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植物遗存的分析显示,八里岗遗址前仰韶时期的植物性食物资源主要是水稻和橡子等,经济方式上农业与采集并存。自仰韶时期开始,则一直保持了稻粟黍的作物组合,但各种作物的比例在不同时期存在一定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与该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变迁是相符的,从农业经济的角度体现了南北方文化的消长过程。稻属穗轴形态的分析则表明该遗址驯化穗轴自前仰韶时期开始一直保持了很高的比例,驯化过程可能很早就已完成。此外,从对杂草遗存的分析结果来看,该遗址整个新石器时代的作物加工模式或许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作物加工的大部分步骤都是在遗址上进行的。     

浅议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

本通过对岷江上游的三个典型遗址的分析,可以看出箭山寨遗址、姜维城遗址、茂县营盘山遗址等与白龙江流域的大李家坪遗址的三期相似,同属于仰韶化晚期遗存,但其也表现出较强的地方特色,即受到西北地区马家窑化的影响,又有一些自身本地发展起来的特征,化内涵与大地湾晚期遗存有大同,亦有小异。仰韶化南迁的原因可能与公元前3000年左右西北及北方地区的大规模降温有关。     

河南平粮台和郝家台遗址龙山文化的颅骨形态学分析

平粮台、郝家台龙山文化遗址是近年来豫东、豫南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本文对两处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颅骨标本进行了人种学研究.平粮台组颅骨形态与先秦时期的古中原类型居民一致,而郝家台组与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均有较多相似之处.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显示,相对于平粮台遗址单一的粟作农业,郝家台粟作与稻作农业的并存揭示了郝家台龙山遗址可能存在人群的文化交流,这与郝家台组颅骨多种体质类型的混合特征相吻合.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2007年度植物浮选结果与分析

沟湾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显示,植物资源在聚落生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较低。农作物以黍、粟、稻为主,从仰韶一期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黍都占绝对优势,而稻的数量或出土概率在仰韶四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虽然曾经显著增多,但都始终没有超过黍。屈家岭文化时期发现了大麦。先民农业活动以外可能还采集野生植物。沟湾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为了解该地区农业发展及野生植物利用情况提供了新资料。     

陕西蓝田新街遗址发掘简报

新街遗址位于陕西省蓝田县华胥镇卞家寨村西南,灞河东岸二级台塬之上。2009-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公路建设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共6000平方米,获得了一批丰富的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其中仰韶文化遗存可分为前后相继的两期,面貌均属于仰韶晚期的范畴。新街遗址的发掘,是目前本地区仰韶晚期遗存规模较大的一次发现,为进一步探讨该时期文化面貌、聚落形态和文化交流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陕西省蓝田县新街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新街遗址是一处位于渭河流域,灞河东岸黄土台地的聚落遗址。该遗址从仰韶时代晚期延续至龙山时代早期,又以仰韶晚期的遗存为主。对新街遗址开展的系统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稻、小麦、大豆和大麻六种农作物以及其他可鉴定的植物种子还包括狗尾草、野燕麦、野大豆、胡枝子、草木樨、藜、酸模叶蓼、委陵菜、异型莎草、一把伞南星、水棘针等。新街遗址出土的农作物中,粟、黍和水稻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高,而又以粟为最,这种农作物组合体现了新街遗址所在地区的旱稻混合农业经济模式。小麦、大豆遗存在新街遗址亦有少量的发现。通过对杂草种子组合分析,可以发现,以狗尾草、藜为代表的旱地杂草的数量远高于野大豆、异型莎草等湿地杂草,这一方面可能与当地粟作农业的大规模种植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新街遗址稻作的田间管理达到了一定水平。     

