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清徽州会社的功能与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各地会社林立,种类繁多,既有祭祀性会社、经济性会社、慈善公益性会社,又有文人结社、宗教性会社等类型会社。这些会社在当时基层社会的运行中发挥着多方面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经济互助、教育教化、慈善保障、纠纷裁决、文化娱乐等。并指出徽州会社存在的弊端。     

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

民间信仰自古以来就不为政府所承认,经常处于被官方压制、打击、甚至被禁止的境地.在古代,民间信仰被视为"淫祀",《礼记·曲礼》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1.那么何谓"非其所祭而祭之"?《汉书·郊祀志上》认为,天子以至庶人的祭祀,都有相应的典礼制度,不合典礼的各类祭祀,即为应当禁止的淫祀,所谓"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2.直至今日,民间信仰的处境虽有所改善,但仍然未被列入宗教法的保护中.     

“泊船祭祀”与“人神互惠”——清代漕运旗丁崇祀文化的规制与功效

清代旗丁迫于漕运诉求与运河沿线祭祀等活动的浸染,在群体内部逐渐孕育出独特的崇祀文化。漕船首尾绘制图案,舱内供奉神龛,路遇庙庵亦要焚香祭拜,甚至泊船演戏,以祀神灵。崇祭文化的繁盛,一方面强化旗丁身份与运役,成为其内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祭祀文化中人神互惠的体现。旗丁泊船祭祀等行为既提供与当地民众交易的契机,又象征性建构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无论何种形式,旗丁运漕途中的崇祀活动,都传播了籍贯地与运河沿线的风俗习惯,构成内河漕运文化与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也揭示清廷在信仰层面通过重塑国家祭祀体系保证漕运制度正常运转的深意。     

晚清陕西关中方志中的民间信仰类型探析

民间信仰在此主要指非正统的、非宗教性的,流行在民间的神灵崇祀习俗,官方参与的信仰、某些祭祀仪式和活动亦包括在内.关中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传统、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造就了晚清关中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灵物崇拜、赋予超自然力量的人神崇拜、行业神崇拜等不同类型的民间信仰.同时也体现了关中民间...     

正祀与淫祀关系视角下的寒食节禁断史研究

在寒食节的早期发展史上,介子推传说及其信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说,正是在介子推传说、特别是介子推信仰的推动下,寒食节遂以太原郡为源发地,呈放射状不断向外扩散。与此同时,介子推信仰也随之播布,逐渐形成了以太原地区为中心、遍及并州乃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信仰圈(祭祀圈)。但在这一时期,介子推信仰主要是以民间信仰、特别是淫祀的面目存在,与官方正祀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致使寒食节屡遭禁断。     

清代国家祭礼等次制度研究

清代国家祭礼分大祀、中祀、群祀三个等级,其礼仪要素具有普遍性,但也有较大的等次差别。群祀与大祀、中祀存在巨大的礼仪鸿沟,大祀与中祀之间也有礼仪等次差异,同一坛庙不同祭祀和不同神位之间礼仪等次差别明显。清代国家祭礼的等次差异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理清清代国家祭礼礼仪要素共性基础上的等次差别,既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清代国家祭礼,也有利于透彻地了解特定的坛庙祭祀。     

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

岳镇海渎祭祀是在元代极为兴盛的国家祭祀。元代岳镇海渎祭祀有代祀、常祀、因事专祀三种形式,本文围绕祭祀活动的举行,集中考证了祭祀地点与路线、发令者、使臣等方面的问题,考察了岳镇海渎祭祀在元中后期的变化与产生的问题。蒙元王朝实行岳镇海渎祭祀,有宗教信仰上的渊源,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后者显示出元朝内蒙外汉、以汉法治汉地的统治策略。道教对元初的岳镇海渎祭祀起了推动作用,到元中后期地位有所下降,然而岳镇海渎的道教色彩并未消退。     

唐代柳宗元“罗池神”形象与神话述论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病逝后,柳州百姓自发地为其立庙祭祀,尊为"罗池神",并由此衍生出诸多关于他的神话传说。这些尊神行为没有触及儒家的礼制,得到了地方官员的默许。但柳宗元贬官的身份以及唐代严苛的地方祠祀政策,使其只能以"民间之神"的身份存世。同时唐后期政局动荡,中央对地方的文化控制力大为减弱,也使得柳州的"罗池神"信仰得以保存延续。     

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浅新

河北曲阳的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山川的自然崇拜。虞舜时期有了最早的祭祀五岳活动,汉代对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祠祭祀,唐、宋两朝则形成了北岳簪祀文化的两个高峰,明代皇家祭祀活动之频繁为历代之最,而由于清初北岳的改祀。曲阳北岳庙的祭祀活动从此渐趋衰落。     

社稷与山西初探

社稷,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祀的土神与谷神,是上古时代国家的象征与代称。相传上古共工氏之子句龙为后土,烈山氏之子柱为稷。自夏以前尊后土为祀。商汤灭夏后以弃（周之始祖）代柱而祀。故《白虎通·社稷》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     

报本开新:战国秦汉时期的先农信仰研究

秦人在东进和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受报功崇始观念的支配,吸收了周人的农神祭祀系统,创立了本族的农神即"先农"。随着秦统一而将此风俗推广到天下各郡县,成为官方祭祀。整合而成的先农,又受大一统余绪的影响,后人便理所当然地视其为神农炎帝、田祖、先啬等。刘邦建汉后,另立灵星而取代先农的核心信仰地位。文帝时期,形成了籍田礼、即祭祀神农炎帝的观念。东汉时期,诸神并祀,由于皇帝亲耕的因素,祠灵星的核心信仰亦逐渐让位于祠先农。     

