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行商之保商制度初探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是清政府管理经营和控制对外贸易的制度,是封建垄断的特殊制度。行商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对外贸易,只有行商是官方承认的有资格跟外国商人做生意的商人,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也有人称其为"官商"。行商的这种"官商"性质使得行商的职能不同于普通的商人,保商制度就是"官商"的职能之一。而这一"保"却成为行商破产及行商制度崩溃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

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它使具有官商特征的行商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行商握有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行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到清代专制国家、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行商、外国商人和中国私商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行商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     

清代盐商朱立基案

清乾隆年间,山西晋城盐商朱立基等因侵帑误课,被清政府查办并抄家产。由此案可知当时畸形的官商结合情形及私盐盛行,课税浮费严重等问题。另涉案者多为晋籍商人,可知长芦盐商中晋商是一支重要力量。     

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

梁嘉彬先生的《广东十三行考》对清代十三行史研究,卓有建树,创见殊多,但有关十三行行名人名及行商事迹之考证,要做到逐个都能弄得清楚,诚非易事。如该书关于潘仕成身份之考证,在没有引用历史文献资料论证仕成是盐商的情况下,仅凭“余曾询潘氏之后,知潘仕成为盐茶商,与同文同孚行无关”,便认定“仕成为广东著名盐茶商,近人多有以仕成为同孚行商者,亦误。”就是一例。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清朝前期的商欠案及其解决

在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中,行商发生商欠的案例层出不穷,行商因商欠而破产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清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防止商欠案发生,但总由于未触及行商制度之根本而不见成效.清政府对破产行商进行严厉制裁,对行商欠外商债务积极予以偿还,但却对外商欠行商债务不闻不问,充分说明清朝政府对本国商民和外国商民政策的不平等.     

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

1837年,在广州经营着数额庞大的对外贸易的兴泰行破产,欠下外商债务共240余万元.兴泰行债主(主要为英国散商)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申诉.邓廷桢命行商首领会同英人清理债务,并在长时间的争执后确定了赔偿方案.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对英赔款中,即包含了部分兴泰行债务.兴泰行商欠案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主要是由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结束,使兴泰行这样的小行商失去了一层保护,而东印度公司在此后对广州贸易施加的影响,则恶化了行商的经济处境.兴泰行和其他行商在作为当时进出口贸易之大宗的茶叶贸易和棉花贸易中,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也难以取得利润,反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兴泰行商欠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     

抗战初期抢运沿海存盐述论

抗战初期抢运沿海存盐述论钟春翔抗战初期,沿海各大盐场面临日军炮火威胁。为维持战时国计民生,国民政府调整了盐务政策,由盐务总局组织各种运输工具,官商并运,抢运沿海存盐。本文拟对此作论述。一明清以来,特许盐商凭借引票,控制了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食盐运销。运...     

清末民初“专商引岸制度”变迁与废止——盐商李桓芳的“执照”和“查验盐票凭证”考略

正江苏扬州市博物馆珍藏一件(套)盐商李桓芳的光绪十一年(1885年)"执照"和民国十八年(1929年)"查验盐票凭证"。盐商李桓芳的"执照"和"查验盐票凭证"见证了古老僵化的"专商引岸制度"在战乱频繁、政府盘剥、私盐泛滥的重重打击以及时势变革的要求下,不可避免的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盐商李桓芳的"执照"和"查验盐票凭证"清晰地透视出清末至民国初年这一历史变化的轨迹。现将"执照"和"查验盐票凭证"分别考略如下:     

海贸遗珍——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

生产的外销艺术品。清政府规定,来华贸易的外国人只允许与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进行交易,并指定在广州城西十三行商馆区一带黄埔港进行。《黄埔锚地》(图1)是从长洲岛远望开去的黄埔全景,黄埔岛沿岸,设立了许多船坞仓栈,为远洋船只提供修理服务。此画笔功细致,刻画船只及建筑物尤为精确。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公行起始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外洋行成立,再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洋行制度废止,广州十三行行商名目及行数一直在变化之中,浩官、庭呱、茂呱、鳌呱、啉呱等均是较有影响力的行商。到18世纪,欧美开始追求我国出产的漆器、家具、墙纸…     