陕西乾县河里范遗址发掘简报

河里范遗址位于陕西省乾县城东约15公里的泔河南岸二级台地之上,2005年发掘了400余平方米,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等遗物,可辨认出仰韶中期、晚期和龙山早期三种遗存。本次发掘表明泔河流域在仰韶中晚期到龙山早期这段时间,与渭水中上游地区同期的考古学文化无论从整体的陶系、器形、器物组合及陶器的纹饰特征都基本接近,相较之下与泾水上游同期遗存的差别在仰韶晚期时开始明显。该遗址是泔河流域的首次考古发掘,对关中西部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北刘遗址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关中地区北刘遗址(8000~5500BP)出土的人骨C和N稳定同位素的测试分析,揭示了当地先民的以粟类食物为主的食物结构;对该遗址早晚两期先民稳定同位素数据的比较分析,表明粟作农业在北刘晚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对比北刘遗址不同时期以及姜寨(6900~6000BP)、史家(6300~6000BP)遗址先民的食物结构,探索关中地区史前先民生活方式和食物结构的演变历程:从老关台文化期到仰韶文化期,粟类食物在先民食物结构中比例上升,粟作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在仰韶文化期内,粟作农业存在先繁荣后衰退的现象。这种变化可能与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古气候条件的变化有关。     

陕西下河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活动初探

综合花粉、炭化种子等生物指标记录可以提供有关早期植被与农业活动方面的信息。研究显示,下河遗址地区在距今5300～4700 cal a BP之间植被类型以草原为主,仅在河谷地区与山区有少量乔木生长;该地先民在仰韶时代晚期农业活动以旱作农业为主,广泛种植粟类作物,伴随少量黍类作物;另外,较多数量草木犀植物种子的出现可能暗示该地先民利用植物资源饲养牲畜,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获得更多证据的支持。     

陕西白水河流域两处遗址浮选结果初步分析

南山头与睦王河两处遗址均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白水河流域,且都包含半坡文化晚期东庄类型遗存。浮选结果表明,仰韶文化时期,两遗址地区农业生产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南山头遗址地区在龙山到战国时期出现了小麦,但仍以粟、黍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仅作为一种粮食类型的补充出现,并没有大面积地进行推广。结合已有的环境研究以及考古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地较为干旱的地理环境和较为落后的加工方式有关。两处遗址均发现有半坡文化向庙底沟文化转型阶段(东庄类型)的遗存,目前我国尚未有这一阶段的浮选工作,本次工作为研究这个关键的文化转型时期农业发展及生产情况提供了重要材料。     

宁夏隆德周家嘴头遗址2019年发掘简报

位于渝河流域的周家嘴头遗址是一处包含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及汉代遗存的重要遗址。仰韶时期遗物和大地湾四期相近,属于仰韶文化晚期,且发现数量较多的陶窑,该遗址在本期应是一处专业烧制陶器的生产中心。除此之外,还发现龙山时期灰坑、墓葬等遗存,与沙塘北塬遗址的文化内涵接近。本年度的发掘工作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周家嘴头遗址的认识。     

陕西华阴兴乐坊遗址发掘简报

兴乐坊村隶属于陕西省华阴市桃下镇,西南距华阴市约10公里(图一)。遗址位于兴乐坊村南部,南依秦岭,北临渭河。该遗址是第三次文物普查新发现的文物点,遗址南北宽约500、东西长约600米,面积27万平方米。为配合潼(关)西(安)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的建设,陕西     

陕西华阴兴乐坊遗址动物遗存分析

一、前言兴乐坊遗址位于陕西华阴市桃下镇兴乐坊村南侧,北依渭水,南靠秦岭山脉。2009年3～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在该遗址发掘了约1000平方米,发现庙底沟文化时期的灰坑52个、窑址3座、墓葬1座、瓮棺葬1座,出土丰富的遗物。同时对遗址中采集     

绛河流域史前文化考古调查

2012年4-6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山西省东南部绛河流域进行了史前文化考古调查,共调查史前文化遗址23处,这些遗址涵盖了从仰韶早期至商的各主要文化时期。其中,李高遗址出土的一批陶器标本属于后岗一期文化,时间上属于仰韶文化的较早阶段,是该流域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化遗物;以鲍店和柳行为代表的两处遗址的陶器数量众多,器形种类多样,属于仰韶文化中期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物;水泉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遗物,反映出自仰韶文化结束以后黄河中游地区文化面貌的一致性在相当长时间仍得以延续;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于常金、东垴、北宋、王公庄等遗址,文化面貌较为复杂,可能是这个阶段人口繁衍数量剧增、不同族群互动频繁的结果。     

