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战国策》"人名不同"说辨

《史记》所载战国历史曾取材于《战国策》,学者对此多无异义。赵生群先生则认为今本《史记》与《战国策》所载多有差异,如人名不同者即有20条之多,意在否定《史记》对战国历史的记载曾取材于《战国策》。然今考之,这20条中,包含有28对"不同"的人名,其中14对本是同一人,其余的14对人名虽异但也各有原因。可见,《史记》取材于《战国策》之说不能轻易否定。     

《史记》田完、赵衰、赵盾谥辨正

名、字、谥、号是史书记人的基本内容之一.《史记》中的谥时有错误,历代研治《史记》者多未予注意,有必要加以辨正.     

刘伯庄《史记音义》考评——以《史记索隐》、《正义》所存佚文为例

刘伯庄《史记音义》是唐初的一部《史记》注本,原书于宋代之后已佚.现存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的佚文有256条,涉及注音、释义、释地理、补史实、考典制等多个方面,在音义训诂、优化史注体例、保存先唐《史记》版本资料及保存历史文献资料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在《史记》注释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不足之处在于“不见旁通”及注释偶有不确.     

洪迈辑论《史记》的文字表述

南宋学者洪迈纂有《史记法语》一书,专辑《史记》中的嘉言美句成编,而其所著《容斋随笔》中有数十则关于《史记》的评论,涉及对《史记》所述史事的评论和对于《史记》本身的批评,其中亦多关于文字表述者。而《容斋随笔》的有关评论正是有《史记法语》作为基础。洪迈在研究《史记》文字表述上,所论深刻,并具有鲜明的审美色彩,对后世《史记》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很大影响。     

关于《史记》的缺补问题

《史记》的缺补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争论较大。这一疑案总的看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史记》的亡缺问题,二是《史记》的补窜问题。关于《史记》的亡缺,古今以来的学者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七种;《史记》的补窜问题较为复杂,所谓“补”,是指对《史记》缺亡的部分进行补写,附骥《史记》而行;“续”是指对《史记》以后的事件进行续写;“窜”是指其他文字窜入《史记》文本之中。补窜问题涉及到《史记》中的许多篇目,古今学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辨。解决《史记》的缺补问题,对于搞清《史记》文本的本来面目具有重要意义。     

今本《史记》校读记

《史记》刻本产生于北宋淳化五年 ,与唐以前的写本文字多有不同。《太平御览》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编写的一部类书 ,引用了大量的唐以前文献 ,《史记》是其中之一。本文据《太平御览》所引《史记》异文 ,考证了刻本《史记》文字的某些讹、误、衍、夺 ,为今人正确利用《史记》提供了根据。     

论单行本《史记索隐》的唐写本特点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是一部优秀的《史记》注本,宋代与《史记集解》及‘史记正义)合刻,单行本遂亡佚。收入二家注、三家注合刻本的《史记索隐》略去了原有的《史记》正,注也多有删改,已非司马贞原着之貌。明代汲古阁毛晋得旧抄本,重刻刊行,对此本的真伪及价值,学界褒贬不一。从《史记》唐写本卷次,唐写本系统等方面看,单行本《史记索隐》具有可信度高的特点,它对校正今本《史记》讹误等很有价值。     

太史公书何时以《史记》命名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篇》认为,《史记》乃司马迁本人自命名,此说有误。赵翼《陕徐丛考》、朱药《笥河文集》、梁玉绳《史记志疑）、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均有考证,并指出其错误,王国维举出（史记）中“凡七称‘史记’（实际应为十三称）,皆谓古史也”还列举双人称“史记’一词皆为古史籍的例子7例,皆不指称（太史公书》。司马迁本人自命其书为《太史公书）,见《太史公书自序第七甘）。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两汉人多因袭这个命名,称（太史公…     

《史记》标校失误四则

中华书局1982年版《史记》在标点、校勘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笔者仅就翻检中所发现的四则胪列于下,以就教于方家。 1.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 索隐:……按:《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P.2505） 按:当标点作:“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司马贞的意思是说:《史记》上讲吕不韦是阳翟人。但《战国策》一书,却把吕不韦说成是濮阳人。除此之外,《战国策》上还有很多地方记载吕个韦的事迹与《史记》该传不同。标点者于“多”后断句,殊失注者语意。     

论《项羽本纪》的悲剧性

关于《史记》一书的悲剧特色,前人早有零星沦述。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中曾说《史记》是“司马子长之深悲”,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史记》“悲世之意多,而愤世之意少”,刘鹗在《老戏游记序》中更说《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在确认     

裴注八十卷集解本《史记》篇目考——基于古写本文献的研究

六朝隋唐时期通行的《史记》文本多为八十卷的集解本,而现存有宋以降集解本《史记》俱为一百三十卷,八十卷本面貌遂不可知。梳理日本尊经阁文库本《经史历》所载《史记目录》的文献信息,可初步复原八十卷本及其衍生文本的篇卷分合情况。通过将《史记目录》与现存敦煌本、日藏古写本和索隐本及正义本《史记》篇卷的比勘,基本可以确定目录所载八十卷集解本《史记》篇卷的相关信息并非出于后人的伪作。系统考察《史记》传本卷帙变迁的历史进程,将有助于理解现存《史记》古写本存佚因由以及纸简替兴和写刻演变之际,物质载体对文献面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论乾嘉学派考证《史记》的成果

论乾嘉学派考证《史记》的成果俞樟华近代林纾曾指出,清代治《史记》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钱竹汀之《考异》、梁玉绳之《志疑》、王怀祖之《杂志》,均精核多所发明,而梁氏成书至三十六卷．论黄帝一事凡千言,其下历举异同,良足以刊《史记》之误;乙派则归震川、方望...     

