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相承——陈癸尊和他的祖父陈演生

我和陈癸尊相识是15年前他担任了民盟江西省主委之后,那时他已被选为江西省副省长,常来北京开会,见面时谈及他也毕业于北京大学,是我的学长,以后来往就多一些了。而对他祖父的了解,还是最近从一本杂志上看到的,原来他是出身于一个爱国民主人士的世家。     

我和高华的交往

高华是我最好的朋友,1978年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历史系的本科生。30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见面,而且无话不谈。我每次与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故意带着沉稳的官腔,"老高呵,过得怎么样呵,不错吧?"他总是故意压低     

从羊肠小道走出来的中国互联网（下）——我所亲历的中国互联网20年

当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桌签并排出现在国际互联网会议上 中国加入互联网大家庭后,参加全球大型互联网会议的机会增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代表在国际互联网的舞台上经常能够碰面。不管海峡两岸关系如何,在互联网会议匕见面,双方关系始终非常友好,并且都从心底自发地发展这种友好关系。每次开会,大家都在一起聚餐,像个大家庭一样温馨和谐。其中有一次“特别”的经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你猜李安讲了什么？

有机会跟李安见面,是在伦敦电影节。那一年的伦敦电影节正在放他的《卧虎藏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美国著名影评家汤尼·雷恩。一天傍晚,汤尼·雷恩说,带你去见一个中国朋友。我们穿过伦敦的大街小巷,到了一座很阴暗的建筑跟前,进去以后才发现高朋满座,李安就在那儿。第一印象是李安特别瘦弱,从他的眼睛里你能感觉到他长期缺觉。当时我问他是不是特别累,他说因为跟着《卧虎藏龙》做宣传,基本上没怎么休息。然后他淡起了我的电影《站台》,他在纽约已经看过了。之后     

《近代史研究》的创办——忆钱宏同志

钱宏同志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友。 我与老钱是在50年代认识的,主要是一起开会时见面谈谈,没有什么来往,了解不多。 1961年初,我调近代史所,负责《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当时老钱负责近代史研究室工作,接近自然多起来。我对史学界的情况不大熟悉。编辑部人员又很少,主要是靠黎澍同志拿主意,想办法。编辑部主要是负责组稿、审稿和处理稿件。在具体选题、组稿及物色作者方面,有时也同老钱谈谈,听听他的意见,还请他审阅     

台湾明星们喜欢的高雄小吃

我和孙巍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一起在杭州西湖边弹唱过吉他,也一起在香港旺角的小餐厅里大声唱过歌。但自从他赴台签约滚石之后,就罕有见面的机会。这次他回杭州,在参加完一个商业活动之后,终于抽出工夫和我小坐了一个下午。     

史念海教授访问记

时令已是初冬,但京华大地处处是生气蓬勃的景象。十二大精神鼓舞着广大人民,学者专家也在思考着如何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开创出新局面来。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开会期间,我们走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专家史念海教授。史念海先生来北京开会,工作很忙,他是利用星期天休息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我们来到史先生的住处,他微笑着接待我们,风趣地把我们称作“答辩委员会”。我们的访问,是在轻松的、没有拘束的气氛中进行的。     

王芸生的历史感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会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与其子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１９４９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５０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作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的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 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 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 …     

在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调研时的讲话

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到贵州,特别是来贵州省方志办看望大家,同大家座谈有关地方志工作的问题.首先,我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陈奎元同志,向大家表示亲切慰问! 我这次来,应该说是来还愿的.这几年每当地方志系统开会,彭主任都邀请我来贵州,我也都答应.我是很喜欢往下跑的,特别是分管地方志工作以后,下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全国到处都有方志办,要想下去很容易.但我的主要工作不是地方志而是当代史,实在难以抽出时间到处跑.这次利用到遵义开会的机会,终于实现了来贵州的愿望.当然,我想来贵州也不仅仅是因为彭主任的邀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贵州仍属于欠发达地区.越是这种地区的地方志工作,越需要中指组给予关心和支持.     

邓小平治军，不讲情面

会风就是党风。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这体现了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一贯风范。 战争年代打了胜仗,上级开会常常会以握手表示祝贺和褒奖。1946年9月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在河北安陵集召开一次会议（史称安陵会议）。这天正好中秋节,又逢邯郸大捷,各纵队领导干部都以为开会肯定是表扬加犒劳。当他们满面春风向邓小平政委伸出手时,邓小平却摇摇手,一脸认真地说：“这次开的是不握手会议!”这话无疑刚见面就给几位爱将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众人面面相觑。     

回忆周炳琳老师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那时,周炳琳先生早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了。但我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内,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也没有机会听他的课,因为二、三、四年级同学和系里的许多教师,都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土改去了。参加土改工作团的教师先回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学生们晚回校,大约在1952年初夏才回到北京大学。     

