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意见分歧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它使中共和西北红军转危为安,也使得全民族各党派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是存在着意见分歧的。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因应与处置

正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中共中央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根据急遽变化着的政治局势及时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化的枢纽,体现了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及高超的应对突发事变的能力。冷静观察以因应局变,慎重表态以掌握处理事变的主动权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政坛的剧烈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贝兰特笔下的西安事变和中共抗日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事变初期,国内外因不了解内情而传言蜂起,一些敌对势力也在浑水摸鱼。英国记者贝特兰通过采访事变亲历者和深入延安,及时将西安事变和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真相公布于世。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博弈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交后,为掩饰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诱骗中共代表出席国民参政会;而中共提出事变善后的"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条件,这让蒋介石倍感舆论压力。双方反复谈判,第三方积极斡旋,台前幕后,斗而不破。末了,蒋介石将中共出席条件与各党派的平等联系起来,借此孤立中共,并利用参政会的决议化解中共政治攻势。中共则借机达到将皖南事变实质揭露出来、遏制反共逆流的基本目的。     

红色使者--西安事变前后的刘鼎

西安事变爆发前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危亡的关键时刻,刘鼎以中共代表身份被派往西安,成为常驻张学良公馆的一名红色使者。他以特有的学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建立起一条中共与东北军之间的秘密交通线,为双方共同合作抗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协助周恩来妥善处理事变,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西安城内后宰门七贤庄,是抗日战争期间党在西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维持前后方交通运输的办事机构;也是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西安事变期间,党为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参加抗日,在这里设置红军为事处."七七"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我党积极抗日,和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中共合法地位.1937年8月22日西北的主力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同志任总指挥,西安红军办事处才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     

西安事变中被诱杀的中共密使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一直延续到次年的"七七事变"。其中一些鲜为人知、让人遗憾的秘密内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深深地掩藏在厚重的历史帷幕后面,随着时间的沧桑洗礼,历史的封尘被渐渐拂去,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本文披露的,即是西安事变后在"二四事件"中被诱杀的中共密使高福源"神秘失踪"的内幕隐情……     

着力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张闻天

在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中,毛泽东、周恩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说是尽人皆知的,而时任中共总负责的张闻天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着力倡导和平解决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一、“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古城西安临潼华清池突然响起了枪声,划破了寒夜的宁静。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抗日救国,在向来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多次进谏无效反遭斥责后,终于采取了兵谏行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序幕。张、杨冒着极大危险,以英雄无畏的胆识活捉了蒋介石,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如何处理这个事件上,却举棋不定。于…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张学良的“不归路”(之一)——从“剿共”到联共

西安事变整整过去60年了,但是有关事变的许多情况仍旧是迷雾一团。6年前,作为西安事变谋主的张学良,在被迫与世隔绝了50余年后终于获得了自由,于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张学良能够就西安事变说点儿什么。然而,张学良自由后就西安事变所讲到的情况,甚至还不如他40年前不自由时给蒋介石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讲的多。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一点,就会发觉,张学良最不想讲的,就是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要搞清楚西安事变,不搞清楚中共在其中的作用,恐怕是不可能的。西安事变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共中央及其红军主力来到了西北,并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秘密关系。新的史料证明,早在西安     

西安事变前的外国记者们

西安事变前夕,有三位外国记者出现在西安：斯诺、斯诺夫人与史沫特莱。但在事变发生时,三人中却只剩下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史沫特莱还在西安,似乎碰巧遇上了事变,从而成为当时唯一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从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一大杰作的角度来看,史沫特莱在关键时刻出现在关键岗位,应该不是偶然的。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

59年前,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千古功臣张少帅以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为特重,勇于为民请命,与杨虎城将军联合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实现中共英明倡导的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功昭日月.今特集录在西安事变前后少帅重要爱国言行于下.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70年前(1936年)的12月12日,在陕西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即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8—1941年)扮演的角色以及事变后该报向读者透露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张季鸾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复杂而微妙关系,耐人寻味。     

卢沟桥抗战中的吉星文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初步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鉴于冀察形势的严重,对第二十九军上中层也积极进行抗日争取工作。当时第二十九军内部有不少人与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工作联系。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较量

正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掩饰国内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减少国内外的谴责,国民党企图诱骗中共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而中共提出了皖南事变的善后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参政会的基本要求,双方在1941年2月至3月初,也就是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后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较量。一、国际力量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孤立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动员和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成员,通过各     

《人民日报》 1985年12月6日 “一二·九”运动与西安事变——张学良回忆录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连锁关系: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危机,从华北危机到"一二·九"运动,从"一二·九"运动到西安事变,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一声炮响、伟大的八年抗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这一连串有连锁关系的历史事件中,"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中的马占山将军

西安事变作为抗战前夕的一件大事,各方军政人物都有不同的表现。《冯玉祥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中的马占山将军》两文对两位爱国将领在事变中的作用作了详细介绍。     

冯玉祥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作为抗战前夕的一件大事,各方军政人物都有不同的表现。《冯玉祥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中的马占山将军》两文对两位爱国将领在事变中的作用作了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