些志书仅设“科技”或“科学技术”篇。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内容在首届修志中是一个薄弱环节。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