二十六年蒙冤去 三十六年慰忠魂——回忆逆境中的粟裕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展开了对粟裕的批判,这是对他最大的一次伤害。当时我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会议的通知、文件、简报等都是我呈给他的。突如其来的批判斗争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任务是总结解放后八年来的军事工作,结果却与毛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驰,批起刘伯承、肖克的“教条主义”,粟裕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来了。事前,粟裕一点不知道。接到开会通知后,我向他报告5月24日上午到中南海居仁堂开会。粟裕问我什么内容?我说,通知里没有说。按照惯例,往常开会都要说内容的。这是一次有元帅们参加的50多人的小型会,在粟裕…     

圆圈会议

会议室和住处挨着,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分钟,我走了进去。这是我进村后第一次开会。春节前夕,我们来到金沙江畔驻村点,还不到一星期就接到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作为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朱巴龙乡朱巴龙村驻村工作队成员,我们不敢大意,立即按照要求把上级精神传达下去。村"两委"班子成员在预定时间到齐。     

嫁给四个古代男人

一、庄子他和我一起过着逍遥的日子。我们几乎每晚都无拘无束地躺在海滩上。在海风的吹拂下,我静静地听他讲天地齐、万物一的道理,虽然我们住的茅屋中已经只剩下了半碗米。我们天天这样疯着、乐着,世人以为我们是一对疯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我们快乐。虽然我们食不果腹,可是我们却拥有无拘无束的自在。有一天,我终于要死了。我们一点也不恐惧,因为他和我早已参透了生死。我本无生命,现在重归于无,又有什么好怕的?所以,我最后的时刻还在和他一起笑。二、范蠡我和他重逢于灭吴之后,他和我一起乘船去了烟波浩渺的太湖,把高官厚禄弃如敝屐。我们…     

渔人码头美餐记

<正>自从毕业以后离开秦皇岛已经快5年了,因为工作的原因一直没有再来过,今年五一终于有机会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同学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说了几句话就带我来到了东山浴场的渔人码头海鲜广场。我们还没进餐厅,就看到里边的人头攒动,真是热闹啊。迎接我们的是服务员真诚的笑容:“您好!欢迎徐先生光临!你们定的是302房间,您这边请!”     

侯金镜在向阳湖

提起著名文艺理论家侯金镜同志来,我就极不平静。他担任《文艺报幅住编,我们办公在文联大楼,又在同一食堂用餐,日久天长,便相识了。他朴实无华,乎易近人,既有长者的风范,又有朋友般的亲切,虽然我们无工作的往来,却好像天天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那样亲密无间。到了十年动乱年代,文联和各协会竟然成了“重灾区”,我们的大队人马都像犯了罪,通通被赶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脱胎换骨”,从此我接触地的机会就多了。我和侯金镜不在一个连队,但距住地很近,上下工能见面,在医务室看病也常见。他那时被污蔑为“走资派”和“反…     

怀念雷达老师

正雷达老师是兰州大学杰出校友。兰州大学中文人都以他为骄傲,我个人的文学评论道路也深受他的精神启迪。我现在特别怀念他在兰州大学文学院担任博士生导师的那几年,隔一阵他就回家了,我们见面、聊天,谈笑风生。他给学生做讲座时,我总是坐在第一排,用心倾听他对我国文学发展最生动的、在场的、前沿的分析与评断。有一次聆听时我还萌生了一个念头,对他     

老友施拉姆

美国友人传来施拉姆先生的噩耗,使我非常悲痛,我们是研究毛泽东而结识的好朋友。1980年后,他多次作为这方面的美国学者来中国,以及我应邀到美国访问,我们都开门见山侃侃而谈,使我得益匪浅。2005年我88岁时,他为我写了一篇祝寿文章《李锐是我的朋友》,其中有对我的勉励之言:"我们每次见面,他的直率和富于挑战性的见解总是令我耳目一新。"毛泽东是20世     

回忆在毛主席身边的趣事 讲述真实的毛泽东

毛主席他老人家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了,他的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我的面前,犹如不多时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延安时期,毛主席有一段时间住在王家坪,离我和马海德大夫的住处不到二百米,相互来往是很方便的,那时,马海     

瓷窑记事

正2013年6月中旬的一个周末,乔军弟邀请我们去白银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街上碰见了几年未见面的老同学、老同事——张成仁先生和他夫人杨树花女士,久别重逢,相聚在一起,大家非常高兴。张成仁比我早两年进厂,当时他在陶瓷厂任细瓷车间主任,从事陶瓷彩绘、图案造型设计等技术工作,曾任白银市靖远陶瓷厂副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