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89-1892年瘟疫大流行与伊朗社会抗议运动

1889—1892年伊朗恺加王朝统治后期暴发了一次全国性的传染病疫情。这次疫情表现出输入型与本土型多种烈性疫病相互交替、叠加暴发的特点,造成了极高的感染率和病亡率。此次疫情全国性大流行是伊朗对外商贸及人员往来密切、恺加王朝治疫举措成效不显著、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及其生存环境恶劣、对瘟疫缺乏科学认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疫情期间伊朗国内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伊朗民族主义者将殖民者和宗教少数派污名为瘟疫传播者,进而为其发动抗议运动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在抗议运动中不仅神职人员和世俗知识分子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得到空前提高,而且伊朗社会也形成了反对恺加王朝和外国殖民势力的民族觉醒氛围,从而为1906年宪政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

近代徽州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钱会组织。悠久的钱会历史、发达的会社形态、以及民间庞大的资金存量和旺盛的资金需求,是徽州各种类型钱会存在的基础。钱会深深扎根于徽州民间社会,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钱会在近代徽州的宗族和商业社会中发挥着融资与救助的双重功能,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和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咸同之际湘军瘟疫流行情况及对策

咸同之际湘军瘟疫流行,其爆发之频繁,范围之广,在历史上都是少见的。除战争与自然灾害因素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湘军医事制度的落后。为保障作战的需要,湘军采取了一些防治措施,力求补救。湘军瘟疫的流行也暴露了中国医疗卫生近代化的迟滞。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州社会风俗

明清徽州社会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区域社会,盛行"仁让之风"、重视血缘关系、重视婚姻门第是其中主要的几种社会风俗。这些社会风俗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明清徽州家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不可低估。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家谱宣扬了"仁让"之风,通过家谱保持血缘纯洁性,也利用家谱维持婚姻的门第等级。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社会比较

明清以来的苏州家庭经历了一个从大家族聚宗而居到以小家庭为主的变迁模式 ,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的社区保障网络 ,大众心态呈现出多元信仰及求实变通的趋势。在家庭、社区、大众心态这三个相互作用又制约的三个层面中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其不断变迁的内在动力。徽商输回徽州的商业利润强化了原有的宗族势力 ,社区保障则是通过宗族系统来实现 ,大众心态也呈现出信仰一元、理学独尊的格局。同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 ,却走上了一条与苏州相反的道路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 ,国家虽然缺乏制度性建设 ,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反使其内容更见丰富。嘉道以降 ,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 ,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此过程中 ,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非但未见日趋严重的对立 ,相反出现了更广泛的合作 ,国家和官府具体职权亦未见退缩反而有所扩展。社会力量活跃的意义 ,主要是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     

清代徽州藏书家与徽州文化传播

徽州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灿烂的文化,清代徽州藏书家在全国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们对古代书籍收藏、整理、校订都作出重要贡献,在传播徽州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世界瘟疫史：疫病流行、应对措施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评介

人类历史的演进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是长期以来,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类的事件,相比之下,对于与人类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疫病事件关注较少。即便在某些历史著作中提到疫病,充其量也只是作为人类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的附属品而一笔带     

从康熙《徽州府志》看社会部类的编修问题

清康熙《徽州府志》以图、建制沿革、大事记、疆域、城池、自然、形胜、风俗、名宦、兵防、食货、营建、恤政、选举、人物、杂志等方面反映徽州社会的方方面面。一部《徽州府志》是一部古代徽州史、一幅古代徽州的社会画面、一部古代徽州人物志、一部人民生产生活志。     

徽州文书与徽学

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 ,根本原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 ;没有徽州文书 ,就不可能出现徽学。徽州文书现存约 2 0万件 ,内容涉及徽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特点。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 ,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清代中期徽州婚俗与社会生活管窥——解读天津博物馆收藏的《邵氏嫁女收支账册》

近年来,徽州文献的搜集利用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与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相关的文书史料愈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文书为研究者提供了众多具体、生动的原始资料,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认识。天津博物馆现藏有清代道光时期徽州邵氏嫁女所录收支帐册一部。     

徽州私撰家谱与公修族谱的差异

祠堂、族谱、族田是近世家族制度的三项标志.明中叶,近世家族制度形成以后,宗族设立谱局修谱成为纂修族谱的主要形式,但也还存在个人撰写家谱的现象.设立谱局修谱为公修族谱,个人撰写家谱为私撰家谱.本文主要从规模、篇幅与流传形式,体例与内容,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三个方面,对徽州私撰家谱与公修族谱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以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

徽州文书是研究明清以来徽州社会实态的重要史料.本文以徽州府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结合新近发现的一批文书史料,对清代徽州的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及相关习俗加以初步探讨,力图揭示徽州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另一侧面.     

徽州文书遗存的原因

徽州文书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规模发现的一种民间社会档案,徽州境内的宗族意识和观念、契约意识和理念、收藏爱好和习惯、良好的保存条件和环境、稳定的社会和极少战乱的历史是其遗存的原因.     

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

16世纪后,贾而好儒的徽商不再是简单模仿士子的风度,而是以商业为功名进行价值观的整合,认为“学者以治生为本”,从而实现与士绅的合流。徽商具备了士绅的使命感、道德关怀和儒雅风度。他们在争“功名”时,与白头进考场的书生一样,往往有百折不回、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徽商价值观的整合虽然增强了商人的自信心,并给传统社会的四民等级带来一定的冲击,然而士商合流所造成的绅商风度却是从根本上消除了商人的独立性。处处以绅士风度自律的商人与传统政治势力更为紧密地粘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成长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三等级,从而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历史档案记录的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的鼠疫之研究

以历史档案记载与口述历史调查等资料相结合来研究考察日军细菌战造成的1942年湖南常德石公桥、镇德桥鼠疫灾难,可以更真确地了解这场灾难的历史面貌:这场灾难使石公桥和镇德桥两地3000余居民中死亡200余人,死亡率约6%;国民政府防疫部门对疫情的反应较迟缓,但进行了积极的补救;历史档案记录这场灾难的疫源可能有误,应是七三一部队飞机在当地投撒细菌所致.     

略论清代徽州方志的发展

徽州方志是徽州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是徽州修志的鼎盛期,考察这一时期徽州修志的实践是徽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徽学深入研究的需要。本文试图对清代徽州府县乡镇志、专志的发展概况作简单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