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西的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对江西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 ,探讨清代乡绅的宗族组织、学术传承与地方权力体系的建构过程 ,揭示清代基层社会结构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趋势     

抗战时期四川省农村合作社“有产化”现象及其成因

抗战时期,四川农村合作社"有产化"现象,是国民政府借助农村合作运动将国家权力渗入川省乡村社会的必然结果。在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过程中,国家农贷信用体制和传统乡村监管思维是造成农村合作社"有产化"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无限责任连带"的国家信用农贷制度,使合作社会对贷款偿还能力较低的贫农进行排斥;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控制传统乡村社会的最佳人选,乡绅和保甲长等地方势力常常得到合作行政主管机关的青睐,使合作社的"有产化"现象更为突出。     

民国保甲诉讼与甘肃乡镇保长的角色游移

20世纪30年代的甘肃乡村社会,战乱与贫困相依相存。抗战时期繁苛的兵役田赋不断压榨着民众的生存资本。乡镇保长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基层,在征粮纳赋中首当其冲,民众与乡镇保长的关系势难缓冲,呈讼案件迭出不穷。甘肃省、县政府在迫切需要乡镇保长完成上级任务的情境下,亦不得不对拥有地方人脉资源的乡镇保长多加拉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推行,打破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权力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乡村势力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交融。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异,乡村士绅阶层出现分流,一部分退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一部分不得不与地方豪绅沆瀣一气,更有一部分地痞流氓乘隙而入,充当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相互融通的工具。     

理解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读《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

《变动时代的乡绅》首次较系统地考察了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乡制变革和乡绅变迁,以乡绅为切入点,分析了近代乡村权力结构从保甲—自治—保甲—"村选"政治的历史过程,民国时期的乡村绅士也在权力变动的过程中蜕变、分化以至消亡,随着绅士的离村和基层政权日益痞化,乡村社会陷入日趋崩溃的境地,并成为酝酿社会革命的温床。同时,该著作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给予读者一定的启迪,包括区域性案例研究后的宏观解释,实证研究中的思辨追求和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而该书呈现出来的共性问题也有助于继续拓展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空间。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艺术性与神圣性——太行山说书人的民俗认同研究

艺术性与神圣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说唱曲艺传承的重要原因。太行山说书人通过一系列神圣性要素的构建,长期保持了说唱行业紧密的内部传承关系,并通过旧时的妙庄王、三皇等信仰,强化了艺人间的身份认同与行业规矩,绵延着盲艺人特有的生存智慧和文化感受。"神书"介于民间仪式生活和鼓书说唱之间,是传统时期和当下都非常有市场的说唱曲艺形式。太行山说书人在仪式信仰、礼俗生活,以及代际传承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社会互动意义和价值。     

关于英国企业家"乡绅化"现象的争论与反思

马丁·威纳等人认为英国的反工业文化导致了企业家精神的丧失和"乡绅化",进而导致英国经济衰落.本文首先梳理介绍了威纳、巴内特等人的观点,分析了"文化衰退论"兴起的社会、政治原因;其次介绍了围绕企业家"乡绅化"问题展开的争论和各种观点;最后指出用"文化衰退论"解释英国衰落问题必然遇到的"悖论",但是由此引发的争论却说明一个民族必须不断对自己的传统与经验进行反思,以从中得到警醒和启示.     

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区域性军事力量(晚清督抚势力、湘淮军、民国军阀)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近代政治走势的重大因素,同时造成了民间势力的异化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近代豫西南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民间势力迅速“匪化”。一方面,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在编练团练、防匪自卫的过程中逐渐掌控地方武装,民间军事化尤其是绅权“武化”的色彩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普通乡绅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为了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开始与地主豪强甚至匪股联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剧了豫西南民间势力的“土匪化”进程。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文本与权力：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地方志分析

地方志是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极其重要的文献,它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的变动和地方各种势力的升降,但其中也不乏主观建构与叙述的成分。以地方志的内容及其编撰、形成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在江西万载县的个案中可以看到,清初至民国后期该县历次所修方志既展示了复杂多变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土客矛盾,它们本身又成为地方权力再生产和文化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文化、权力与世界历史—兼评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本文以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为切入点,探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文化、权力等问题。文章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首先批评了将文化理解为固定的、单一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观念,指出只有将文化视为开放和互动的系统,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历史中复杂的联系。同时,文章也分析了世界历史编纂中"欧洲中心主义"背后所体现的知识与权力的纠结,以及欧洲是怎样运用它在知识上的这一权力去书写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世界历史研究应注意地区性历史与全球性历史的结合,既要看到全球性力量所带来的巨变,也要关注各种地区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唯如此,才能理解世界历史中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联系,而不会将之看成是"欧洲中心"的力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过程。     

