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状元及第考

刘长卿进士及第之年,最早见于姚合《極玄集》卷下,谓“开元二十一年进士”。虽未说“及第”,但以同书其他进士及第例之,此处“进士”即指进干之第。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卷十     

孙伏伽非进士考

孙伏伽,贝州武城人。对孙伏伽的身分,早在３０年代,邓嗣禹先生就在《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中论及他作为隋代进士“是确凿无疑的”①。后来,何忠礼先生在《科举制起源考》一文中认为,孙伏伽在隋朝中进士一事应予否定,他作为唐武德进士理由充分。但对何文,又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孙伏伽在武德中考进士,于情理不通,他不可能是唐武德进士,并认为孙伏伽为隋进士一说仍然可信②。近年出版的各种“状元传”、“状元谱”、“状元录”、“状元史话”等,都无例外地把孙伏伽当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显然,论者所歧义者乃是隋进士或唐进士…     

明清福建省进士与官员的分布延续

本文以“明清福建省进士量化数据库”与“清代福建省官员量化数据库”为主要研究资料,分析明清福建省进士以及清代福建省官员的分布与变动,总结福建省进士分布的地域特征并分析其形成原因,进而考察考中进士到成为官员二者之间的延续性。从明到清,福建省进士分布广泛,但地区之间不平衡性,表现出东南沿海兴盛、西北内陆衰弱的自然集聚性。总体而言,福建省内进士集中度和官员集中度相关性极高,明清两代进士辈出之家,在清末的官场也颇具影响力。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     

“雍进士第”考述

“雍进士第”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地泉州洛阳桥畔,洛安村洛阳街302号,为泉州洛阳吴氏二房（新厅）祖厝。从新近出土墓葬看,宅第内在清代居住过三位“雍进士”,“雍进士”乃国子监生之雅称,多为享有声望的地方绅士。“雍进士第”即是当地的绅士宅第,根据建筑遗存清晰可见四进院落：第一进门厅已被改易,第二进顶厅（礼仪厅）、第三进中厅（起居厅）保存相对完整,第四进后厅（私塾厅）部分坍塌。其建筑沿革乃明代肇建、清成格局、民国拆改、近年渐损。“雍进士第”符合明清时期闽南官式宅第的基本格局,同时不乏空间营造上的个性化创造,有“绅”“商”兼具的建筑特色,为研究闽南儒商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     

洛阳历史上的进士与状元

进士,就是贡举的人才。隋初,为广泛地选拔官吏,隋文帝于开皇七年废除了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开科取士,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时在各种科目中以进士科为最重要。以后历代相沿,以进士为人仕资格的首选。     

萧仲舒非太平兴国二年进士

《宋登科记考》《宋代登科总录》二书都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吕蒙正榜进士中列举了“萧仲舒”和“温仲舒”二人,其根据似为明人朱希召的《宋历科状元录》一书。萧仲舒是宋代《春秋》名家萧楚之父,但其时代更晚,绝无可能是太平兴国二年进士。综合宋人的诸多相关记载可知,《宋历科状元录》所说的“萧仲舒”其实就是“温仲舒”,“萧仲舒”实为“温恭肃仲舒”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中事实上只有“温仲舒”而没有“萧仲舒”。     

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兼及“三场试”之成立

唐代进士科“其初止试策”说始于唐 ,五代时又将之与“三场试”相联系 ,后世相沿 ,几为定论 ,然其说颇可质疑。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 ,其“试读”即口试之帖经。贞观二十二年进士科已有“文”、“策”两个试项。上元、仪凤年间进士科已有帖经 ,显庆四年也有试“表”、“箴”之先例 ,此外还有试“一小经”之“旧例”。永隆二年《条流诏》确立“二项 (场 )试”制度以前 ,已经存在着实际上的二项试 ;开元二十五年《条制诏》确立“三项 (场 )试”制度以前 ,也已存在着实际上的三项试。它们为最终形成诏令、确立制度提供了经验和基础。二诏所立试制不同 ,两相比较 ,尤能见其变化之脉络与重心之所在     

误读牛翀玄

近读《收藏家》2008（7）总141期孟耀虎“明代印章印奁赏析”一文,颇有收获。它为明晚期何涛等篆刻作品提供了难得的物证。但由于作者误读印文,故反复考评不得其解（详见该刊P39—40）。将“牛羽中玄印”误读为“冲玄牛印”,所以怎么也考评不出其人。牛翀玄确有其人。其为明万历已未科（1619年）47年三甲第264名进士。北京孔庙内明进士题名碑有镌。与牛翀玄同榜进士中大名气者有明晚名将袁崇焕乃三甲第四十名。《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P75中亦载：“牛．羽中玄,山西高平（陕西宁州）明历”。     