康熙年间的盛京内务府商人

盛京内务府商人正式补放于清康熙十年（1671）,作为“皇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来自盛京内务府包衣。这些商人在盛京境内经营各类铺子,并来往于盛京、吉林地区经商,对于活跃周边经济起到一定作用。关于内务府商人研究,以往以北京总管内务府商人为主,且以著名“皇商”为重点。对于盛京内务府商人,因汉文史料有限,尚少专门探讨。本文以辽宁省档案馆藏满文《黑图档》为基本史料,就康熙朝盛京内务府商人的补放、管理、贸易范围及特点进行了初步考察。     

清代广东行商家族与番禺学宫

清代广东行商,即十三行商,也称外洋行商,简称洋商、行商,由清政府批准承充,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他们是鸦片战争前唯一的对外贸易合法     

中世纪西欧商人法及商事法庭新探

中世纪西欧的外国商人和外地商人都是行商。他们不仅在中世纪欧洲始终存在,而且还催生了商人法和商事法庭。商人法和商事法庭是为了行商的利益产生的,既克服了中世纪各种属地法的司法管辖权的局限性,也消除了各种普通法庭司法程序拖沓和缺乏行商参与等弊端,因此成为行商四处经商以及在发生纠纷时得到快速、公正判决的法律保障。     

自贡市盐商会馆建筑现状调查与保护对策

会馆建筑是明清时期兴起的一种公共建筑类型。在移民兴盛的年代,自贡的盐商会馆由来自全国各地的盐商所建,其建筑风格各具特色,呈现着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文化交融现象。文章以自贡现存盐商会馆为考察对象,结合自贡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通过实地考察与调研,对现存盐商会馆所在位置、修建年代、建筑特色和保护情况等进行梳理,针对保护现状提出对应的策略,有利于后期自贡盐商会馆建筑的保护及相关工作的开展。     

扬州盐商与苏商文化

正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面对扬州盐商一夜之间在瘦西湖堆出白塔,使瘦西湖堪美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不由感叹:"盐商之财力伟哉"。华居室、美衣服、盛宴会,扬州盐商可谓富甲天下,"扬州盐商"几乎成了明清时期盐商的代名词和财富象征。     

“扬州八怪”与盐商

“扬州八怪”与盐商薛勤五十至六十年代，美术史家对“扬州八怪”的研究大多认为：“八怪”与盐商是对立的，“八怪”动辄对盐商嘻笑怒驾，冷嘲热讽，盐商要得到“八怪”一幅字画，往往费尽心机，仍不能如愿。八十至九十年代，美术史家对“扬州八怪”的研究大多认为：盐商...     

康熙朝后期的铜政改革与内务府官商

康熙朝后期,清政府尝试铜政改革,即以内务府官商承包办铜的形式,尽可能多地获取来自日本的原铜,铸造新币,从而达到驱逐民间杂币的目的。内务府官商在实际的办铜过程中,尤其在宫廷政治的影响下,形成了王纲明等六家办铜的局面。铜政改革在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官商大获其利。然而,在1715年日本长崎方面推出了限制原铜出口的正德新例后,办铜趋于困难,官商积欠累累不敷偿还,官商办铜难以维继,复归官办原局。在办铜一事上,国际局势的骤变,对康熙帝的处置策略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围绕官商亏空案,康熙帝与户部在围绕追讨官商亏空追缴问题上又起纷议。康熙帝的恣意决断,虽也有其深意考量,然其对内务府及下属官商的宽容,终不免客观造成内务府内库侵凌户部国库的恶例,它实际体现出的是清朝君主高度专制下财政在运作上的一个恶痼。     

官商勾结多没好下场

从“高铁一姐”丁书苗的落马到“最美政协委员”刘迎霞的出逃,近年来,官商勾结的案例层出不穷。而在古代,官商之间勾肩搭背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社会地位的排列是“士农工商”,国家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在这种制度和文化下,商人缺乏地位与社会尊严,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独立的商业运转机制,“官商结合”成为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     

广州十三行堆满钱银的“帝国商行”

秦汉以来,广州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由此始发通往世界的贸易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17、18世纪,随着欧美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的开辟,广州成为外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和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海禁取消,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在粤建立洋行制度,由十三行行商专营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我国历史上的经纪人及行业组织考略

经纪人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换的产物，我国古代称专司中介人职能的经纪人为驵侩、牙人等。唐宋时期经纪人开始介入官府事务，至清代，随着中西文明的碰撞，产生了官设行商，近代以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经纪人──买办。经纪人的行业组织萌芽于唐代的邸店，宋代发展为塌房，明代演化为牙行，清康熙年间形成公行，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商获得各通商口岸自由贸易的特权，洋行产生，行商制度因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