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续志之守衡与创新

欣闻省方志委出台“提炼文字．压缩篇幅以确保地方志质量”之新举措,不胜雀跃。此诚方志编纂之要务也。笔者以为,欲“提炼文字,压缩篇幅”,须从把握方志性质、体例人手。妥善处理方志编纂过程中守恒与创新之关系。否则,视地方志为一般意义上之“百科全书”．势必造成文体杂乱、资料泛滥、章法全无、篇幅膨胀之后果。     

论方志资料积累之连续性

论方志资料积累之连续性何忠木有本,水有源。地方志作为一个地方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其成书之本源就在于志书编纂者所拥有的方志资料。“资料是编修地方志的基础,它的有无、多少、是非、正误、真伪是决定方志质量的重要条件;资料的搜集、整理,是编...     

新方志下限之管见

新方志下限之管见周宏文,贲卫华下限是新方志记载内容所截止的统一讫点时间断限。目前对志书下限的研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已出版的志书下限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本文,笔者结合部分已版新方志有关下限中的存在问题,谈点拙见：一、下限应断至志书脱稿之...     

方志文本理论的奠基之作——读《方志文本学基础教程》

<正>浙江衢州韩章训先生既是方志编纂实干家,又是方志理论研究专家。章训先生在繁忙编务工作之余,勤奋笔耕,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方志学术专著:《普通方志学》、《方志学基础教程》、《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方志接受学基础教程》。其精力之过人,才思之敏捷,创见之迭出,令人惊叹感佩。近日又拜读章训先生所著、由研究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的《方     

方志与地志是历史与地理之母

方志的概念诞生于周朝,名日方志,实为古史。历史的概念是由最初的“史”官名,到唐代以“史”命书名,再到明代末年将历与史合成书名,形成今之历史学名。地志是地图、地记、图经、地理总志等书的总称,方志的一种。地理与地志同源共体,只是近代才从地志中脱胎而出,分化独立。因此说,方志与地志是历史与地理之母。     

浅谈志书之生命

有关方志学史和方志理论的书藉和文章谈什么是志书之生命的种种判断,引起了我的注意:诸如“指导思想是志书的生命”、“资料是志书的生命”、“质量是志书的生命”、“真实性是志书的生命”、“历史真实性是志书的生命”、“存真求实是志书的生命”、“地方特色是志书的生命”;志书的生命这样之繁多,必然     

区域史研究与方志利用——论史景迁《王氏之死》

近几十年,中国史学研究出现重视地方、深入平民的部分转向.伴随区域史研究的兴起,方志资料受到高度重视.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曾撰写小书《王氏之死》,可谓方志入史的学术典范.通过方志资料挖掘,史景迁建构了明清交替之际山东郯城动荡的城乡面貌,体现了方志入史的价值.但由于核心故事没有充分展开,也折射出历史研究过分依赖方志时导致的问题.盛世修志,当代中国已有数次编修方志的热潮.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而言,审视方志价值,合理利用方志,意义尤为深远.     

“述而不论”之管见

＂述而不论＂之原则引起争议,说明方志理论研究在推进,方志实践在深化。＂述而不论＂原则应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把握。从首轮修志看,记述内容与旧志相比,内容要丰富得多,范围要大得多,涵盖面要宽得多。可以推测,本轮志书的内容可能更甚之,同时要在指导思想、篇目设置、体例规范和编纂方法等方面创新。内容发生了变化,形式理应适应内容的...     

市县志书概述撰写之发微

<正>志有志体、史有史裁。志书的概述为志书述、记、志、传、图、表、录的七种体裁之一,位列志书各种体裁之首,在志书正文中为开篇之作,其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如何撰写一部志书的概述,经历代方志编纂者和方志理论研究者的不懈探索,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和可资借鉴的范本。然而,成果众多分歧     

旧志整理之管见——从校注出版光版五年《河津县志》说起

旧方志是一个地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该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我国历代方志汗牛充栋。有县必有志,历代有县长到任必看县志之说法,可见其间可宝之资乃无尽藏(梁启超语)。认真整理旧志从小     

《英德之最》出版面世

由英德市志办组织编写的《英德之最》一书,近日出版面世,全书约12万字。 《英德之最》是英德市修志工作者在长期搜集、整理地方志史料工作中,积蓄了大量历史史料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志书理论的创新之作——谈韩章训著《方志文本学基础教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方志理论研究空前繁荣,通论性著作不断涌现,专题论文多彩多姿,方志理论界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景象。在此基础上,方志界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已形成共识,有力地推动了修志实践。但是,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方志编纂和方志接受方面,而对志书理论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建立起系统的方志文本理论。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2001年12月,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建立科学的志书理论,是一项很迫切的任务。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不讲科学性和学术性,志书的质量就没有保证。”因此,创建具有现代形态的方志文本理论体系,已经成为许多方志理论工作者的理想追求。在此情况下,韩章训君穷数年之功,     

