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金本位救国论”与近代中国的本位困境

<正>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近代中国货币与西方的分野,体现为西方金本位制度及其相应的信用货币的建立和完备,而中国属于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呈现出“有货币、无制度”的特征。货币制度的分野对当时中国带来的伤害,随着对外经济交往特别是赔款和外债的增加,在甲午战争后突出起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朝野展开了热烈的货币本位之争。这里结合改良派领袖康有为的《金主币救国议》就本位之争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从《物质救国论》看康梁的原则分歧

1905年春,康有为写出《物质救国论》(下称《物论》),作为“救国之急药”,命梁启超印布,却遭到了梁的冷遇。有的研究者认为:《物论》为中国设想了一个“迅速的、高度的、全面的工业化计划”,梁对之表示“轻视和怀疑”,对康后期建设性思想“始终没有理会”,并发表对“物质文明失望”的论调①。据此,作了褒康抑梁的评论。     

论张謇“实业救国”的经济思想

张謇,江苏南通人,1894年的科举状元,次年在江督张之洞支持下,在家乡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开始了由封建官僚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历程,并逐渐成为清末民初的实业界巨子。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康有为“衣带诏”真相

1898年9月,中国政治大逆转,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戛然而止。     

康有为西安“盗经”

康有为西安“盗经”，事情要从1923年10月说起。这年的深秋时节，康有为受陕西督军刘镇华之邀，风尘仆仆来到九朝古都西安。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康有为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刘镇华特意将中州会馆粉刷一新，以备康有为下榻。     

叫板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正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指的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图强的事件,被人们视为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是中国近代草根政治的开端。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另有一小撮守旧派"公车"也在上书,其中打头阵的是一位湖南邵阳籍的举人。晚清以来的邵阳,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虽然"旧不与中国通",却出了"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一步步把袁世凯扶至皇帝至     

论康有为目录学思想

论康有为目录学思想陈耀盛清代金榜说：“《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形象地指出,清代士子咸视版本、目录之学为身心胜命之事。的确,目录学在乾嘉年间,成为显学。但这种显学是囿于传统经史典籍等的考据的。清末“国命危阽”,近...     

论康有为和保皇会

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变法的主角,是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但后来革命向前了,康有为却由主张维新到维护封建,由反对革命到拥护复辟,终于日趋堕落,拉车向后。关于康有为的早期思想,论者甚多;而对他政变后筹组保皇     

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

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和维新运动领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他对主持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有决定性影响,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变法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即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法,并使变法围绕开制度局这一改变专制政体的政治改革开展下去,从而使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改革运动进入政治层面,并具有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     

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大同书》是迄今为止一部最完整详细描绘人类社会走向大同社会的过程,包括国家、阶级、家庭的消亡．展示了大同社会的存在方式,诸如生产和消费方式、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仅集成了人类思想最优秀的成果,而且具有许多独创性,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论康有为的中西会通

康有为受过封建正统的儒学教育,其后又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西方文化同传统文化撞击中,他找到一条中西文化会通之路,并利用中西会通的特殊思想格局,提出了资     

卢作孚和他的“教育救国”

2013年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中国船王"卢作孚先生诞辰120周年,海内外出现一股前所未有的"重新发现卢作孚"热潮,卢作孚先生生前的观点,都被一一加以重新研究、探讨,乃至重新认识。这其中,卢作孚先生提出的"教育救国"理念成为这些研究中的热点,尤其是"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重视。为了进一步理解这句名言的深远含义,本刊特约记者贾晓明走访了卢作孚先生的长孙女、散文作家卢晓蓉女士和她的先生、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严家炎教授,向他们两位请教关于卢作孚先生与教育之间的诸多话题。     

梁作友激蒋“捐资救国”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山东黄县一普通村民梁作友声称捐款3000万元以纾国难,并要求见蒋面陈救国良策。此举一时轰动朝野,引起种种揣测,许多党政要员也难辨真伪。本文详尽披露了梁氏的真实意图。     

康有为庐山再读“遗书”

<正>1918年7月中旬的一天,年过六旬的康有为二上庐山,徘徊在黄龙寺前的两棵柳杉、一棵银杏下。他凝望着3棵古树苍郁挺拔的雄姿,心中不免充满感慨。与第一次上庐山相隔29年,这3棵已有     

康有为卜居杭州“一天园”

１９１７年,名噪一时的保皇派人物康有为已是花甲老人。他虽然步入了暮色苍茫的黄昏时分,但其眷恋清室之心却有增无减。这一年,机遇也确曾向他招过手。６月份,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张勋复辟的丑闻。消息传来,这位远在上海的前清遗老显得格外兴奋。应张勋之邀,康有为轻装上阵,急匆匆地赶赴北京,粉墨登场,就任“弼德院副院长”之职,参与了拥戴清逊帝溥仪复辟的闹剧。然而,这场美梦才做了十余天,就被全国人民的声讨之声和段祺瑞的“讨逆军”彻底粉碎。事后,康有为被作为复辟首犯之一加以通缉,幸得美国公使的庇护,才能秘密逃出北…     

论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

论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任军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绚丽的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这一理想时,往往仅分析他的《大同书》,忽视了他的大同思想的形成过程,因而很难对大同思想作出客观的评价。事实上,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有一个漫长...     

三十年代的“航空救国”思潮述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由于国际航空事业的迅猛发展与日本侵华的步步紧逼,大量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发展中国航空事业不仅可以发展国民经济而且还可以巩固国防,这些看法逐渐汇集成了一股"航空救国"思潮。学者、政府要人们普遍认为要使中国航空强大,需要统一行政机关、多方筹集航空建设经费、培养航空人才、大力发展民用航空。尽管"航空救国"思潮在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发展中国航空事业、培养人才和巩固国防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受中国经济落后和政局动荡等因素的制约,"航空救国"思潮并未使中国走向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