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福建平潭基层保甲制度的困境浅析

民国时期,政府试图通过传统的保甲制度控制基层社会,但收效甚微。福建平潭传统的宗族和士绅等社会力量,通过组建自卫民团、兴办公共事业,与保甲制度形成某种程度的对立。其推行兵役工作的困境也是保甲制度在基层实施的困境,反映了传统社会势力在应对国家权力的渗透时所表现出的具体反应。为了支持抗战,平潭县府加大了对基层资源的征收。繁重的田赋兵役与民众的生存困境发生激烈碰撞,致使保甲制度的运行举步维艰。     

三十年代的河南统治者与保甲行政人员

国民政府在３０年代前期一改以往形式上群众参与的“自治”为“官治”,即政治强控,力图借保甲制度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农村。本文探讨了河南省在１９３２年到抗战爆发期间的建保甲活动,论述了河南省政府当局对沟通自身和农民政治联系的中介——保甲行政人员的调控措施及其后果。     

民国时期甘肃乡镇保甲经费问题研究(1934-1949)

初具基层政制改革色彩的国民政府保甲制度一开始便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如何妥善解决保甲经费问题遂成为国民政府切实推行保甲制度的关键所在。甘肃省政府自1934年推行保甲制度以来,即对保甲经费的来源、用途及其收支状况做了详细规定。然而单纯的法律文本既未能解决保甲经费的困竭,亦未能约束乡镇保长的就地摊派。为了从制度上彻底根除保甲经费的浮收滥支,甘肃省政府决定从1937年8月开始实行统收统支。但是,抗战爆发后物价的飞涨和乡镇保长待遇的低下,使得统收统支在实践中变得举步难行,就地摊派仍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甘南藏区保甲制度之推行

20世纪40年代初,甘肃省政府开始将保甲制度的触角延伸至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是对甘南藏区土司制度的一次革命,遭到该地政教势力反对,亦受到藏区民众质疑。在国家行政体系与土司制度的较量中,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对该地区基层社会的近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不仅使原有封建而保守的乡村治理模式发生巨大改变,国家行政机构在这一地域开始生根发芽,藏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也日益加深。     

清代双城堡地区编查保甲述略

清王朝定鼎北京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加强对汉族人的统治，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这种制度的推行，对维护其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依据档案史料对双城堡保甲制度的实施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抗战时期中共对冀东农村日伪保甲制度的利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我国近现代保甲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基本不涉及中共对保甲制度的利用。文章对抗战时期中共从八路军与日军力量悬殊的冀东特殊环境的实际出发,采取利用日伪保甲来为抗日斗争服务的策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冀东共产党反对"左"的倾向,在保甲体系内添加"办事员",使其隐蔽在内主宰或代替保甲行政人员的行为;总结了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制度的"合法"身份,保护抗日力量和支持抗日战争等方面的成效;认为冀东共产党利用保甲的过程,体现出对战时农村基层行政模式和对敌斗争方式的创新,为夺取冀东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甲之别

清代保甲制度在盐务系统的推行,强化了对基层灶户的监控,重在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一方面,食盐国家"专卖"体制,决定了灶户保甲的"专制"主义特色,组织化的保甲制与火伏制,共同构成盐务系统的基层治安网络.另一方面,灶户保甲的废弛,折射了保甲制"集体性惩罚"的悖论,"厉而不严",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现与反映.     

