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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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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延边州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关于延边早期朝鲜民族自治组织——《垦民会》成立的过程、性质及其活动情况都有详实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延边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帝制。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标榜实行所谓的"联省自治"。这一时代潮流很快就波及延边,垦民教育会的主要人物李同春、金跃渊和金立等,当即加快了实现朝鲜族自治的步伐。1913年2月,李同春、金跃渊和金立等决定以1910成立的垦民教育会为基础,成立朝鲜族自治机构——垦民会。2月26日,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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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3):140-158
城池建设与维修是封建时代保障区域社会安全、延续和改善城市景观的主要工程措施。清顺治至乾隆时期,陕西以公帑修城为主,而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官民捐修成为城垣维修的重要途径。基于大量清代奏折、咨文、题本、移会等档案,结合方志、碑刻等文献,通过对清中后期陕西各府州厅县103次捐修城工进行统计,探讨了捐修城工背景、类型、频次、捐额及其区域差异,分析了捐修群体的分工协作关系与城工的重点内容,指出清中后期陕西捐修城工不仅有益于加强城池防御能力、改善城市景观,而且有助于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在促进士绅群体参与公共建设事务、改善匠夫生计、赈灾救民、增加地方学额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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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助推了我国道路桥梁项目工程的建设。在市场经济中,道路桥梁作为各个城市连接的重要枢纽,关系着交通运输行业的正常通行,并且牵动着通行人员的生命安全与财产安全等。文章对道路桥梁施工中的软土地基处理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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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 总被引:9,自引:1,他引:8
粤商自治会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广东资本家的一个政治性组织,这个组织领导过几次反帝斗争,又相当积极地参与了立宪运动,它的一些骨干人物在辛亥广东独立时也起过一些作用。研究一下这个组织,有助于了解辛亥革命时期资本家的动向。 粤商自治会主要由广东的商人即商业和金融业资本家组成。它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现,是广东工商业发展的结果和资本家投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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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免覆辙,1925年3月间太湖流域地区杜会名流、商绅发起组织太湖流域联合自治会。他们分派代表赴京宁等地请愿撤兵,以地方自治、永保和平为宗旨,发表了简章、宣言、规则等。吴县议事会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应进一步从“废督裁兵”入手,实行法治。1925年5月24日太湖流域联合自治会宣告成立。为如实反映这一组织的成立经过及其活动,为研究者提供参考,特自本馆所藏档案中选编本组史料,现予公布如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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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开始训政后,在建立以党治国政治体制的同时在许多县筹备自治,并将中山县树立为全国模范县.中山县为此大张旗鼓地筹备自治,期望能够先走一步,以符模范县之实,却受制于财政困境.中山县本是相对富庶的大县,但财政税收多数上缴,仅留支极少数作为县行政和司法费用,导致县财政并不充裕,筹备自治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在此情况下,中山县不得不就地筹款,以自治为名向社会增捐加税,导致苛捐杂税繁重,一般民众“未得自治之益,而先蒙自治之害”,故群起反对,筹备自治因此孳蔓难图,窒碍难行.筹备自治的财政困境不是中山县特有的现象,而是广东各县的普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训政初期筹备自治的致命缺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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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青苗会组织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19世纪初。早期的青苗会只是结构松散的临时看青组织。19世纪中期以降,以征派差徭为契机,青苗会逐渐演变为担负村庄各项公务且结构严密的村落自治组织。这一演变折射出咸同年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动向国家不断深入地方以攫取财源,乡村社会则在改造青苗会加以应对的同时实现了一定的自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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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粤汉路权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以后,粤汉铁路进入粤湘鄂三省分省合办阶段。鉴于广东绅商的集股办法存在弊端,张之洞一再强调和坚持官督商办体制,岑春煊提出广东官商"合力筹款"的思路,由官向商征收台炮捐、船捐、酒捐、盐捐等,由官收存,作为官款、公款,发给商铁路股票。这个思路和做法遭到绅商的反对,由此而出现官绅分歧,1906年(丙午)年初引发官绅冲突,是为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岑春煊指责绅商阻挠路政,申述征收捐费属于"就地收捐",争辩本省人集款建本省路的合理性。绅商则指责岑春煊苛捐虐民,扰乱路政。风潮发生后,岑春煊和绅商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绅商逐渐加紧了招股、收股的行动,并有初步成效。一直注重商权的岑春煊在张之洞和广东同僚的调停下表达了"但愿路事有成"的愿望,释放了被捕的黎国廉,颁布了同意商办的告示,铁路风潮得以消解,广东粤汉铁路的自办实现了由官督商办到商办的体制转型。风潮的发生和体制的转型是粤汉铁路自办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也是粤汉铁路筹建进展的结果和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岑春煊和绅商都在探索筹款办法和体制问题,他们都不是阻挠路政或扰乱路政者,而是粤汉路政的推进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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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3):84-93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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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作为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它很快地吸收了汉文化管理社会的一套机制,竭力革除了这套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并把宋代即为统治者利用的家族宗族制度加以发扬光大,作为家族宗法制度的经济基础的义田就成为清政府致力提倡的对象。雍正帝积极阐扬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鼓励宗族“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庄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就是要用宗法的经济基础——义田财产作为联系族众的工具。乾隆皇帝南巡到苏州时曾亲自去范仲淹祠堂察看,赐其园曰“高义”,并亲书匾额,又赏赐范氏后裔以貂币。清政府又规定:“义田如逢歉收,一概停捐,义田应完钱粮,州县官垫捐”。封建士大夫也积极总结过去义田发展的经验。方苞认为:“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亩,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衍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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