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福局咸丰通宝当百大钱

咸丰初年,因太平天国起义发展迅猛,至使清廷财政陷入困境。无法应付庞大的军饷、河工开支,只得发行纸币及虚价大钱来弥补亏空。当时各省大量鼓铸,种类繁多,版别复杂,而咸丰宝福局的铸量极多,版别亦繁。     

牧厂之靖——嘉庆时期察哈尔地方黄芪的采挖、贸易与律例调适

清代察哈尔地方盛产可延年益寿的黄芪，颇受内地民人青睐，但清廷在蒙古地区厉行封禁政策，内地民人只能私赴口外活动。把尔头（雇主）带领山东、山西、直隶等内地民人，在察哈尔地方民众协助下挖采黄芪，始于乾隆年间，盛于嘉庆时期。所获黄芪或在当地囤积售卖，或驮载偷运入关分销各地，直隶祁州便是药材周转枢纽之一。察哈尔黄芪的采挖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草场，损害马政、易滋事端，但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药材资源开发，增进了不同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嘉庆时期清廷对内地民人私采黄芪的行为由放任默许转为积极管控，推动了律例完善和社会变迁。     

清代直隶的旗地圈补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清代卫所变革为中心

清初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旗地,清廷为补偿被圈民户推行拨补政策,形成了大量的拨补地,明代卫所屯田是拨补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拨补卫所屯田推动了清初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但也引发了直隶地区州县与卫所之间的土地纠纷。由于拨补州县卫所与受补州县相隔较远,业主在经管拨补地时往往采用“一地两养”方式,这造成了清代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式以及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同时,建基于明代卫所与清代八旗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权力结构、人群构成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清政府因岁入锐减、支出剧增而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作为全国财政运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户部银库,由此陷入库储殆尽、入不敷出的绝境。面对危局,清廷不得不应急变通,一面暂弃京饷按册酌拨的旧制,改为年前一体定额预拨以期保证实银收入;一面下放军饷筹拨权限借以息肩。此外,裁减俸饷、铸造大钱、颁发票钞、举办捐铜等补苴权宜之计渐次施行,勉力维持收支平衡。咸丰后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均呈回升之势,票钞大钱所占比例逐渐下降。随着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清政府财政逐渐脱逸旧轨,户部银库的实银收支内容与数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的重要性也大为下降。     

一座督衙 半部清史

一、清代直隶省 直隶省即今之河北省,始建于清“直隶”二字是最早见于宋朝,宋朝以州领县,其直属京师者称直隶。到了明朝洪武初年,建都南京(应天府),所以以应天府附近等地方为直隶。燕王朱棣称帝后,改元永乐,迁都北京后,又称北京附近的地区为北直隶,简称北直,包括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全部及河南、山东的小部分地区。清     

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与库存数量新探

正清代户部银库负责收储各省在留支与协济之外解交户部的余剩银两,在康熙中叶至道光季年之前,其库存一项长期保持在一千多万两至八千余万两之间,成为全国财政储备金的主体部分,在整体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清廷很快陷入入不敷出、库储殆尽的绝境。由于战争期间各省例行呈报的收支报销册籍或者焚于战火,或者展限,未有呈报户部者甚多,但户部银库的黄册造销并未有间断,因而在关于咸丰时     

晚清中央集权体制变化原因再析

一、中央财政集权系统的瓦解“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在我们探索晚清中央集权变化的脉络中,首先应考察它的财政系统。清代的财政税收在咸丰朝以前主要有四:一地丁、二钱漕、三关税、四盐课。四项中以地丁收入为最多,约占全部岁收的三分之二。大部分财政仰给于地丁的结果,使清政府岁收失去了应有的扩张性,因为地丁(包括漕粮)受清廷永不加赋的法律限制,其他关税,盐课又向有定额,不能随意加税,故这种缺乏弹性的税收包征制,导致清代财政系统应变能力极差。遇有大事,清政府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靠平时贮积的岁余和临时推广捐纳。可是到咸丰初元,这两种办法几乎完全失去效用。就库存而言,截至道光三十年十月三十日(1850. 12.3),户部银库实存现银只有187万两,即使把已拨未解和起解在途的银225万余两加在一起,也不过412万余两。这点库存仅相当于康熙四十八年库存的8％;雍正朝年平均库存的6.7％;     

