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高考”那些糗事

清代沿用前代科举取士制度,那时的“高考”分乡试、会试两级.可谓是一考定终生,甚至一步登天,主考和考生怎能不重视,因此也演绎了一幕幕具有悲喜色彩的趣闻轶事. 考棚里的苦与乐 清代的乡试在旧历八月初八至十六日举行,历时九天,每三天为一场.省考试场称贡院,考棚同蜜蜂窝一样密集,又称号子.每十个号子为一弄,一弄之间可以来往,但不能出弄.考生入场后吃、住、作文都在里面.这九天内,连做饭、烧水全要自己动手.     

贵阳历史点滴

<正>1425年10月30日行在礼部奏,定科举取士之额,贵州所属有愿试者,湖广就试。背景:贵州始建行省之初,中央政府认为此地"人才未盛",无权独立举行乡试。1425年,朝廷诏令所有贵州考生若要考举人,必须到湖广参加乡试。可惜路途遥远,山路险峻,阻隔了许多考生的科举之路,贵州仕子在湖广乡试中处于劣势,全部落榜,无一人中举。     

清王尔烈家藏乡、会试朱卷木雕版

明清两代科举中的朱卷有两种:乡试及会试场内的原卷(即墨卷),经誊录人用朱笔誊写,送考官批阅的,是一种朱卷;考中后,将场中所作之文刊印赠人的,是又一种朱卷。清代王尔烈家藏乡、会试朱卷木雕版属于后一种。原收藏在王尔烈的故居——辽阳翰林府,1956年由辽阳博物馆收藏。朱卷木雕版共十块,一块为《王尔烈履历》版,刻记王尔烈姓名、字、号、出生年月日、官职、考中乡会试和殿试名次,及其家世亲属情况(图版捌:1;图一)。余者九块     

黔东南教育界的民主爱国运动

反科举斗争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贵州巡抚许兆椿、学政胡枚会奏:“黎平考试,关厢人少而取入的多,司属人多而取入的少,未避偏枯。”黎平县竹坪小学创始人吴堂应(侗族),对剥夺少数民族科举取进的权利十分不满,曾串通各地考生罢考。官府以破坏科举罪缉之,吴逃往黄龙山藏身3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锦屏县吴慕姚(苗族)在省城参加癸卯科乡试,文不法古,立意维新,当局以“有乖时宜,章法不工”为由,不予优取,录为副榜。吴甚感不公,即找当事者理论。主考官避而不见,他一怒之下,破门而入,铸成大祸,经多方斡旋,方免于难。     

科举视角下《四书》满文本翻译始末

清廷入关后,对满族知识阶层开始推行汉文化,并根据科举考试之需翻译了《四书》、《五经》。该文以《实录》、《会典》、《钦定学政全书》、《起居注》、《黑图档》等原始资料为依据,探讨清代满文本四书的重译始末,此外还详细介绍了为皇帝经筵,编写或刊行满、汉文《四书讲章》、《大学衍义》、《日讲四书解义》等经过,充分展示清代满族知识阶层被儒家文化熏陶的过程。     

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

明代自太祖洪武三年(1370)首次举行科举考试始, 即于乡试录取中采用固定解额制。它主要是根据各省区的人才分布或者说是人文状况,分配一定的乡试录取名额。如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的《初设科举条格诏》即对开科地区乡试录取人数作出如下规定: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等省40名,京畿地区100 名。(《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续修四库全书本)然而,明初于长期战乱之后立国,百废待兴,人才匮乏,思贤若渴。诏令虽对开科直、省乡试录取的举人数额做了具体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有变通,“人材众多去处,不拘额数;若人材未备,不及数者,从实充贡”(《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此即其他     

《世本·作篇》七种辑校

辑佚之学清代最为盛行,<世本>辑佚也成就颇丰,然各家所辑繁简不同,或有遗漏及讹误.现以<作篇>为例,将七家之文排列比较,校订文句,比勘引书以核异同,并力图为<作篇>研究提供较为清晰的平台.     