《赵正书》研究

北京大学收藏的汉简《赵正书》记载秦始皇临终接受李斯的建议,立胡亥为后,以及胡亥杀群公子、杀李斯等事,与《史记》等有相合之处,但立胡亥为后与《史记》所述沙丘之谋,则差别甚大。学界目前多倾向于仍然相信《史记》的记述。本文先从《赵正书》所述胡亥"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及湖南益阳兔子山二世元年文告中发掘有价值的史料,指明《赵正书》有可信度;进而考察秦始皇晚期的统治术及汉初的统治术,指出胡亥模仿秦始皇,而与扶苏不同,其统治术更合于当时情景,所以其继位是有合理因素的;最后分析《史记》中的有关记事,指明《赵正书》有可信性。当前的材料或许还不能让学界都信《赵正书》而不信《史记》的沙丘之谋,但是至少可以纠正只信《史记》而不信《赵正书》的倾向。     

闽越国诸王史事探析

闽越国是福建境内最早由闽越族人建立的地方政权,司马迁在《史记&;#183;东越列传》中。记述闽越国从战国后期建立至汉武帝时期衰亡的历史。后来。班固在《汉书&;#183;闽粤传》也作了记述．文字基本与《史记》相同．仅在某些地方有所增删。由于《史记》对闽越国的记述十分简要．因而有许多史事至今仍有争议．     

《历代名家评〈史记〉》

本书为历代著作家评论《史记》的言论摘编,是为史学、文学、哲学工作者研究《史记》所提供的重要参考资料。正文前有白寿彝先生写的序和编者例言。序的大意说:《史记》成书以来,已有许多人提了各方面的意见,对这些意见多知道一些,自能帮助我们对《史记》有更多的理解,并且也能启发我们对于其他方面的理解,因此乐于为本书的出版作序;但同时应提醒读者,在阅读众多的资料时要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史记》记事断限与成书关系考

《史记》的记事断限(以下简称“断限”),有关《史记》的真伪,历来说法不一。难以定论。唐刘知几言：“《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褚少孙也续补《史记》,但都作了注明,其他人的续补字混杂其间则难以辨认。为了恢复《史记》原貌,剔除后人伪窜的笔墨,就必须搞清断限。推断《史记》断限的人很多,概而言之,不外乎以下几种说法：     

晋文公重耳生年考

春秋五霸,齐桓。晋文并称。晋文公重耳之亡是春秋时期的重要事件。《史记·晋世家》称重耳四十三岁开始流亡,《国语》记载重耳十七岁开始流亡。杜预,泷川资言,杨伯峻认同《国语》的记载,但未作详尽考辩。梁玉绳、洪亮吉及现代学者多认同《史记》。本文根据秦穆姬年龄,狐突年龄,晋文公的家庭状况推断《国语》的记载是可靠的,而《史记》不足为据。一、《国语》《左传》《史记》的记载《国语·晋语四》重耳过曹,曹伯不礼重耳,僖负羁曰：“重耳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从之,可谓贤矣。”重耳奔狄在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６５５前,据…     

《太平御览·咎徵部》所引“史记”来源考

《太平御览·咎徵部》所引"史记"之不见于司马迁《史记》者,论者谓其来源大抵有二:其一为《纪年》之误;其二谓"史记"自为一书。通过考察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及《汉书·五行志》,可知《御览》所引的这些并非出自《太史公书》的"史记",可能来源于《洪范五行传论》,其本附着于《洪范五行传论》中五行、五事、皇极各条之下。故而,这些"史记"既非《太平御览》误引,亦非自为一书。而《咎徵部》之外所引的"史记",或与《洪范五行传论》有关,或为《史记》佚文,或为《史记》注文。     

“短长”释义

“短长”释义孙家洲＂短长＂,又作＂长短术＂,是＂纵横之术＂的同义语。汉代人经常使用这个术语。《史记》中多处引用,刘向《战国策书录》称其所见记载纵横解士言行的书籍有六种,其中就有《短长》、《长书》、《修书》。古今学者对＂短长＂本义的解释,主要有三种：其...     

稿本《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考辨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书目多著录为王舟瑶手稿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解题亦沿用此说。该稿本是由手民过录的清稿本而非手稿本,其第一作者是管世骏,王舟瑶只是对该稿本做了批注,其批注得到管氏采纳,可以算作该稿本的第二作者。管氏校勘所据底本并非完整的“宋蜀大字本”,而是以嘉业堂、宝礼堂旧藏两部南宋绍兴间淮南西路转运司刻宋元明递修本《史记集解》拼合而成,真正的蜀大字本只有十八卷,是嘉业堂藏本的补配本,两者均属九行本《史记》版本系统。其校勘体例独具特色,充分揭示了九行本《史记》在文字上的价值,对《史记》文字亦多有考证,取得了较高的校勘成就,对于进一步整理、研究《史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