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罗斯秘档看中山舰事件

1926年春,蒋介石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及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的矛盾急剧尖锐化。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邹鲁和在广州的王柏龄、伍朝枢、欧阳格等,为拆散广州国民政府的内部团结,制造谣言,谎称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将绑架蒋介石,送往海参崴,同时假传命令,诱使中山舰自广州开往黄埔。     

从政治沟通的视角看彭德怀事件

彭德怀事件是建国后中共党内政治沟通不正常的一个典型个案.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是对党内政治沟通不正常的反应.而毛泽东批彭实际上是对政治沟通"一言堂"格局的维护.庐山批彭导致党内政治沟通严重恶化.彭德怀事件表明,执政党如果不注意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促进政治沟通的正常进行,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从“窗子洞”会剿看西南土目与主流政治的博弈

正一、两次"窗子洞"的历史叙述据《回顾贵州解放》载《攻克天险窗子洞》一文介绍: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后,继续北上挺进四川,国民党残兵勾结地方反动势力乘机叛乱,一时间新生人民政权处于危急之中。郎岱县(今六枝特区)由国民党任命为"八县游击总指挥部"参谋长的上官地方武装首领安克庚,聚众盘踞天险"窗子洞"与人民政权为敌。4月,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奉命回师贵州剿匪。45师135团于28日进抵窗子洞     

从政治词汇的解读看俄罗斯民心取向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每天都会出现大量陌生的西式政治词汇,如交易所、经纪人、代理人以及（资产阶级）的省长、议长、市长等。时隔15年后,新词产生的规模与频率已经不像15年前那样明显。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中心、俄罗斯列瓦达调查中心等著名的民调中心,近两年在全俄范围内对民众对政治词汇的看法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十几年来俄罗斯民众对待某些政治词汇的态度变化丝毫不亚于俄罗斯社会的变迁。虽然俄罗斯民众对待同一个政治词汇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政治词汇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民心取向。     

从三鹿毒奶粉事件看媒体报道的“失”与“得”

媒体在三鹿奶粉事件报道中的失误主要表现在缺乏早期的预警与监督,原因是媒体与记者职业道德意识不强从而缺乏独立调查精神、媒体行业利益使然、公众利用媒体传达诉求的意识淡薄;而媒体在三鹿奶粉事件报道中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媒体的公信力、媒体对信息的及时透明传播、媒体的正确舆论导向上。媒体在三鹿事件报道中的"得"与"失"有2点启示:建立信息预警系统,完善立法、扩大媒体的报道权利。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媒体监测社会环境与信息沟通的功能。     

从“安福国会”和“非常国会”看民主政治建设

张勋复辟失败后,出现了北方"安福国会"与南方"非常国会"对峙的局面。本文通过"安福国会"和"非常国会"的对比,就其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印证在中国建设和完善民主政治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有待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条件的成熟。     

从1861年“对马事件”看沙俄的远东政策

一百二十年前,沙俄政府从中国割占了大片领土后,为了确保其在远东北太平洋地区所获得的侵略地位,于1861年春,又悍然派出军舰占据了日本的对马。这一事件,从时间上说,是短暂的,但它对于认识沙皇俄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和掠夺性,以及霸权主义的实质,却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就此试作介绍和剖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棱镜门”事件揭示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宣扬和推行西方的"普世价值";然而,"棱镜门"事件揭示了西方国家"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暴露了西方国家的政府、企业、媒体对"普世价值"的虚伪真面目。西方"普世价值"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从“二·四”轰炸看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对中国进行肆意侵略,欠下了中国人民一大笔血债。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本文就日机对贵阳的“二·四”轰炸作些介绍．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一、“二·四”轰炸前的贵阳当年的贵阳是一个连自来水都没有,救火机亦只有三部的小城市。大十字为中心的中山东路、中华路、中山西路、省府路是贵阳的繁华地段。省县各机关如省政府、省保安处、省民政厅、省则政厅、建设厅、绥靖副主任公署、省会警察局、贵阳县政府、贵阳地方法院、贵阳警备司令部和规模较大的商铺都集中在这一带．…     