清代宾兴礼补论

清代宾兴礼的直接源头是明代宾兴礼。清代宾兴礼既对明代宾兴礼有所继承,同时据很多地方志的记载,清代宾兴礼逐渐演变为专指送别科举考生参加乡试的典礼。彩楼和月宫桥是清代宾兴礼上最为常见的场景布置,而《加官》、《魁星》等原本是戏剧开演前的舞蹈戏则是宾兴礼上常用的优伶表演剧目。由于清代前期地方科举经费预算被大幅度裁减,各地宾兴礼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往往很难如期举行。为此,地方官和乡绅常临时捐资或捐置资产设立基金,以便可以长久举行宾兴礼,这也是清代各地科举考试公益基金大量涌现的重要原因。     

读《清代科举家族》

史学的进展与新史料的发现、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如兼容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探索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 ,也会对即使是较为传统的课题得到意想不到的崭新看法。读了张杰教授的《清代科举家族》一书 ,便给了我这样的强烈感受。《清代科举家族》张杰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0 3年出版 ,共 334页。此书的基本史料来自《清代朱卷集成》。朱卷系指与考士子在参加乡试、会试时 ,当局为防止考生舞弊 ,将原墨卷交誊录生用朱笔抄写后的卷子。整个朱卷除答卷、科份名次、考官荐批外 ,还录列本人姓名、字、号、别号、排行、生年、籍贯、以往功名…     

清代的科举制度

我国的科举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置明经、进士两科,唐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宋代废明经,留进士科,同时为了使考生避免奔疲赴京应试之苦,在地方置举人科,先进行考试筛选,科举制度始渐完备。至元代一度停止科举取士。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更为完备。清代除因袭明代的制度外,更增开贡科,并仿两汉、魏、晋以来荐辟取士之举,曾在康熙、乾隆两朝,创设博学宏儒科,又称博学鸿词科。科举,就是开科举士,给予入学、入仕的资格。清代分县(州、厅)、省、中央三级科举考试的制度,各科都是三年一考,逢着省和中央开考的一年。称大比之年,考试的科目有:制义、帖经、诗词等     

清代恩科重要性分析

清代的科举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从考试内容上来看,无疑是对之前朝代的总结与集大成。在有清一代的113科乡试、114科会试(含博学鸿词科)中,恩科乡、会试有25科,若加上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以及加科,则除每三年开一科的定制之外,共计30科。占据清代科举考试开科数量的三分之一。然而学术界目前对恩科的重要性认识并不足。笔者通过对入关后历代皇帝开科取士中恩科比例进行分析,以期引起相关学者对清代恩科的重视。     

《四书》何以统治文人六百年

朱熹(1130—1200年)所注的《四书》,在思想上和文体上统治文人整整六百年,为什么? 金克木在《读书》第三期著文说,《四书》是朱熹提出来和儒家传统经典《五经》并列,实际上是用以解说《五经》,而暗中替换《五经》的。朱注是为当时统一天下这个时代主题而作的。他所处的那个南宋后期,是中国当时大分裂的末期,人民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继续下去了。在完成天下大一统之际,真正的伟大思想家不能不关心这种天     

咸同年间文闱停科问题考订

被视为朝廷"抡才大典"、士子进身之阶的文科乡试,在清代备受朝野重视。清代前期,偶有因故停科之举,其后均予补行。咸同年间,战乱频仍,停科所涉省份及次数为清代各朝之最。商衍鎏先生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对咸同年间文闱停科及其补行情况专门予以论述,并列表说明,然而对照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二者记述并不一致。唯有逐科逐省查核档案,方能确定何者为准。     

王吉相的《四书心解》

王吉相,字天如,陕西省彬县西坡乡票村人.生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他出身寒微,因有志于学而为泾阳书室塾师赏识.在塾师帮助下,他潜心于科举,康熙壬子年(1672年)中举,又于丙辰年(167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改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因病辞归故里,并拜李(禺页)为师,潜心于儒家性命道德之学,《四书心解》即他读《四书》时所写札记.     

