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焦的史学思想——兼评其《国史经籍志·史类》

焦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 ,也是一位史学家 ,他的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史学功用、史学标准、野史的价值、史馆修史的认识等各个方面。焦提倡史书“彰善瘅恶”的借鉴作用 ,认为史著应当经世致用 ,有益教化风气 ;就史书标准而言 ,他表彰直书实录 ,提出了著史当“善恶并列 ,不必以人为断”、“贵贱?列 ,不必以位为断”的进步观点 ;焦肯定了野史的价值 ,主张用野史补苴国史之缺 ,还为改良明代史馆修史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的目录学著作《国史经籍志》之“史类”反映了他对史书的理解。     

乾隆朝“五朝国史”纂修考

清代承袭历代修史制度,开设各类史馆颇多,纂修史著亦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国史纂修,是清代官方史学编纂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乾隆朝纂修的"五朝国史"较康熙朝"三朝国史"、雍正朝"四朝国史",体例更加完备、内容更加丰富,开创了国史纂修的新局面,促进了清代国史纂修制度的完善,成为清代官方史学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批判史馆修史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敬播史学成就探微

敬播以他的博学多识,参与了唐初许多重要史学活动,为唐前期史学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身在史馆,能秉笔直书,所纂高祖、太宗《实录》,被誉为"信而详"、"颇多详直",从而赢得"陈寿之流"的美誉。他对史书的编纂体例有独到见解,纂修《晋书》有发凡起例之功。他参与纂修隋史,为唐初"鉴戒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他编纂的《西域图志》,在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史研究上有重要价值。刘知几对其史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具有"良史"之才。     

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的兴起及其成就与缺失

由于明朝官方所修国史失实,私家修史存在比较严重的曲笔、讳饰等现象,因此明中叶以来史学考据应运而生。首开史学考信风气之先的是王世贞,其代表作《史乘考误》是明代首部对当代史史料进行考证的著作。其后焦竑、朱国桢、张燧、朱明镐、谈迁、钱谦益等人在考史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     

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和前代相比,清代史馆制度有自身的特点。顺康时期,清朝官方就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这种史馆格局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功能完善,相得益彰,在清廷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更加全面,皇帝亲自确定修史项目,对史书修纂的内容进行全面指导,时常过问史馆的管理,并形成了史书修纂次第进呈御览的制度,一切仰承圣裁,保证了帝王意志在史馆内的贯彻执行。清代史馆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官方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史馆内满汉纂修官的员额和比例,保证满人参与修史。清代史无专官,但史馆从组建、管理到史官选任、资料征集等,都有一整套严格而又灵活的运作机制。     

何以"外民国"——《清史稿》反动成因探析

《清史稿》是民初官方主持纂修的史书,刊印不久后却因"内清室而外民国"的反动立场而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究其原因,首先,清史馆在归属问题上的含糊不清使修史宗旨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在史书纂修过程中,北洋政府对史馆成员的政治立场缺少足够的干预和控制;第三,史书纂修者在书稿中表露出了或深或浅的遗民心态.最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在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清史稿》表现出的"表扬清室"的态度和"遗民"口吻都被视为"触犯民国"的罪证.《清史稿》从成书到被禁的历程,显示了政府与修史机构、修史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民初复杂的政治生态.     

王隐《晋书》初探

东晋史家王隐所撰纪传体《晋书》,是在东晋建国之初奉命撰修的国史,历时二十几年方才告成.然由于该书早佚,其史学价值及史学特色未为后世学者所充分认识.本文试从史书体例、史料来源、史料价值、编纂方法等几方面对王隐《晋书》予以探析,以明确该书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及在史学史上应占有的地位.     

赵翼的“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及其对内藤湖南的影响

赵翼在考论历代史籍中烛照中国史学变迁之大势,形成"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唐宋时期发生了史书文体由崇尚骈体到推重散体、史书编纂法由崇尚照录到推重别裁、修史组织形式由"一家著述"到史馆分纂等一系列变迁。这为内藤湖南的"唐宋史学变革"说提供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内藤湖南阐发此说时的核心论断、具体观点、所选论据、论证逻辑、叙述思路、谋篇命意、文字表述均显著地表现出承袭赵翼思想的痕迹,并在其基础上扩大了视野,深化了认识,完善了思维进路,强化了理论自觉。赵翼之所以对内藤湖南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缘于二人在史学理念、治史风格、学术见解、思维品质和性格特质上的深度契合。     

对唐朝史馆修史制度的认识——以《唐会要·史馆上》为例

中国史学的发展到了唐朝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转折点,修史制度开始从私人修史向政府或者说是官方修史转变,统治者在经历了社会的巨变的过程中,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史学对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只是简要的谈谈政治因素如何来影响史馆修史的工作以及其中的部分积极作用.     

