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

宣统年间，清廷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制定了强行核查外省财政的政策，通过向各省派遣财政监理官和设立清理财政局，全面清查外销、陋规等匿报之款。外省督抚司道面对强力核查的压力，由抵触敷衍逐步趋向奉令配合。监理官在克服各种阻力后，督责各省限时清查，全面上报。大规模清查的结果显示，各省隐匿之款绝大部分上报，财政总量大大超过以往。清查财政的行动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持续效果却受到各种制度改革缺陷的影响，近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尚须经受各种考验。     

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

清季外省财政机构通过裁局改制,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财权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裁局改制前期注重节流主义,后期相对重视制度改变。光绪末年的财政改制主要是督抚司道的自发调整,宣统年间则是来自清廷“裁局改制”谕旨和度支部的督催。外省督抚虽遵照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统一财政、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表面应付,实难如愿达到目的。由于机构整合过程中受到各种制度和人事影响,通过改制设立的省财政机构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特征,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未能与旧传统彻底区分。清廷和各省在财政机构的改制上,尚存在着“能力”与“努力”的各种约束,改制结果并不纯粹是积极的。     

纾困与破局:清末财政监理制度研究

清代钦派专官巡查外省营伍和吏治夙有其例。清末新政期间,为督责外省开展各项新政改革,清廷逐步将过去个案性巡查活动转变为监理督查外省的常规化操作,财政层面则派遣监理官驻扎各省,监理督责清理财政,这是清季制度变动中引人注目的范例。监理官在外省监理权限的确定比较曲折,其官秩方面虽有提升,但实际授权仍存在诸多缺陷。监理官群体克服外官抵触和旧制惰性,基本实现了督责各省外销财政核实上报、建立近代预算制度的目标。清末财政监理制度虽具显效,却为其制度本身缺陷所限制,不可能挽救清廷财政颓势,然其鉴戒意义不应忽视。     

清朝同光时期贵州隔省捐输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后,东南各省军费浩繁,应解贵州的协饷欠解严重。同治三年(1864),清廷将道府州县等实官收捐权收归户部,但在三年后允许贵州省继续开办,贵州省借机办理隔省捐输,赴外省推行实官捐以抵充协饷。贵州先后在湖南、四川、湖北、广东、广西、江苏、山东等省设立黔捐局,至光绪五年(1879),捐输所得超过2170万两。探究这一时期的贵州隔省捐输情况,可以看出作为传统财政收入的捐输在晚清财政体系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可以透视清廷调剂省际财政的努力及其实际运行。     

晚清浙江厘金的开征及收支结构

厘金是咸丰年间实行的临时性筹饷措施,并逐渐成为中央和各省的主要财政来源。先行研究关于浙省主要厘捐的开征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而收支数量按照江苏的银钱比价进行折算,并非按照收支原数呈现不同货币所占比例。浙省厘金的收支结构,既受各厘捐征收办法影响,也与大宗货物的结算紧密相关。光绪中后期清廷试图通过整顿、提调等方式加以控制,而浙抚多次奏请减免或减征厘捐,双方为此进行了多番博弈。进一步看,地方财政的日益独立,对晚清政局的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     

晚清财政转型下的河务运作——以河银制度为中心

清代河工具有商品化运作的特征,河务成败取决于白银。清代前期的治河成就取决于巨额白银供给,至道光时期,清廷已对河工的巨额财政消耗力不从心。咸丰军兴之后,以"银钞搭放"形式维持河务最基本的运作。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导致黄河兰考以下河段"弃淮北流",河务部门迫于财务短缺,对这一突发事件束手无策。同治元年清廷重启河务,恢复使用实银。但此时户部对各地财政逐渐失去控制与协调能力。河务成为河南、山东、直隶地方事务,随着河务财政与鲁豫地方财政体系对接完成,河务转为"在地化"。光绪前中期,直隶、山东、河南都恢复了定额河银的管理方式,但此时由于国际白银价格下跌和晚清巨额赔款、外债,河务用银严重贬值,最终只能大规模缩减工程规模,导致豫鲁等地深受"黄患"。     

为开创黑龙江近代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世家

光绪三十年(1904),黑龙江实行放荒开垦后,尤其是中东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促进了黑龙江经济发展。在全国“废科举、兴学堂”的形势影响下,黑龙江开始兴办近代教育。是年二月,程德全奉旨抵黑龙江任副都统,他在整顿诸端事物中优先办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他上奏慈禧太后设学务处,筹办学堂。同年十二月,奏请从奉天、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地及清廷内阁中的现     