考生·考官·学政——试论洪亮吉的科举人生

洪亮吉十四岁学习写作八股文,开始科名之争。在科举之路上跌打滚爬了三十多年,四十五岁成进士,两年后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四十八岁奉命视学贵州。从其考生、考官、学政的经历可以管窥乾嘉年间科场实况,这对于研究乾嘉年间的科举制度有很大的认知价值,亦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士子心态与社会风气。     

新发现的一份朝考卷

2003年,笔者在进行乡土资料调查时,曾发现一份收藏于民间的光绪十六年的朝考卷,考生为清末安徽省太湖县人氏.笔者所见到的这份考卷除左侧页边稍有剥落外,基本保存完整,从中可看出考卷样式、考生履历、阅卷大臣姓名与官衔及论、疏、诗题与应试格式等.本文拟对该朝考卷所反映的清末科举情况、朝考卷命题影射出的政治环境进行探讨,并根据方志、谱牒资料对考生情况进行勾勒.     

东南互保之余波:朝臣与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

庚子事变后,辛丑乡试开科问题曾是朝野关注的热点之一。慈禧太后和朝臣为固结士心并提振权威,希望举行乡试。而正在酝酿改科举的东南督抚刘坤一和张之洞鉴于科举新章来不及在辛丑乡试中实施,担心再考八股旧科举,不仅会拖延落实作为新政首务的科举改章,甚至会影响兴学堂等新政次第展开,故奏请辛丑乡试展期一年。尽管张百熙在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等朝臣支持下,激烈奏驳东南督抚,力主辛丑乡试不可再展,但刘坤一、张之洞既向清廷重申己见,又对各省串联施压,仍坚持乡试展期。经过多回合明争暗斗,最终西南、西北等省按期举行乡试,东南各省展期一年,引发士绅舆论颇多争议。此次论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刘坤一、张之洞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延续。     

百年武汉书业回眸

吾从事图书发行工作 3 6年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交往的大多数为业内人士。因此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积累了武汉书业的百年资料。由于篇幅限制 ,故按每个时期主要大事 ,谨为记述如下。一封建社会刷印业以雕版、木刻和活字刷印经典古籍。1 9世纪末叶 ,晚清时期的刷印业发展为铅印、石印 ,使图书贸易日渐广泛 ,但木版刻字刷印业仍占较大数量 ,多以刻印《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启蒙读物为主。首府武昌横街头贡院 ,每逢乡试 ,书贾之辈 ,初为临时设摊成市、规模也极小 ,后逐渐转为坐商。同治六年 ( 1 867年 )湖广总督李…     

唐国学《五经壁本》考——从《五经壁本》到《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是西安碑林最重要的藏品.这部长达160卷、65万余字的儒家石刻典籍,其刊刻始于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完成于开成二年(837年),最初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讲论堂之两廊,以供诸儒校正讹误.本文所要说的《五经壁本》,则是指《开成石经》刻立之前,国子监出于同一目的,在同一地点,直接书于屋壁之上的整部经书.《五经壁本》亦称“壁经”,起初是书于土壁之上,后来改用木版墨书,最后才改成石刻,创立“石壁九经”即《开成石经》.关于《五经壁本》,正史未见记载,《全唐文》中有几篇同时代人的文、赋,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资料.虽然资料很有限,但通过它们,仍可对唐国学《五经壁本》之始末有一个概要的了解.一、大历十年(775年)国子监始书《五经     

红罗山书院

红罗山书院文／王立志姜友民红罗山书院位于汝南县西南４５公里开龚公路西侧三公里处,现名台子寺。据文物考证和民间传说,台子寺西晋时名为兴龙集,集东北角３００米处有座土山,名叫红罗山,山顶有所书院,即红罗山书院。老师邹佟传授五经四书。西晋元康年间,有一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