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     

进退失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壮丁兵役问题研究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重构于20世纪40年代,绵延不绝的战争始终与其风雨同行。抗战爆发后,没有健全征兵制度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借助于保甲制度来征拨日益缺损的战争兵员,而乡镇保甲长迫于各种压力,亦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来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但抗战的正义性并未能消除国民政府因滥拉强征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惧,乡镇保甲长在征兵过程中种种不公平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乡镇保甲长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民国时期频繁的保甲诉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乡镇保甲长群体的劣化及普通民众对乡镇保甲长的极端不信任。追寻民国乡镇保甲长备受诟病的历史内因,则不难发现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的却是连年的战争和积贫积弱的中国国情。     

廖磊主皖与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建设

抗战前期,新桂系将领廖磊主政安徽。针对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存在的弊端,为适应战时环境需要和巩固新桂系统治,廖磊加强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建设。通过优化组织设置、集中统一事权、整编乡镇保甲、加强干部训练、惩治贪污土劣等措施,加强了基层社会控制,强化了抗战动员能力,巩固了大别山抗日根据地。     

试析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三农”问题与政府对策

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农村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农业经济极其落后、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社会极其涣散。为了挽救危机局面,边区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扶植农村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让农民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之路;二是减轻农民生活负担,避免农民受到剥削阶级和行政力量的"多取";三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开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经济局面。随着政策的深入推行,在抗战后期边区的农业经济较快增长,农民的生活初步改善,农村社会凝聚力增强,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农村社会的发展。由此,我们得到启示:农村政策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制定好农村政策需要以农民的实惠为出发点,落实好农村政策需要政府的制度革新,这样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

雍正帝即位之初,承袭了康熙帝在土司地区安静为主避免生事的政策。后来雍正帝为了追求良好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对于土司看法发生转变,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同时,清朝以汛塘划地设点,扼制道路,形成治安网络。在推行保甲、汛塘以控制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雍正君臣将未能直接控制的湖广、云贵等南方地区土司作为严重问题提出,土司所在地区的争杀抢掠显现出来,成为清政府缉盗的对象,雍正君臣还将改土归流作为处置土司的有力措施。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省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长寨的建房增置防汛引起土司抵抗,长寨事件是引起后来改土归流的导火索。改土归流后行保甲、设汛塘可证其初衷在此,清朝通过设置保甲、汛塘,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

<正>1949年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改革与建设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国家行政权力达至郡县的制度结构。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了旧的保甲制度,建立了新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1954年12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街道办     

伪满洲国的街村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出于治安上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在地方基层实行保甲制度,通过组织反动保卫团、实行连坐制度等,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其所需经费以强征所谓的保甲费为支撑。1937年后,由于伪满洲国的主要任务向“国家建设”转变,对于基层地方,发布街制和村制,仿照日本基层的町村制度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并制定了统一的街村财政税收制度。但是街村制度并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也没有真正为中国东北基层地方带来自治的福音,不过是对中国东北基层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变形而已。     

从“邪教”案看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保甲制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实施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 ,也是国家权力赖以渗透基层社会的主要途径。然而 ,现实总是与制度的理想相去甚远 ,保甲制不仅未能成为官方查拿邪教的利器 ,反倒成了个别村民或少数不良乡保借机敲诈勒索、挟嫌报复、发泄私愤的工具 ,这不能不说是保甲制的尴尬。乡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民俗的、礼治的社会 ,而不是王法的社会 ,邪教案反映出官民对立表象下的深层原因———习俗与王法的矛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战时体制探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改定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育"。高等教育纳入战时体制,一方面适应国家战时政治、经济体制的需要;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军事、医疗人才,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才上的保障。     

国民政府对贵州石门坎苗民基督教文化的改造政策

清末英国传教士来贵州石门坎传播基督教、办学校、创苗文、改良习俗,兴办公益事业等,对石门坎苗族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以石门坎为中心辐射滇川黔边的特殊文化区域。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石门坎异文化引起国民政府(含地方政府)的重视,各级政府多次派人调查和视察此地,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政策对石门坎基督教文化进行改造,通过建立保甲制度和国民党基层党部,开发石门坎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推行民族同化政策。     

自治与动员:抗战时期的保民大会——以浙江省龙泉县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保甲融于自治之中,在基层社会创设保民大会。保民大会与乡镇民大会、县市议会共同构成了新县制下的民意机关,对推动民众参与地方自治、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具有积极意义,但保民大会也成为政府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