辽朝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

辽朝建立以后,承袭中原历代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史馆,负责修史。其史官有两种:一为修注官,专门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行,其官有起居舍人、修起居注、知起居注、起居郎;一为修史官,根据《起居注》以纂修《实录》等国史,其官有监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修国史等。实际情况见拙作《辽朝史官考》一文兹不重复。     

对清代史馆中史官生存状况的考察

清代史无专官,史馆内的史官主要由翰林院、内阁及各部院衙门派充,其余则靠荐举、延请、招考和征用来获得.史官的流动性很大,统治者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将史官调离史馆.史官在史馆内交流治学心得、探讨史书编纂问题,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又被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绝对不允许危及统治者根本利益的言论和行为出现.清代史官多是知识精英,有着修史以经世的政治情怀,但由于史馆修史要体现官方意志,史官因此饱受专制政治的精神摧残,倍尝人格分裂之苦.到晚清,多数史官表现出政治上的保守和迟钝,无法在社会变革面前做出相应的反应.     

朝鲜、韩国古代史学略述

自古以来,中国同朝鲜半岛国家就有着睦邻友好的政治关系。广泛的文化交流对朝鲜半岛史学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在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国鼎峙时期,是史学的发生与建立时期;在统一新罗时代,是史学的发展时期;到了高丽王朝,开设了史馆,设置了完备的史官,建立了修史制度,编修了大量的多种体裁的史书,标志着史学已进入了繁荣时期。至今尚保存的不少历史巨著名作,说明朝、韩国已成为世界历史上史学较发达的国家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略论

在我国史学史上,宋代是一个星汉灿烂的时代,不但官方所修的国史、实录、会要等种类繁多,产生了象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辉煌的巨著;而且私家修史之风尤盛,特别是靖康南渡,文人士大夫惩于家国之乱,竞起修史,以为殷鉴。在这众多的史籍     

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在我国,至迟在殷商时代便有了史官。最初的史官虽非以修史为专务,但记录时事无疑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这实际已开官方修史活动的端绪。史官将过去的记录编次成册,便是官修的史书。而私人修史,则是到了春秋末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记载由官府流传到民间之后才出现的。两者相比,官方修史活动的历史要更久远些。而且,以最初的史官修史直至民国北洋政府开清史馆,其间各朝各代官方修史机构的名称职司及官方选用修史人员的方式,虽然屡有变化,但官方修史活动的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在私人修史风气甚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因而,官方修史活动当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明代史馆探微

文章对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进行了考证和探讨 ,认为明代史馆是虚实相兼的修史机构 ,虽非恒开之馆也无固定的官员 ,但有特定的场馆和一定的管理制度 ;明代史馆的管理和变化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在修史机构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烽火岁月中遗留下来的史稿——《清史稿未刊稿丛编·序》

民国三年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议:"请特设清史馆,由大总统延聘专员,分任编纂,总期元丰史院,肇启宏规,贞观遗风,备登实录,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穷。"大总统袁世凯(1859—1916)遂于三月九日令设清史馆,延聘满清遗臣赵尔巽(1844—1927)为馆长,聘请通儒百余人,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为了方便取得资料,并承继清代纂修国史的成果,馆址就设置在东华门内前清国史馆旧址,于九月一日正式开馆修史,至民国十六年底《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翌年七月故宫博物院奉国民政府令就近接管清史馆,这是故宫与清史馆结缘之始,也是现存"国立故宫博物     

刘勰史学思想述论

刘勰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体大思精,议论精辟,其成就是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刘勰亦精于史学,《文心雕龙》中的《史传》篇,则专门论史。刘勰对晋以前史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对有代表性的史书进行了评述,并提出自己的修史主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之专篇。它给后代史学家以许多启发,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本文试就《史传》篇,对刘勰的史学思想进行论述。一《史传》篇评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晋代有代表性的史书。刘勰充分肯定了孔子修《春秋》所定的义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