从四部宪法看新中国国家主席制度的变迁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颁布实施的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在国家主席的设置与否、职权大小、任期长短等问题的规定上存在显著的差别。1954年宪法对于国家主席的法律地位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国家元首是不争的事实。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1982年宪法恢复并沿袭了1954年宪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对主席职权进行了部分更改,由此新中国实     

民主的普世性与民族性——从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看民族认同的政治表达

民族认同首先属于文化的范畴,它同时也属于政治的范畴。民族认同的政治表达有多种形式,主权国家、国籍、国语等只是民族认同之政治表达的外壳,具有普世性价值观的民主才是其核心。民族的多样性决定了实现民主的形式也具有多样性,这就是民主的民族性,只有民族性的民主才是民族认同可接受性的政治表达。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是美国藉“民主化改造”之名用美国的种族政治手段推行的一种“新帝国范式”。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维度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正>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从邓小平提出实现"小康"目标到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经历了重大调整和发展。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任务,     

“万民伞事件”后面的政治图景

泗洪"万民伞事件"证明官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处在一个怎样古老的形态发生在江苏省泗洪县的"万民伞事件",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弹。宣传干部的一篇颂扬性博客,为作者带来了"暂停手头工作"的     

从“邪教”案看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保甲制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实施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 ,也是国家权力赖以渗透基层社会的主要途径。然而 ,现实总是与制度的理想相去甚远 ,保甲制不仅未能成为官方查拿邪教的利器 ,反倒成了个别村民或少数不良乡保借机敲诈勒索、挟嫌报复、发泄私愤的工具 ,这不能不说是保甲制的尴尬。乡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民俗的、礼治的社会 ,而不是王法的社会 ,邪教案反映出官民对立表象下的深层原因———习俗与王法的矛盾。     

从方志文献看吉林省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吉林省作为北线节点省份,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一环。大量方志文献记载了吉林省与俄、日、朝、韩、蒙古等国自古以来延续至今的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对吉林省"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与突破提供了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从秦汉“单”的性质看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失衡

<正>汉人总结秦亡的教训,往往使用土崩瓦解一词。班固论秦失天下的原因说: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徐乐论政时亦云:天下之患,在于土崩。对此,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得非常精妙,所谓言秦国败坏,若屋宇崩颓,众瓦解散也。秦帝国的屋宇大厦貌似固若金汤,何至于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呢?两汉立国四百余年,健全了理性化的国家制度,并成功地将知识     

从《独秀文存》看“五·四”新词汇的特点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革,汉语词汇也同样发生了大变革。总的来说是随着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白话文正式取得统治地位,白话词汇已较彻底地代替了文言词汇,如不用“之”“乎”而用“的”“吗”等。但从语言的本身规律看,这只是词语的更替,以多数人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去代替少数人所使用的语言形式,而所表现的概念则没有变化。因此我们认为,最能反映“五·四”词汇的特点的是在“五·四”时期产生的新词语,我们称之为“五·四”新词汇。本文拟以最能反映“五·四”新词汇的特点的《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为例,来探讨“五·四”新词汇的特点。     

俄罗斯圣彼得堡 从帝国的“窗口”窥视欧洲

很多人说,原汁原味的12月年终,总是往北走更好,所以圣彼得堡,也是必须推荐的地方。这座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东端的涅瓦河三角洲,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窗口＂。整座城市由40多个岛屿组成,市内水道纵横,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誉。圣彼得堡的名胜古迹闻名遐迩。     

苏联对匈牙利事件“政治干预”的个案研究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就曾表示"决定使用一切手段来粉碎匈牙利的危机,苏联决不允许阵营的‘阵线被攻破’"。在匈牙利事件过程中,苏联从一开始就想通过"政治干预"来解决匈牙利危机,即用政治手段扶植那些与苏联友好的、忠于苏联的、能稳定大局的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台,以消除政治危机。苏联在尽可能支持拉科西无果的情况下扶持格罗上台,但格罗的优柔寡断已很难挽回日益复杂的局势。此后,苏共又默许纳吉出山主政,其目的是要利用纳吉的影响力来控制日益恶化的局势。最后见纳吉摇摆不定,又启用卡达尔和明尼赫重组新政府,以达到挽救匈牙利社会主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