关于方志评论的评论

方志评论,又叫方志批评.“明志观之是非,定志材之真伪,别志法之臧否,别志言之宏鄙,鉴志德之崇庸”.它是方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方志编纂向纵深发展,促进方志理论进步和整个方志事业繁荣昌盛的原动力和创造力.是实施“精品战略”,全面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措施.它可贵之处在于借助外力对已出版的志书编纂实践进行总结和评论,肯定成绩,指陈利弊,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是给续修方志提供编纂经验;二是给方志理论研究提供论据.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方志评论的属性和特征,坚持正面引导,重在建设,充分发挥其“宣传、提高、总结、促进”作用,提高方志评论质量,为     

一部提升修志理论和编纂水平的必读之作——《仓修良探方志》读后

由著名史学、方志学和谱牒学专家仓修良先生撰著的《仓修良探方志》于2005年10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本独特而厚重的学术著作，书中收录了作者40多年来有关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基础理论、方志编纂学等方面的部分论文，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方志的历史和方志理论；二是对首轮修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商讨和评论，对于好的和具有特色的志书加以评价，向读者推荐；三是谈论新一轮志书如何编修。全书论证严谨，资料翔实，创见迭出，填补了方志学研究的许多空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是了解方志学科的入门之作，也是提升修志理论和编纂水平的必读之作。纵观《仓修良探方志》，笔者认为该书的出版意义是多方面的。     

论近代报刊对方志批评的革新

在近代方志转型的多重因素中,报刊上刊载专论、书评、图书广告等形式的方志批评发挥着重要作用。专论多出自方志学精英之手,实现了由重印象感悟式的传统方志批评向较有系统性、较富有思辨特点的近代方志批评转变,引领了近代方志转型的方向;专栏刊发以学术批判为目的的方志书评,营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方志批评舆论空间;方志类图书广告是市场营销语境下方志批评的一种形式,使方志常识与方志理论在一般知识阶层中传播。     

民国以来地方志编纂研究概况

民国以来．从事方志的研究者大多着眼于方志学的研究,或有讨论方志与史学之关系;或有讨论方志为史书或地理书之论;或有讨论方志之体例者等。此类论述多集中于中国方志基本理论、方志编纂理论、方志论辨评价、方志的序跋凡例、方志源流及发展史、方志考证与校勘、方志的整理利用、方志目录学研究、     

新编方志民俗入志的考量——兼析厦门、石狮、北川等志民俗篇

方志之于地方民俗的记载,就其体例及其书写内容而言,古今皆未成大体的范式,笔人人殊,一部志书一个样,之间差异较大。多年来,方志学界关于民俗编纂的研究鲜见,只在第二轮修志提出方志创新后,才多少露出一些端倪。一部完善和成功的志书,应是一方地域包括民俗民风在内的史料之全书。试想,作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倘缺少民俗部分,尤满汉全席之缺了一道大菜,那么一部方志应是不完整的方志;而如果对于民俗的记载或失体、失史、失实,也将是不成功的方志。因此,探究、规范方志对民俗的编纂,应是当下和今后方志学界首当其冲的一个重要命题。     

《寿昌乘》辑本辑佚之考察

《寿昌乘》系南宋晚期寿昌军(今湖北鄂州市)方志,大致散佚于明清之际,清末文廷式自《永乐大典》辑出,后柯逢时刊刻文氏辑本,是为武昌柯氏息园刻本,此即"宋元方志丛刊"影印之底本。《寿昌乘》是唯一存世的宋代湖北方志,所载内容,如寿昌军沿革、军制与军学等,均仅见于此志,史料价值弥足珍贵。然而,该志的辑佚却未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漏辑、文字舛误与体例混乱三方面。翻检《永乐大典》残卷,可新辑出《寿昌乘》佚文四条,且可纠正文字传抄之误;分析辑本纲目间的层级与隶属关系,则能恢复此志体例原貌。     

方志反映地方特点之浅见

地方特点,是地方志的基本特征。本文就编纂《农八师、石河子市合志》(以下简称合志)反映农八师、石河子市特点的思考与实践,谈几点粗浅认识,请教于方志专家学者。 第一、方志必须反映地方特点 地方特点,简言之即一行政区域的人、地、事、物所具有的独特之处。方志必须反映地方特点,决非方志编纂者的主观认定,而是地方志属性和功能内在的规定性所确定的,其依据有三: 一、方志反映地方特点是由其本质属性决     

四川地方志纂修源流述略

四川方志的源流可追溯至《华阳国志》,至宋元成形,明代定型,至清代鼎盛而体例、内容进一步完善,民国出现转型。大量地方志的编纂,既体现了悠久的方志编纂传统,同时也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性文献资料。作为四川地方性知识宝库的文本载体,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四川历代方志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举凡朝代之隆替、文化之兴衰、经济之发展、民生之忧戚,均可从中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