咸同之际“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事权”之争

咸丰十年五六月间,为改变此前数年"团练大臣"因位低权轻而令其办团行动常受地方官掣肘的状况,有效发挥团练的卫乡和助剿作用,清廷向河南等八省委任了九位具有极大权势的"督办团练大臣"。然而,"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之间不但难以实现清廷所要求的"和衷共济",反而"无不各存意见,彼此猜嫌",以致双方均感"事权不一",甚至事事牵制,处处掣肘。双方的"事权"之争突出表现为争夺地方财源以满足团费和兵饷之急需,亦有地方官员对"督办团练大臣"侵夺司法权的指控。而"事权"之争的背后,还隐含官员与绅士、外省与本省之间竞争的色彩。随着"督办团练大臣"的陆续撤回,实施十年之久的"团练大臣"策略宣告终结。相应地,团练办理模式亦完成了从"任绅"向"任官"的回归。这一结局意味着咸丰初年以来利用"在籍绅士"加速社会动员和强化社会控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也标志着"双轨制"社会控制体制在晚清的昙花一现。     

清前中期直隶沿边蒙旗渔禁述论

清前期,达里诺尔水域渔产曾被清廷开发,以赈济被灾的直隶以北锡林郭勒、昭乌达等部蒙旗。赈灾重建后,蒙旗回归游牧,放弃渔捕,造成蒙旗水域的渔捕真空,吸引口内民人聚集渔捕。对此,蒙旗扎萨克最初有条件地默许,后因情势变化转而反对,并引起清廷的介入。雍正朝最初采取教化、驱逐的处理方式,后采纳直隶总督的提议颁行禁令,辅以执行方案。在蒙旗与民人渔捕的长期纠纷中,清廷与直隶地方持续修正渔禁,终在乾隆朝确立了跨地域、体系化的渔禁方案,以规范直隶北部及沿边蒙旗地方秩序。     

《浮生六记》中“番银”记载及其史料价值

我国自唐代开始,贵金属白银作为货币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以后,白银在货币流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到明朝英宗时放松银禁,于是各种物价多用银来表示,这样中国才真正成了一个用银之国,白银才真正货币化。但直至清代前期,我国的白银始终是称重货币。由于各地白银成色不一,交易时要按照官府的标准进行折算,而各地的“平”并不一致,再加上地方官员征收赋税时以“火耗”为由勒索百姓,所以到乾隆后期及嘉庆年间外国银币（福建、广东、江苏一带称之为番银、番钱或番饼）以其规格统一、重量固定的优势开始被国人广泛接受。沈复在其《浮生六记》中的相关记载便是印证这段史实的力证之一。     

中国古代银锭制作技术考述

<正>中国古代白银货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晚期或西汉。1974年河南扶沟的古城村曾出土银质铲币——银布,与楚国"郢称"金版同出①;《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曾造银锡合金的货币——"白金三品",但这些是否为真正的白银货币,尚存诸多争议。     

清代咸丰铁钱遗存情况分析

正清代咸丰朝是中国历史上铸钱最为混乱的朝代之一,铸造的铜、铁、铅三种材质的大钱盛行一时,成为清廷当朝主要的货币。历史文献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十一月,巡防王大臣绵等奏请铸铁钱,清廷诏由户部先设一炉试铸。咸丰四年元月初二(1854年2月28日)按清廷试铸铁钱之诏,惠亲王绵、恭亲王奕     

黄河故道之变与土地权属之争(1855—1937)

明清时期治理黄河,在今兰考以下河段南北筑堤,形成长逾千里、宽约数里至数十里的河道。河道除行水外,尚有面积广阔的河滩。鉴于河务、漕运之重,国家奉行“不与水争地”,严禁垦殖。1855年黄河北徙,故道成地数百万亩,但复故与否,清廷内部争论未决,直至辛亥鼎革仍无明确措置。民初,主政江苏的冯国璋为辟财源,上呈中央,欲将故道之地划归地方处理。然而,变卖官产已成北京政府开源之既定政策,冯的计划落空。袁世凯死后,地方势力膨胀,掌控江苏省的齐燮元无视中央法令,公开放领故道。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动导淮,黄河故道与之关系甚大,中央议决导淮委员会接管,但无论在统治核心的江苏还是山东、河南,相关工作皆举步维艰。故道土地权属之争,凸显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实态。     