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民教冲突

19世纪末鲁西南地区频繁发生的教案、民教冲突与地方权力结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楔入乡土社会的教会势力破坏了地方上的权力结构,并与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分享乡土社会的控制民众权,使得以官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力阶层权势和利益受损,才导致了由地方权力阶层领导的反洋教运动。因此与其说双方的冲突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或宗教与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双方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保卫战。     

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     

权威重构与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幕末民族危亡时期日本社会的权力重组和权威重构。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不仅直接诱发了日本社会的尊王攘夷浪潮,也深刻激化了国内政治矛盾,严重冲击了幕藩体制和幕府权威。围绕开国还是攘夷、佐幕还是倒幕等重大问题,幕府、朝廷、地方实力派大名、下级武士等四种势力之间的博弈波诡云谲,最终形成了以尊王倒幕为核心的强藩联合,并通过"王政复古"政变逼迫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明治新政府内部的近代派与守旧派、近代派中渐进派与激进派之间经过长期权力角逐,逐步实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力重置、中央集权体制的组织构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根本再造,加之法律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权威形塑,确立了以近代天皇制为载体的绝对权威。明治维新中权威的解构与重构,是在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和以"顺天应人"为依据的权威这一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线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是通过政治路线上明确治国理政的方针和途径,组织路线上"纯化"寡头政治的构成,最后以立法形式得以实现的。     

大学校园与政治控制:山西大学的党派组织与国共阎斗争(1939—1949)

大学是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发展和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舞台,对大学的有效控制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主要环节之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大学校园成为国共争夺的重要对象,同时亦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夺取区域控制权的主要场地之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山西大学复校,校内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一度风生水起;但由于阎锡山在山西的多年经营,势力盘根错节,他掌控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在战时山西大学的中央与地方势力之争中暂居优势;抗战末期,中共势力开始介入山西大学,并呈燎原之势。战后,随着时局的发展,中共和国民党中央党团势力逐渐发展强大,而"民族革命同志会"势力受到挤压,一蹶不振;此后,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山西大学的各派势力博弈以中共的圆满胜利为结局,山西大学也被改造成为新时代的新学府。     

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绅修志”现象

英格兰地方志的编撰始于16世纪70年代,以威廉·兰巴德的《肯特郡志》为标志,后又有约翰·斯托的《伦敦城志》、托马斯·纳什的《雅茅斯城志》、威廉·伯顿的《莱斯特郡志》、威廉·达格代尔的《沃里克郡志》等一批优秀的作品问世,由此,地方志特别是郡志的编撰进入繁荣期。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地方志的撰写增加了"自然史"的内容。这一时期编撰地方志的主体是乡绅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或是法律学者,或是纹章官,或是古物研究者。作为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一员的地方志史家,修志行为既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对国家的热爱,同时也体现了乡绅强烈的地方认同感,由此形成"乡绅修志"现象。产生"乡绅修志"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十六七世纪既是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也是地方认同和郡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时期。"乡绅修志"即是地方认同和民族认同交织在一起的文化体现。     

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

高丽王朝建国后,对待中国文化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从光宗时期开始高丽王权开始推行"华化"政策,而贵族勋旧势力则以实行"土俗"的主张相对抗."华化"政策的确立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需要凭藉多种资源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因此从光宗时期开始,"华化"政策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进中国之人,一是引进中国之制.高丽王朝的"华化"与"土俗"之争并不仅仅是政策之争,在其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分配问题,同时它还和高丽精英阶层对外来文化的认知与态度有关.     

中古晚期英格兰郡共同体探析

英格兰向近代过渡的过程中,当村庄等被封建化的时候,郡却没有被封建化。这是因为从12世纪开始,英格兰骑士的军事色彩逐渐淡化,他们参与到地方政府特别是郡公共政治之中,使得由骑士转变而来的乡绅逐渐成为郡内事务的主导者。随着地方认同和凝聚力的增强,以乡绅为核心,地方社会形成了郡共同体。传统的认识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中央集权必然与地方自治发生冲突与矛盾。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的认识。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地方自治的延续是一个既冲突又依赖的过程,可以说两者是有机的结合体。     

冷战与拉美游击运动的兴衰(1961-1969)

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的成功及共产主义势力在拉美地区的不断增强打破了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的国际格局,拉美游击运动登上了冷战的历史舞台,并成为当时第三世界最强劲的地区势力,但最终在双方冷战战略的调整和竞争地位的转换中以失败谢幕.因此,这一时期拉美游击运动的兴衰是冷战对第三世界地区势力发展影响的典型案例,对它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

正1963年,我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承认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1968年的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支持北大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