陕西白水县下河遗址仰韶文化房址发掘简报

201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白水县下河遗址进行了发掘,主要收获为三座大型房址。三座房址均为五边形,有内、外两层墙体,使用料礓石烧制的白灰铺设地面。房址内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石器、骨器和蚌器。这三座房址的发掘,对研究仰韶时期的建筑技术以及该遗址的聚落、经济等具有重要意义。     

商洛东龙山遗址Ⅰ区发掘简报

东龙山遗址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的丹江上游,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包含有仰韶、龙山、夏、商和西周五个时期的遗存,遗址I区主要为夏代晚期与商代早期遗存。夏代晚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同期遗存基本相同,或可将该遗存视作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故我们提议将其称作"商洛类型"。商代遗存的文化面貌则与郑州二里岗等商代遗存基本相同,应属同一文化。     

山西泽州和村遗址发掘简报

2011年底,为配合晋城至阳城一级公路的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泽州和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现仰韶、二里头、两周等多个时段的文化遗存。这是晋城市首次科学发掘的先秦时期居址,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晋东南地区这些阶段文化面貌的认识。首先,和村仰韶时代中期遗存,进一步明确了晋东南庙底沟文化早期的具体文化内涵。其次,和村夏时期遗存的揭露,初步展示了沁河上游地区二里头时期的文化面貌,也为进一步辨识这一时期山西漳河流域和沁河流域的文化类型奠定了基础。此外,和村周代遗存弥补了晋东南两周考古居址材料的空白,特别是无足根袋足鬲大量出现,与有足根联裆鬲并存的情况,展现了晋东南两周之际居址材料中别具一格的一面,这也为探讨其与中原文化关系打开一扇窗口。     

山西柳行仰韶文化遗存

2012年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进行浊漳河流域早期文化考古调查活动中,对屯留柳行遗址进行了调查和清理,发现了丰富的史前文化时期遗存。该遗址的遗物主要出土于灰坑H1和H2,两个单位所出的陶器在器类、质地、纹饰、制法上相同,表现出仰韶时期庙底沟文化阶段的典型特征。该遗址出土数量众多的尖底瓶残器,形态大多为锐角尖底、口部重唇,且两个部位的形态变化较小,应该代表了一个时间较短、面貌变化不大的文化发展阶段。总体来看,该遗址属于内涵单一的庙底沟文化中期阶段的典型遗址,出土陶器与晋南地区同时期陶器面貌基本一致,而与晋北同时期陶器差别较大,反映出仰韶文化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因距离和地理环境而造成的面貌差异。柳行仰韶文化遗存为深入认识山西东南部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素材。     

郑州市站马屯遗址仰韶文化遗存2009～2010年的发掘

2009~2010年的发掘2009年至201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郑州市南郊站马屯遗址进行了发掘。其中Ⅱ区发现丰富的仰韶晚期秦王寨文化遗存,遗迹有灰坑、墓葬、灰沟、瓮棺葬、房基、水井、陶窑、陶灶和围栏等,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站马屯仰韶遗存的发掘,进一步补充了郑州地区仰韶晚期秦王寨文化的内涵。     

《聚落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2011年12月14～17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召开了题为《聚落与社会——以庙底沟时期考古新发现为中心》的学术研讨会,会议介绍了高陵杨官寨、白水下河、华阴兴乐坊、彬县水北、黄陵桥山、彬县水北等近年来仰韶时代中晚期的一些重要收获。庙底沟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多年的沉寂后再次激起了学界的热情,与会的50多位学者围绕文化分期、聚落研究、社会演变、经济环境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期间,与会代表还实地考察了杨官寨遗址并观摩了相关遗址的出土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