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因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不满,并对其欲利用"剿共"为名而借刀杀人感到自身不保,更为红军共同抗日的主张所吸引,决定联共反蒋抗日。但是中共上海中央局遵从共产国际指示,拒绝与之接触。在十九路军派代表到中央苏区直接取得联系后,共产国际又强调谈判是瓦解和利用敌军的手段,不愿真心与之合作。在福建受到攻击时,又拒绝给予其援助,导致其迅速被消灭,而自己也失去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良机。     

浅论福建事变的进步意义——纪念福建事变80周年

民国21年（1932年11月28日,日军悍然向上海发起进攻。十九路军本着“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奋起抗击。但是,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不顾大片国土的沦丧,继续奉行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政策,对十九路军将士在前线英勇抗战不但不给予必要的支援,还下令十九路军开入福建,其目的就是要肢解和消灭这支抗日部队。     

“福建事变”性质探讨

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实事求是地对它作出评价,从中吸取必要的历史教训,是有益处的。当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把“福建事变”看作是“政客们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没有坚决、积极支持,给革命事业     

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

1933年底福建事变前,两广与十九路军联系较密切,事变发生时,两广却站到了对立面,至十九路军被镇压后,两广则重新与参与事变的领导人建立关系。双方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盟友——政敌——盟友的循环。双方关系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两广方面,尤其是陈济棠对十九路军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然而,更进一步看,这种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关系,在国民党内部的争斗中又是具有相当典型性的。     

“福建事变”中的地方民军

在外患严重,民族危亡时刻,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带领19路军在福建发动了反蒋民主运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简称“闽变”)。“福建事变”从酝酿策划到失败,为时极短,福建人民政府的存在仅两个月,昙花一现,瞬间凋零,成为现代史的一幕悲剧。究其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有一点却为人所忽略,即民军在此次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19路军对福建民军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剿灭”到“招抚”的转变,后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是造成“闽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福建发生反蒋事变。面对这一重大变故,中共心态十分复杂,公开表态和实际做法也有相当距离。应该说,福建事变爆发后,中共内部对尽可能保住十九路军这一反蒋力量尚有共识,在军事上也给予了一定帮助。但在当时背景下,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共同作战尚难实现,中共设想的战争计划是在江西趁国民党军之虚,以红军主力出击南昌一线,既围魏救赵,又扩大自己。这种一石数乌的计划,是当时中共顾虑多种因素、应对复杂形势的产物,体现着一个理论依赖颇强的年轻政党面对复杂形势的困惑与抉择。     

论福建事变十九路军败亡的军事原因

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领导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由于十九路军在军事方面的诸多不利因素,导致其迅速败亡。本文从十九路军与国民党军双方军事力量切入,进一步探讨十九路军败亡的军事原因。     

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的发生和失败

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9·18”事变之后,又发动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1·28”事变。当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战,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可是这支爱国的抗日军队,竟遭到蒋介石的仇视,被迫调到福建去“围剿”闽西苏维埃区。在闽西的连城、闽北的将乐、南平等地,不断被红军打败,十九路军将领逐渐觉悟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具有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厌恶内战的情结越来越深,要求抗日的情绪越来越高。于是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和第三党黄琪翔等,在福州密商决定反蒋起事。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了。这一天,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     

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

“西南问题”是1930年代中央政府在推行统一化政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西南与中央之间的对立是由1931年宁粤对峙的局面演变而成。福建事变发生后,因外力入侵,救亡统一呼声高涨,在此背景下,受西南内部因素的影响和南京内部迎胡倒汪活动的推动,西南与中央开始从对立走向交涉,但成效甚微。事变解决后,中央虽凭借“地利”、“人和”,积极推动统一化进程,但割据状态仍旧;西南尽管在维持自身权力方面获得了暂时胜利,却彻底失去其道义基础。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的历史公案。对于这一事件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审判。这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破坏团结抗日、破坏统一战线、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的严重罪行。皖南事变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与侵略有全方位的战略考量,除在华北步步进逼外,日本也意图渗透华南地区,扶植亲日反蒋政权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福建事变爆发前,日本对福建的渗透,既是基于日本传统的对闽政策,也意在利用粤桂闽三省的反蒋力量。福建事变爆发后,福建人民政府虽明确表示反蒋,但也与日本和中共协调以求生存。台湾军企图暗中干涉福建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展开行动。日本因素遂成为解决福建事变中各方博弈的重要筹码。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民族情感,制造了陈铭枢等人“联共通日”的舆论,同时也联系日本,力图避免日本干涉。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福建事变落幕。在日本侵华背景下,围绕福建事变中日本因素的明争暗斗显示,对日关系已成为国民党内争中各方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因素。     

西安事变片段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以惊险的手段、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捉蒋放蒋,逼蒋抗日,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日战争的发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个必要的前提。”     

浅谈河洲事变

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甘肃后的第三年即1928年,在甘肃河洲发生了一场国民军与河洲回族军阀之间的战争,给汉回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富田事变始末

富田事变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1930年,在江西赣西南苏区刮起了一股令人胆寒的旋风,即在党内及红军内部大抓“AB团”,由此激发了红20军12月富田兵变,给当时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AB团”并非子虚乌有,系 1927年 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指使段锡朋等人在江西成立的反共组织──“AB反赤团”,但仅不足3个月,该组织便在革命力量的打击下瓦解不复存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当时历史环境及革命斗争形势的错综复杂,“AB团”竟成了中共党内某些入手中的棍子,使相当一批苏区干部及红军将上遭到严酷迫害…     

榆关事变

古城山海关始建于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榆关,是以往对山海关的旧称.它北倚群峦叠翠的燕山之麓,南临烟波浩淼的渤海之滨,长城纵贯其间,雄关紧扼要隘,形势险峻如虎踞尼盘.它与嘉峪关、居庸关并称三大名关,素有"两京钥匙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美誉,历史上作为著名的军事要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黔南事变始末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十二月十八日,为时二十二天,日本侵略军侵入贵州南部独山、荔波、三都、及丹寨(当时名八寨)、等县,使贵州人民直接遭受深重的灾难。通称此次事件为“黔南事变”。在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把关于黔南事变的资料整理成文,帮助读者回忆或了解。一、日军发动湘桂战役之目的及其过程日军指挥部称湘桂战役为“特号”战役。日军统帅部处心积虑的要发动此次战役,根据各种资料归纳,其战略意图有二:1)打通从东北至华北、华中、湘桂而达越南的大陆交通     

毛泽东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率部发动西安事变。全国上下为之震动，日本人为此暗喜，汪精卫等日伪汉奸为此高兴，而国民党何应钦等人则力主出兵潼关“平叛”，欲置蒋介石于死地，宋美龄、宋子文等却极力要求保蒋介石性命……对此山崩海立，形势急转的巨变，毛泽东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西安事变纪念馆介绍

西安事变纪念馆介绍白淑芳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西安市建国路甲字６９号（原张学良公馆内）,现对外开放的有张学良公馆、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张学良公馆建于１９３５年秋,原属西北通济公司。１９３５年９月,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