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敏碑趺有关问题之己见

樊敏碑是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的墓碑,现藏于芦山县芦山东汉石刻陈列馆内。樊敏碑多次倒塌,现所见之碑趺,应为南宋扶植樊碑时所易,原碑趺应为类似高颐碑之“方趺”。     

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宋代科技碑刻研究

科技碑刻在宋代碑刻中成就突出,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其中天文图碑不仅是中国之最,而且是世界之最。地理图碑反映了我国古代在制图学上的成就,平江图碑可谓古代城市市政规划的典型,禹迹图碑的“计里画方”法在古代制图史上是很先进的方法。水则碑、安养院碑则记载了宋代水利、医学的发展。     

宋代地理图碑研究

宋代地理图碑,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1961年,该碑与馆藏天文图碑、帝王绍运图碑和平江图碑同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身长2.21米,宽1.06米,厚0.30米,是现存宋代石刻地图中体积最大者。这是一块宋代政治地理图,有别于现存宋代九域守令图碑、华夷图碑和禹迹图碑。 以往有文介绍过地理图碑,作了一些探索性工作,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全方位的研究宋代地理图碑日显重要。 本文试图从地理图的成图年代及其行政区划:图作者的人文思想;地理图的自     

金陵大报恩寺御碑遗址结构性能及保护技术研究

为了对金陵大报恩寺南北两块御碑遗址进行科学保护,首先通过有限元模拟对南北御碑遗址的现状结构性能进行分析,找出其在正常使用和地震作用时存在的安全隐患;然后根据计算分析结果及整体设计要求提出增设隔震支座的保护技术方案,采用有限元模拟计算对南北两块御碑遗址在增设隔震支座后的结构性能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带有御碑的北碑的第一阶自振频率约为不带御碑的南碑的0.087;地震作用下,带有御碑的北碑最有可能破坏的部位是御碑,而不带御碑的南碑最有可能破坏的部位是龟趺头部。施加隔震支座后,南北两块御碑遗址结构的振动频率、最大主拉应力和最大主压应力均明显减小,在7度罕遇地震的情况下均不会发生破坏。研究结果对石碑的结构保护工程研究有参考价值。     

唐窦希瓘神道碑研究

唐窦希瓘神道碑2009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西蒋村,是新出土的唐代石刻文献,未经史志和金石著述记载。该碑碑主系唐玄宗之舅窦希瓘,立碑者是碑主之长媳昌乐长公主,书丹者是唐代著名书法评论家、书法家窦臮。该碑为我们了解窦臮的书法面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全新资料。本文对该碑的发现经过、出土地点、形制、碑文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并对该碑的碑主、资助者、书丹者进行了研究。     

三国东吴楷书鼻祖--《葛祚碑》

三国孙吴碑刻传世的仅4块,数量虽少,其书法价值和地位却很高。人们将这4块碑谓之“吴碑四种”,即《国山碑》、《天发神谶碑》、《谷朗碑》、《葛祚碑》。其中《葛祚碑》在我国碑刻、书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现存第一块楷书碑。碑高177、宽74厘米,圭首,有穿,穿下刻“吴故衡阳郡太守葛府君之碑”,3行12字。碑在葛祚故里江苏句容访得,1965年入藏南京博物院。晋人干宝《搜神记·葛祚碑条》卷十一记载了葛祚为衡阳太守时,为民除妖,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葛祚碑》书体为标准楷书,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隶书碑盛行于汉代,可传世的西汉碑却极为…     

小残卷斋藏碑帖选刊(七)

正史晨碑史晨碑,隶书,刻立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原碑立于山东曲阜孔庙,1996年移至曲阜孔府西仓之汉魏碑刻陈列馆。史晨碑为两面刻,俗称前后碑。碑的阳面刻前碑,即《奏铭》,全称《鲁相史晨碑祀孔子奏铭》,是鲁相上奏朝廷的奏文,后附四言铭文十二韵,是一种典型的公文体裁。后碑刻于碑的阴面,全称为《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     

汉代石刻概说(下)

<正> (三)德政碑 为彰显善政所立之碑。若立于官员任所神祠旁侧,可视为祠庙碑。但若仅立碑记念,是为德政碑。在难以确定神祠或祠庙是否存在的情况下,则暂时将之归类于德政碑。德政碑在内容方面,与后述的摩崖有共同之处。被认为是德政碑的,有以下诸石: (48)延光残碑(103)杨叔恭残碑     

驮碑的石兽是什么?

驮碑的石兽是什么文／徐实曾碑趺是碑下的石座,常雕作龟状,此物究竟是什么呢？群众常说：乌龟驮石碑。还说：当一天乌龟驮一天碑。这就是说驮碑的是乌龟。有识之士说：驮碑的不是一般的乌龟,而是一种力大能负的动物,应叫龟。在古代传说中,龙有九子,各具特长,其中一...     