清代银元代铸币初探

正清代银元中存在着代铸币现象。但这一问题一直未得到泉学界与收藏界人士的重视,更谈不上进行系统全面研究,本文对代铸币现象作一初步探讨。一、代铸币概念众所周知,我国的机制银元出现在清朝的光绪年间。当时各省的封疆大吏,为了解决地方财政窘境(或兼有中饱私囊之意图),纷纷打出"防止白银外流、权利当留国内、以利国计民生"的     

清代平乐县添设“四冲瑶学”史实初探

清代广西平乐县境内分布着大量瑶民村落,为了维系当地社会的政治稳定,促进民族融合与文化发展,清廷鼓励支持瑶族子弟读书向学,并对当地的学校教育和人才选拔体制进行了相应调整,尤其是咸丰年间添设"四冲瑶学",即专门为平乐四冲地区增加瑶童学额的举措,体现了清廷进一步运用制度化手段将当地瑶族子弟纳入官学教育系统的倾向,也是清代推行民族融合政策在文化教育层面的重要反映。     

从县域治理视角看康雍乾永定河水灾治理

清代康雍乾时期对永定河进行了较有成效的大规模治理。为保障治理效能,还以制度化的设官营治取代了原先应急式的临危救治,从督抚到厅汛的河务专官,再到州县官员的权责都进行了重新划定,并在实践中根据需要不断地动态调整。其间,基层县域的协同治理被日渐重视并被逐步纳入到治河的制度化保障之中。永定河县域治理职责的层层落实、逐步细化,展示了相关制度在实践摸索中的救弊迁改,这种责权归一、协调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河务专官与地方州县权无统属的弊端,提高了永定河的治理效能。但由于沿河州县的佐贰官被委任为专职的河工汛员的同时还兼职州县,也造成在朝廷整体的河流治理中地方上权责过重,从而使得地方官员对本人政绩和本地利益的强烈追求,影响了朝廷整体治河方略在州县的贯彻执行。从县域层面反思这一体制的设立与调整,优点与不足,对后世的灾荒救治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清代太湖县五十两银锭

中国用银作货币的历史由来已久,将白银按一定形状和重量铸造成的块状物,通常称之为银锭。清代是中国银锭铸造和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赋税均征收白银,政府支出及民问各地相互问的交易,也以银为主要货币,因此对银两的需用量很大。清代银锭是在清政府大力提倡“用银为本、用钱为末”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清代银锭按其大小,可分为大锭（五十两）、中锭（十两）、小锭（五两以下）及碎银4种。清代银锭流通广泛,各省自行铸造,商民也可委托各地银炉自由铸造。由于地域不同,铸造工艺流程不同,各地银锭的器形各异,形式多样,名称繁多。如山东、山西、安徽等地多为船形（形似倒扣的马蹄）,江西、甘肃、贵州等地多为方形,四川多为椭圆形,广东、广西主要铸行砝码形银锭,河南和宁夏等多铸行腰形银锭,牌坊锭（马鞍形）则是云南公估银的标准器形。由于清代银锭的广泛流通和分散铸造,致使清代银锭各种造型并存。但清代的五十两大锭,器形一般只有船形和方形两种。人们通常见到的多是两头翘起的船形元宝,习惯上即将其称作银元宝。笔者现介绍一枚清代安徽太湖县铸造的五十两银锭,与同好共赏。     

清代名臣方观承的惠政及其为官从政特点

清代名臣方观承除主要负责治理河渠外,也曾在社会慈善救济领域有较为显著的政绩,如在山东、直隶建立和完善义仓,在浙江关注育婴事业的发展,在直隶遍设留养局等。这些惠政不仅是其执行国家政令的表现,也是其关注民生,"实力办公"为官从政特点的体现。方观承的惠政及其成效说明地方官员执行国家政令要因地制宜,并尽量保持政策的持续性。     

中国白银称量货币概说(下)

<正>八、清代至民国初年的白银称量货币1.白银货币广泛行用,至乾隆年间渐渐形成了各地流通特色银锭的状态。清代银两使用迅速发展。各种赋税收入多以银两收取和计算,"直省解银,由布政司起解者曰地丁银,由运司起解者为盐课银,由粮道起解者曰漕项银,由关监督起解者曰关税银。皆必倾镕成锭然后起解。"1清政府对自己收支的银两,要求倾镕成大锭方始上解,且对成色也有明确要求,"其用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