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

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过程中,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是因为受到张学良的很大影响。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兼与《纲要》教材商榷

从九一八事变至我党发布五五通电这段时期,中共对蒋政策是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党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这一时期中共对蒋政策应是抗日反蒋,根据有四：一是“抗日反蒋”提法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二是“抗日反蒋”提法见诸我党和红军负责人的言论中;三是“抗旧反蒋”口号符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四是“抗日”反蒋”是党史学界权威著作较为普遍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法宝。1935年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提出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启动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在此后将近两年曲折、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其策略,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力进行调停,促成和平解决。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与各党各军各派的逼迫下,其方针、政策也几经变化。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之际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实际建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进行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的一年多内,实现了战略性的转变:从十年内战到国共合作,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到其实现。这是一个艰难曲折和充满矛盾的过程。本文着重从中共中央高层决策的视角,依据大量档案资料,对客观局势的复杂演变和主观认识的反复探索过程进行系统的考察。     

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

围绕着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国内外的中国共产党史专家、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论著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抗日反     

“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兼与《纲要》教材商榷

从九一八事变至我党发布五五通电这段时期,中共对蒋政策是反蒋抗日还是抗日反蒋,党史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这一时期中共对蒋政策应是抗日反蒋,根据有四:一是"抗日反蒋"提法载入中共中央文件;二是"抗日反蒋"提法见诸我党和红军负责人的言论中;三是"抗日反蒋"口号符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四是"抗日反蒋"是党史学界权威著作较为普遍的观点。     

为什么农工党能够酝酿发动“福建事变”——农工党与十九路军的深厚渊源

1933年11月20日,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推动下,驻守福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联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外界称之为“第三党”）等反蒋势力,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同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的冯玉祥

九一事变后,冯玉祥慷慨激昂,呼号奔走,呼吁反蒋抗日,进而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战大旗。透过冯玉祥“日记”,从历史上加以考察,这一切绝非偶然。     

从国共党际环境的演变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共产党对国民党由敌对关系到合作抗日的酝酿时期,到国共联合建立党际环境联络机制的谈判阶段,再到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党际环境日臻成熟的形成过程。它的发展动向对战时的世界局势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进程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不断加深背景下对国共两党抗日态度、立场和政策的影响及关系展开思考,从国共党际环境演变的角度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论张学良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

张学良自成局面的设想和中共先行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的策略 ,是促成“西北国防政府”计划产生之两大要素。但在该计划的实施步骤及是否反蒋、如何打通苏联等问题上 ,张与中共间存在着某些潜在分歧 ,加之中共的政策由反蒋抗日急剧转向逼蒋抗日 ,打通苏联亦未能成功 ,从而导致该计划终归流产     

"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

全面抗战爆发前,两广地区的抗日主张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根据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揭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有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论较详细地披露了这一历史过程,分析了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并对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给予评价。     

论刘湘的转变

刘湘是民国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从民国初年到1933年,四川的大小军阀内战不休,大小战事竟达470多次。“战祸之烈,甲于全国。”刘湘是其中主要的角色。蒋介石登台后,刘湘为蒋所利用,积极充当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工具。1935年初,蒋介石插足四川军政后,刘、蒋激烈争夺对四川的控制权。刘湘在与蒋介石的矛盾斗争中,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由一个反共拥蒋的地方军阀转变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能够参加抗日的地方实力派。对刘湘晚年的这一转变是应该适当肯定的。     

彭德怀推动何柱国共同抗日

彭德怀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不仅以卓越的指挥才能赢得了全军指战员的高度信赖和尊敬,而且对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中也有重要影响。这里介绍的就是他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促其积极地率部抗战求存,为抵御外患、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武装反蒋…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70年前(1936年)的12月12日,在陕西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即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8—1941年)扮演的角色以及事变后该报向读者透露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张季鸾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复杂而微妙关系,耐人寻味。     

1935年10月《秘密指示信》作者考

中央档案中保存着一份1935年10月份发布的《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以下简称《秘密指示信》)。近几年来,这份文件引起了党史界的关注与重视。因为从内容来看,《秘密指示信》提出了新形势下党的新任务是“抗日讨蒋”,“总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它一反过去“下层统     

试析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的演变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对蒋政策经历了反蒋抗日、逼将抗日、联蒋抗日的复杂变化过程。这一系列变化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蒋介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所决定的。     

“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因应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选择先“剿共”后抗日,共产党选择先反蒋后抗日,而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党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又是图存御侮的策略。历史已证明：“剿共”不是抗日的前提．“反蒋”也不是抗日的前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才是抗日的前提。     

川陕苏区的抗日宣传

1932年12月至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在广大群众和游击武装支持下创建川陕苏区．作为第二次国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苏区,始终高举“反蒋抗日”和“反帝拥苏”大旗,在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中．广泛地进行了抗日救亡宜传。     

论宋庆龄的反蒋抗日主张及其与中共的关系

随着近些年来史学研究的深入,关于宋庆龄的思想活动,也应该本着不断进取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考察。本文专就宋庆龄“反蒋抗日”问题,作一些探索。     

山西“一二·一八”血案

一、山西大学“救国会”的建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恣意横行,屠杀同胞,而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了“剿共”,采取“安内攘外”的不抵抗主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