郑和所立三碑可靠性之分析

郑和下西洋期间(1405—1433)曾立3个碑：通番事迹碑、天妃灵应碑和南京静海寺(残)碑。这三碑是郑和出使的第一手资料。本分析此三碑,并对照其他现存的出使随员马欢、费信及巩珍的作,发现郑和此三碑记录出使事迹之正确性很高。这三碑,加上马欢、费信及巩珍三作结合起来,给我们以确切的郑和出使总结,可用为进一步研究的准绳和基础。这是郑和研究必要的第一步工作。     

碑的概说与碑、帖之分

过去,一般人把黑地白字的拓本称为碑帖,把练习写字用的范本叫做字帖,把临字叫写帖。这些讲法是不确切的。其实碑与帖是石刻中完全不同的两大类。碑的起源一般人认为碑是由汉代开始的,其实在秦以前就有碑,不过那时候的碑与后来的碑用途不同,如《仪礼·聘礼》中就有“宫必有碑,可以识日影,引阴阳”,“或以丽牲”的记载。     

梓潼天字山密林中发现“魏公寺碑”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笔者同梓潼县副县长孙滔、梓潼政协文史委赵荣先、仇昌仲等在天字山近山顶处发现“魏公寺碑”。该地,密林掩盖之下有４０平方米的石砌围墙,石墙上半截早已倒塌,尚存８公寸左右高的石墙基础。“魏公寺碑”在石墙中央,碑高２．２米（不算碑基）,宽０．７５米,厚０．１米,碑盖与刻字的碑身是整体,碑顶呈弧形,碑盖部分正面是精雕的二龙戏珠,碑盖背面是林中奔鹿。碑的周围的石围墙内,乱石堆集,扫开泥土和枝桠,发现有石雕人像、（有佛象）石香炉、黄色筒瓦、石碉圆柱等,但多断折倒伏。此碑是大清乾隆四十九年岁次…     

刘碑寺造像碑研究

刘碑寺造像碑,是河南现存最大的造像碑,清代金石著录对其多有介绍,但仅限于造像铭文,其精美的造像未有著录和专文介绍,不被世人关注。本文主要对刘碑寺造像碑的现状、造像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并对造像题材、风格以及艺术成就进行探索研究。     

文献所见《宋璟碑》考略

《宋璟碑》是颜真卿所书的名碑,在书法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历代著述中对于《宋璟碑》的记载不一.本文从历史文献入手,论证了《碑侧记》虽不著书者姓名仍为颜真卿所书.但原碑很早已经不见于世,行世的其实是水平低劣的“范致君翻刻本”,而且无论是翻刻本还是原碑都被剜刻.     

简讯六则

碑林国宝级文物唐回元观钟楼铭碑首次亮相5月16日上午,西安碑林博物馆国宝级文物—柳公权书法名碑《回元观钟楼铭》,在出土20多年后首次向公众展出。这是该馆藏品中唯一一件没有向公众展示过的国宝级文物。唐《回元观钟楼铭》碑是1986年西安市太乙路某单位在基建施工中发现,碑为横式,长124、宽60、厚18厘米,青石质。碑题“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令狐楚撰文,柳公权中楷正书。碑文共41行,满行20字,共761字。唐开成元年(836年)四月二十日立。《回元观钟楼铭》碑是迄今为止现存柳碑中最完整的。碑面和个别字稍有残损,但文可通读,是柳公权58岁…     

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与调查——兼考金毓黻好太王碑释文来源

金毓黻是20世纪中国东北史学、东北文献学研究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曾对高句丽好太王碑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与调查。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成果收录于《静晤室日记》《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东北通史》等著述之中。为了深入研究好太王碑,金毓黻曾亲赴辑安实地考察好太王碑。《静晤室日记》和《辽东文献征略》中收录的好太王碑释文为金毓黻转录于《东北》杂志1924年第2期中佚名的好太王碑释文。《奉天通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是金毓黻以《东北》杂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为基础并参照当时所见好太王碑拓本而作出的释文。     

布政优优颂田琬

<正>在古莲池众多的碑刻中,年代最早、艺术价值也最高的是水东楼木栅内的唐代名碑——《田琬德政碑》。 此碑原位于易县城内,清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将碑从易县移置保定,行至保定大西门,碑忽然落地,短为数,方观承将碑甃之立于保定府学。清代金石学家王昶所著     

传世赵孟頫书道教碑真伪考

传世元代赵孟頫奉敕撰文并书的元道士张留孙碑,全名"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宏教冲元仁靖大真人张公碑",即道教碑。此碑有两个:一在北京东岳庙,天历二年立,人称北道教或北碑;一在江西贵溪龙虎山,至正四年立,人称南道教或南碑。两碑都很高大雄伟,碑文约两千八百余字。赵书碑中如此长篇巨制的几乎是仅见。一些鉴赏家、金石学家对此碑评价很高,很多学赵书的人也都临写过此碑。但是,同一内容同一作者的碑有两个,立碑的时间又都在作者死后多年,这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前人已曾提出了不少问     

西夏碑最初发现地考证研究

根据张澍诗文记载,他最早于武威清应寺内发现西夏碑,而武威清应寺正是西夏碑中所记载的西夏凉州护国寺,位于寺内的姑洗塔也正是西夏碑中多次提到的那座充满灵异色彩的宝塔,即护国寺感通塔。但是西夏碑确实被后来学者发现于大云寺碑屋内,致使今日学者对于张澍发现西夏碑地点持怀疑乃至否定的观点。纵观大云寺塔与姑洗塔的历史,根据阿育王奉佛舍利建八万四千塔的记载,可以断定西夏碑的最初发现地应是武威清应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