清代紫禁城坤宁宫祀神音乐

坤宁宫祀神是满族传统祭祀活动在清代宫廷中的延续,也是爱新觉罗家族信仰在皇宫中的存留,与堂子祀天有密切联系。《清史稿》云:“坤宁宫祀神,昉自盛京。既建堂子祀天,复设神位清宁宫(在沈阳故宫)正寝。世祖定燕京,率循旧制,定坤宁宫祀神礼。此记固属简明,然未臻详确。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祭神和祭天虽为两事,有很多不同,但     

“五祀”祀行、祀井考

"五祀"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祭祀,但自汉代起"五祀"应祀"行"还是祀"井"就一直争论不休。从考古资料来看,先秦时期的"五祀"祀"行"不祀"井","五祀"祀"井"始自汉代。汉代"五祀"的变化,是腊、蜡这两种祭祀在秦汉时期的混同造成的,造成这一变化的还有社会思潮、社会环境、语音相近等多种因素。     

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浅析

河北曲阳的古北岳恒山祭祀文化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山川的自然崇拜,虞舜时期有了最早的祭祀五岳活动,汉代对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祠祭祀,唐、宋两朝则形成了北岳祭祀文化的两个高峰,明代皇家祭祀活动之频繁为历代之最,而由于清初北岳的改祀,曲阳北岳庙的祭祀活动从此渐趋衰落。     

禹治水与夏代社祭祀

本文对禹被祀于社和夏社进行了考察,认为禹被祀于社是因为其治水有功,是土地祭祀与祖先祭祀结合的产物;夏代社祀已经开始成为国家的象征,已经基本具备了后代社祀的基本功能。     

黎族的鬼魂信仰

黎族是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历史悠久,由于长期生活在海南岛上,加上生产力低下,保留了许多原始鬼魂信仰。“病不求医,惟事正觋。”但是黎族来源复杂,有较多的支系,包括侾黎、杞黎、本地黎、美孚黎和加茂黎。各支系的鬼魂信仰虽有共性,也有一定差异。居住在五指山腹地的杞黎,主要信仰自然性的鬼魂,没有灵位偶像,也没有祭坛,祭品也较简单,宗教活动是由家族公社头人——亩头主持的,多用巫术、咒语。其他地区的信仰则以祖先为主,由鬼公、娘母主持宗教仪式,杀牛、猪祭祀,有固定的祭祀。在四周的侾黎、美孚黎、本地黎地区,道公突出,流行偶像,还建有祠堂,讲     

清代宫廷祭祀的佛立佛多鄂谟锡妈妈

本文认真分析了清代宫廷祭祀的佛立佛多鄂谟锡妈妈信仰与换索仪式,得出了"鄂谟锡妈妈信仰属于典型的萨满教现象,是萨满教乌麦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结论。     

安生慰死: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1927年至1932年间,提出了初步的忠烈祭祀制度规划,祠祀烈士以辛亥、北伐烈士为主。1933年至1937年间,制度建设继续推进,规划扩大,提出"各县设立忠烈祠",祠祀烈士新增抗日、"剿共"等"烈士"类型,然制度的实践有限,未形成所设想的全国性建设热潮。1938年至1945年间,建立起一整套从营造、入祀、公祭、日常管理到调查统计的规制,"普设忠烈祠"的目标也在国统区内较大程度上实现,形成一种涵盖了国民政府所认可的辛亥以来所有烈士,但以抗日烈士为主的祠祀情形,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得以真正建立并强化。由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前期忠烈祭祀的混乱局面,并借鉴了清代忠烈祭祀的统一形式。由于祠祀烈士"层层累积"的特征,涵盖所有烈士的忠烈祠具有集成性质,虽最终以抗日烈士为主,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抗日烈士祠。     

塑像与木主:明朝祭孔形象的变迁及其原因

明初孔庙祭祀使用塑像,至洪武十五年,南京国学祀孔改用木主,但地方府州县仍普遍使用塑像。正统至成弘间不断有士大夫提出改易孔庙塑像,均未被采纳。嘉靖九年,世宗进行孔庙改制,撤去孔子塑像,改用木主,并令天下各府州县遵行。洪武、嘉靖两朝对祭孔形象的更革各有因由,士大夫对此亦有不同的主张,但始终将孔子置于儒师、君师而非王者的地位予以尊崇,并通过祀孔以明道立教。就木主与塑像两种形式而言,前者更具抽象性的符号化意义,在礼学上较贴近古礼原初含义;后者则较接近佛、道及民间信仰之意象,远礼而近俗。祭孔形象的争论反映了儒家理念与佛、道等狭义宗教意识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体现了礼学与民俗交融互动的复杂情态,也显示出谙熟儒家政治学的士大夫在国家体制层面强调理,在基层实践层面更尊重俗。     

清《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考

本文主要考证了西安碑林清初《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还原了雍正年间咸宁人孙能宽与众修碑经过,考证了碑文所述事件史实。崇祀即从祀,是文庙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文庙从祀位次经历了频繁变革,一方面是由于明末清初战乱导致文庙祭祀混乱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为了宣示正统地位,对文庙祭祀制度进行了大量变革,其中从祀便是首要对象。《文庙崇祀位次之图碑》则如实记载了康雍年间文庙从祀位次的变化情况,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对研究清初文庙祭祀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