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

一本文所谓的“民间文学”,是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概念。当一个具体的文学文本被视为一个或多个人的“个人”创作,该“个人”对该文本具有自始至终的“著作权”时,该作品就被称作“作家文学”,哪怕该作家只是“佚名”或“无名氏”;     

关于伪满文艺类日语书刊的几个话题

在伪满洲国问题研究的领域中,较之史学、只能说文学是起步较晚的后来者,这在中日两国的学界无不如此.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不仅与学科的发展史相关,而且与学科的独特性不无联系.一言以蔽之,事实上文学研究不但得益于史学研究的基础与助力,而且自身的文献与史料发掘也一直面临许多困境和不足.战后六、七十年过去了,伪满时期的档案、书籍和期刊,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在轮廓还是细节的意义上,至今尚未完全解密.致使相当多的原始文献或长眠地下,或与历史的烟云一起随风飘散.从而使得后学者重塑文学历史的工作面临困境却又无法规避.本文是对伪满时期文艺类的出版物的搜集、整理和思辨,意在感知伪满文学史的真面,以期填补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和现代性的空白.     

日本知名作家笔下的真实与谎言

在日军从军作家中,有一位名气很大的“专业作家”——石川达三,他与火野苇平一样,都是日本文学“芥川奖”得主（早在1935年,他就以中篇小说《苍氓》获得了首届“芥川奖”）,但是他的“战争文学”创作却一度被“打入冷宫”,迥异于火野苇平作品所受到的待遇。     

略谈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女性文学的园地里可说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派繁荣景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女性写作高潮的涌现,我们发现评论界在谈到女性文学时,就会与“身体写作”“欲望叙事”这类的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概念相关联,有关女性身体书写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一点不可否认“身体写作”确是当代女性文学写作的一大特色,有的作家成为“女性文学”中“欲望叙事”的代表人物,并因此而走红。现在就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与探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是否就囿于“身体欲望”写作中,在“身体写作”之外还有着怎样新的话题？本文将从王安忆、铁凝、张洁和迟子建等几位作家及作品入手,尝试着对女性与我们民族历史、女性与传统伦理、女性与社会底层等“身体写作”之外的话题进行思考和阐释,洞见在“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之外,女性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寻求女性文学研究的一种超越。     

野间宏小说的战争认知

野间宏是日本“战后派”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在日本战后文坛上,他的战争文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日本战后文学的开始可以说是以他的创作为标志的,“真正称得上‘战后文学’的第一部作品的,就是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哦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对野间宏的评价也非常高,赞扬他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带着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意识”,“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战争文学观”。     

近150年来秘鲁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论文对秘鲁非华裔作家和华裔作家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梳理,总结出秘鲁文学界在不同时期由不同作者群体塑造的中国形象。从1872年该国文坛出现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到2017年最新一部作品发表的近150年中,非华裔作家的苦力文学和批判文学从“他者”视角,主要塑造了中国迟暮帝国的负面形象;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渐成气候的华裔作家的寻根文学,则从“主体”视角塑造了中国东方大国的正面形象。秘鲁华裔作家在作品中打造命运共同体获得成功,对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该国乃至拉美的影响力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秘鲁文学中对当代中国书写的缺失,促使我们在进行对外文化传播中不断创新,加强对中国新形象的塑造。     

关于《风中芦苇》反战主题的再认识

石川达三是日本当代文学中一位有着特殊经历和影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风中芦苇》在日本战后文学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小说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出版发行。我国外国文学界的一些学者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作品“暴露了战争狂人压制言论自由的野蛮行径”,认为作品中的主人公苇泽悠平“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也把这部作品作为“反法西斯文学”作品收录其中。…………     

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市民文学研究--评《中国市民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历来有“雅”“俗”之分,这一点虽与西方文学有着相通之处,但二者在各自的文学传统中所占的比重却是大不同的,李福清先生曾准确地指出了它们的区别,他说：“西方俗文学在文学史地位并不高,时间亦不长,大约产生于17世纪,到18世纪末便停止了。中国则不然,从宋代发展到清末,很流行,不断地出版。它的地位介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     

侵华日军中“笔部队”的“文学报国”

在日本文学史上,有一批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高唱赞歌、涂脂打气;为日本国民战争狂热鼓噪喧嚣、推波助澜;为天皇笔战、为天皇献身的法西斯作家——“笔部队”。他们包括长期在军队服役并直接参与作战的“军人作家”;受日本内阁情报派遣到侵华前线体验战争的“从军作家”及受报社、杂志社派遣或自愿赶赴前线的“民兵”。“笔部队”的这些作家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扭曲的“大亚洲主义”和狭隘的“文学报国”思想支配下,本着“吾为君书,吾为君亡”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投身于侵略战争。     

旅游文学研究述评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对旅游文学研究在研究基础、内容、方法以及应用上都有很大的拓展和深化。在查阅国内十余年来众多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旅游文学的专著和教材、内涵和发展、旅游与文学的关系和旅游文学的应用价值、研究的时空范围和学科边界、作家作品及专题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最后提出旅游文学未来研究和发展的主要方向。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