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

文革一开始．我在报礼就“站错了队”,成了保守派。解放军进驻报礼支左。对我们这一派不支持,整个组织被打散。但我心里不服,也不写悔过声明。东北林学院造反派闱攻我．说我是“花岗岩脑袋”,要给我开开窍,我不怕,反而更加理直气壮。     

“文革”中我阻止了一起杀人事件

1967年到1969年,湖南零陵地区（今永州）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武装部,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要趁‘文革’之机,专无产阶级的政,革贫下中农的命,要杀掉一批党员”为理由,在全县制造了大舰模屠杀“阶级敌人”的惨案事件。1967年9月初的一天晚饭后,队里有几个造反派找上门来,神神秘秘地蒯有件关于“抓革命”的事和我商量。当时“炮打”司令部硝烟滚滚,大队党支部属于“炮打”的范围,算下来还是九级司令部,而我是支部书记。但我自己清楚,他们暂时还打不倒我,还要安排我“促生产”。     

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

贵刊2009年第11期署名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读后令人震惊。难以按捺,我们不得不将一些看法函告,并请在《炎黄春秋》予以澄清。     

一起“文革”结束后的重大知青上访事件

<正>1979年3月1日《哈尔滨日报》发表了短评《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3月2日发表一篇名为《象爱护眼睛一样珍惜安定团结》的文章。3月3日又发表《正确运用民主权利》一文,指出最近两天,我市一些人聚集街头,堵塞交通,毁坏车辆,影响社会秩序的事,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究竟是什么人在闹事?     

文革中河北梆子《宝莲灯》拍电影

《宝莲灯》是一出久演不衰的传统戏,自清代以来就有演出。并成为京剧、舞剧和一些地方戏的保留剧目。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1960年改编的新版《宝莲灯》,获得成功,毛泽东观看后赞赏有加。文革中,以“八个样板戏”为主宰的现代戏占领舞台,所有传统剧目一律停演,     

文革一幕：游雪涛与他的特务组织

游雪涛曾是个青年记者,也是个文革造反派。但是,让他进人历史的,不是其妙笔生花的文章,也不是其狂热的造反行为,而是因他单枪匹马自发搞出来的特务活动。而且,他的轨迹,也似乎是历史上某个幽灵的再现。 1927年秋天某日,在刚刚宣布下野的蒋介石位于上海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0号的府邸大门口,笔挺挺地站立着一个30来岁的青年军人,似乎是蒋府的卫士。他在这儿已连续站守了3天,每日上午准时来,傍晚才离开。     

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

汶川地震,举世同悲。灾害无情人有情,如果将“文革”时期三次“抗震救灾”与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对比,不难看出政府执政观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进步,因为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特点。     

“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事件

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理解。今天写“文革”,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鲜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加害于人。本文从北京女中学生的视角,回忆了“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审视历史,反思既往,但愿“文革”这样人为的灾难永远不再发生。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次突击采访

“中央文革记者站” “中央文革记者站”成立于1966年9月初,第一批记者共约二十六七人,是新华社军事部和驻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军事记者,都是现役军人。1966年年底,由于各地都乱了起来,人力不够,才从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调来一批记者和编辑,两者加在一起共约40人左右,不是军人的无一人穿军装。再后来又从各大军区、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军队干部155人,从马列学院调来14人。前者都是军人,仍穿军装,后者是地方干部,仍穿便衣。直到最后“记者站”撤销时,总共也只有236人。     

文革初的中宣部

<正>中宣部对《海瑞罢官》的反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点燃了。     

南开大学文革往事

记得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学界有人性善性恶之争。孟子讲：人性无有不善,人生下来就有同情、怜悯、羞恶之心,这就是仁义礼智四种天赋道德的萌芽。《三字经》头一句也说：“人之初,性本善。”但从文革中暴露的事实看,     

“文革”中一起未遂的军机叛逃事件

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被赶到台湾孤岛后,出于反共和“振奋士气”的需要,台湾当局把对大陆解放军官兵尤其是空军飞行员的策反工作放在了重要地位,将此称之为“心理作战”。他们主要运用广播等手段,并许以高官厚禄,策动大陆的飞行员投奔“自由世界”。而在解放军内部,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政治上的动摇分子,妄图驾机叛逃祖国。     

“文革”中的一次“送戏下乡”

第一次见到吴师傅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一天，点灯时分，忽然一阵锣鼓声从不远处传来，母亲说生产队请来了唱戏师傅，教队里的年轻人排花鼓戏，定在八月十五上台。     

"文革"中的一次"送戏下乡"

第一次见到吴师傅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一天,点灯时分,忽然一阵锣鼓声从不远处传来,母亲说生产队请来了唱戏师傅,教队里的年轻人排花鼓戏,定在八月十五上台。     

文革中我与枪的五种关系

正像《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中我所描述的,文革中的武斗初级阶段,多半是以乡下的农民为一方,以城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为另一方,呈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虽然1966年8月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达,简称《十六条》,明文宣示“要搞文斗,不搞武斗”,农民们却很少买账。遇上围城的农民,我们红卫兵跟他们辩论,说“《十六条》规定如何如何……”,农民会把大嘴一撇：“你们有《十六条》,老子有扁担一条!”     

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了章诒和女士的《张伯驹的文革"交待"》一文,虽然只是篇2000多字的短文,但我在读过之后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并不亚于读她《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的感受。这不仅是透过张伯驹的"交待"材料,能想象到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无奈,更因由此而让我想起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老先生时的情景。(一)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省文化局机关党     

青海建省说始末

青海建省十分复杂,历经曲折,置之不恝,一波三折。据有关史书《青海通史》《青海文史资料集萃》《青海文史资料选集》《湟源文史资料》《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历史人物传》等记载,从1907年至1930年,建省大致经过这样九个阶段：一是先期与论;二是统一权力;三是扩疆拓土;四是遣使入藏;五是甘青对抗;六是内修政治;七是广开外交;八是马氏交权;九是建省成功。本文大段引用上述史书记载,汇成资料,以飨读者,全面完整了解清末民初青海建省的始末。     

一个混血儿在“文革”中的悲剧

杨宪益（1915．1-2009．11）,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人们较多了解杨宪益与吒他美丽的英国妻子戴乃迭的爱情故事,知道他们合作翻译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著,然而却很少有人了解这对翻译大家、恩爱夫妻,在事业、成就背后所承受的不可言说的内心伤痛。     

我眼中的广西文革

1968年我曾做过派仗的俘虏,那年我只有11岁。一直期待着比我大的人来描述这段历史,然而,转眼四十年过去了,这段往事仍无人提起,忽然意识到,连我自己都到知天命之年,文革的亲历者肯定越来越少了,再不谈,这些沉重的往事必成为轻飘飘的故事。1966年文革开始,我上小学二年级。只记得     

瞳孔里的青海

雪落下来。秋天的雪落下来,落在青海,落进青海蓝色的眸子。我说的是一个比喻,在秋天,那一片叫青海湖的水真个像眼眸,幽蓝抑或靛青,忧伤的深邃、迷茫的清澈均满含沧桑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