馆藏文物『三鼎甲』匾额解读

从北宋的科举考试开始,按照考试排名将进士分为一甲、二甲、三甲,此三等,明清时期沿袭前制。其中,每榜的二甲、三甲的进士人数不固定,但一甲只有三名且为每榜进士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似鼎有三足,故称之为“三鼎甲”。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藏有“三鼎甲”匾额各一件,分别为:清陈初哲“状元及第”匾、清钱福昌“榜眼及第”匾、清王文在“探花及第”匾。     

“席彖”而非“席篆”辨

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卷一九七《席书传》附弟“篆”。“篆”误 ,应作“彖”。复核殿本底本 ,也作“篆” ,可知根源在《明史》馆臣修史时误记 ,谨辨正之 :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作“席彖”。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79年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据《进士题名碑》拓片、《登科录》 ,参以地方志编撰而成。书前《索引》为“席彖” ;书中《历科进士题名录·明朝之部·正德九年甲戌科》“席彖”排在第五十二位。二、《国榷》① 记作“席彖”。该书卷五一武宗正德十四年 :“谪户科给事中席彖夷陵州判官……以长按黔国公沐所劾按察使沈恩等…     

龙门一半在闽川

<正>壹古有谚语：龙门一半在闽川。就是用来形容福建学霸之多的。毫不夸张地说，福建茶叶在全国多有名，古代福建学霸的名号就有多响亮。唐神龙二年（706年），宁德福安人薛令之文破八闽之荒，成为“开闽第一进士”。自他起，福建人在科举时代，成了“屠榜”级的存在。宋代时，福建省进士6713名，位居全国第一。明代时，福建省进士2116名，每百万人口的平均进士数位列全国第一。     

状元百态

新科进士们殿试过后,要在皇帝面前听候宣布名次,这一仪式叫“传胪”或“胪传”。     

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

“科举”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 ,即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 ;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 ,即隋代设立进士科以后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进士科举不始于隋文帝时而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炀帝始建进士科时并未予以特别的重视 ,进士科举的重要意义是因后来它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上影响日益重大而为后人所赋予的     

清苦京官难为继，辞职书院去教书!

清末,很多在北京为官的进士喜欢辞职回乡当老师。如,福州人林则徐（1785—1850）曾说过：“30年前的福州,读书人不想升官,即使考中进士做了京官,也宁可归乡,在州郡书院里找一个教书的工作养家糊口。”     

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

本文认为《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列入“三史”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二书自身的质量高下。在唐代的三史中 ,《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 ,但《史记》的地位决非“最下” ,而是远高于《后汉书》。在唐初 ,史学与进士科没有直接关系 ,国家因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进士习史的措施 ,从而有“一史科”的出现。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 ,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 ,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 ,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     

广州明代“乙丑进士坊”及其文化内涵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牌坊作为纪念性建筑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广州的“乙丑进士坊”始建于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原位于“四牌楼”（即今解放中路）,现存于中山大学南校区内。它是广州现存重要的明代建筑文物,是民国时期俗称“四牌楼”中的一座。然而长期以来其相关史实尚缺乏较完整的探索。本文旨在清理明代以来“乙丑进士坊”的相关史料,并探讨其文化意义。     

怨恨公衙直指日寇──周信芳戏曲轶闻

怨恨公衙直指日寇──周信芳戏曲轶闻①《四进士》是京剧“麒派”老生代表剧目,早有口碑。３０年代初,周信芳先生去河南信阳演出,打炮戏就是《四进士》。当地有不少京戏迷,知道宋士杰出场后有两句唱词是：“三杯酒把我的大事误了,看起来信阳州无有好人”,本打算到此...     

《明史》校记两则

(一)《明史·选举志》卷七十载:“嘉靖八年已丑,帝亲阅廷试卷。手批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对策,各加评奖。”按:“欧阳德”误,应作:程文德。欧阳德是嘉靖二年癸未科进士(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明史》卷285《儒林传》)。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彭贻孙《明朝纪事本末补编》卷2《科举开设》,嘉靖八年已丑科一甲三名是罗洪先、程文德杨名。《明史》卷285《儒林传》:程文德“登洪先榜进士第二。”李贽《续藏书》卷20《程文德     

进士家族后人口述历史采访的实践及其思考--以阮元后人访谈为例

近年来,科举博物馆研究人员开展“寻访进士家族后人”口述历史研究,重在记录家族传统文化及优良家风的传承,讲述科举制度对于国人思想认识、知识构架和人格塑造及其弘扬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020年8月15日下午,在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举办的“首届进士后人座谈会”上,阮元第六代孙阮西蒙和堂兄阮锡安受邀介绍了阮元的生平、社会贡献以及阮氏家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