清代打牲乌拉的东珠采捕

清代在吉林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负责贡品的采捕。东珠是打牲衙门最重要的贡品,清廷对其管理非常严格。打牲衙门对东珠采捕经历了起步、调整、兴盛、衰落四个时期,最终在光绪二十年因东珠资源的枯竭和财政的困乏而终结。     

光绪十年京员津贴再探

光绪八年云南爆出报销案,显露出清季各省外销财政之冰山一角。随后户部颁布京员津贴章程八条。京员津贴并不开支国家正供,而从各省关外销项下动支,意在既可补贴京官,又可不动正款。各省因此别立各种款目,为言官所抨击。光绪十年津贴京员提解外销,沿袭的是清代历史上财政治理的经典范式,即将本属奏销制度之外的外销款项,纳入正项化管理轨道。京员津贴的推行,隐含清廷褫夺各省外销财权而集中于中央的财政意涵。     

清季粤海关库款侵蚀案及其治理——兼论税务司制度对监督制度的影响

关库是清季粤海关常、洋两税的总汇之区。由于税款管理权限分散,奏销制度混乱,税司与监督间的账目不能互相稽核,库大使与库书之间也难以做到账实相符。财务监管缺失为库书提供了贪腐机会。光绪三十年粤海关库款侵蚀案的彻底爆出,并不是海关自身监管机制发挥了作用,而实在于分赃集团内部的利益分歧所导致。清末粤海关的改革并未借鉴税务司系统先进的财务管理经验。税务司系统对海关监督系统难以产生制度影响力,主要原因在于税务司内部的管理模式难以复制和清廷对客卿制度持有戒心。     

解放前清镇县办学概述

清镇县文化教育起步较早,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就设卫学于威清卫。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改卫为县,始为县学。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知县杨以增捐资于城东创建凤梧书院。光绪一二十七年（公元1902年）八月,清廷颁发《停办科举改兴学校谕》称：“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当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自此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清镇县先后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繁多。根据清廷“停办科举改兴学校输”的精神,于光绪三十三年,知县李家兰以凤梧书院…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近代安徽的警政

一、前言清末提倡现代警察制度,始于戊戌变法时期。迨至光绪27年7月(1901年9月)谕令各省裁汰绿营,改练巡警,①这是清廷有意编练警察之始。光绪28年(1902年)元月,清廷改北京善后协巡营为工巡总局,此为中国近代都市警察机构之权舆,也是自办警察之始。②7月,袁世凯专折奏定警务章程,9月,清廷谕令各省仿照办理。③安徽的警政建设即在此一背景下展开。     

清中后期西南边疆田赋蠲缓与国家财政治理

清代西南边疆田赋虽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不大,但关系国计民生,事涉边疆安全与稳定发展。清廷对其财政治理主要表现在应对灾荒与战乱的田赋蠲缓、减轻民众赋税负担的普免积欠和整治田赋征缴积弊。1799-1911年清廷蠲缓云南田赋总额近乎免除该省17年田赋之额征,其中荒田赋额占蠲缓总额的95%,且历经多年未能规复。户部认为外省田赋征缴积弊严重,清廷因此加强财政治理,在西南边疆推行钱粮征信册制度,但受多种因素困扰,实行十年收效甚微。尽管地方官员多否认田赋征缴积弊,但西南边疆普遍存在土地清丈未行、册籍缺失不实、制度执行走样、例荒例灾捏报、官吏因循疲玩等弊端,且延续至民国时期。     

民国以前唯一的广东财政钜篇——喜见清末《广东财政说明书》整理本问世

清末,政治腐败,武备落后,财力匮乏,国贫民困,外侮殷繁,起义频兴,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行将崩溃。清廷为避亡图存,不得不觅求生路。当时洋务运动已进行数十年,且经历了戊戌变法,故在有识之士影响下,决定仿效西方制度,改革旧弊,实行新政。新政的范围相当全面,包括政体、官制、法制、军事、公安、民政、教育、经济、财政等。其中的财政改革是稍迟的,始于光绪最末一年,是新政的最重要项目之一。     

国会请愿,徐特立断指送行

1908年,全国请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外省部分封疆大吏也具奏附和。清廷在立宪派的鼓噪声中,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此后,在全国又掀起了几次国会请愿运动,许多青年、学生更是慷慨激昂,甘为国会倾洒热血。但是,清廷     

晚清州县的办公经费与公费改革

晚清州县办公经费存在着公私不分、上下不分和使用无确定限度的特点。同治光绪年间,一些省的督抚从整顿吏治出发,进行了裁减浮收陋规以定公费的改革,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光绪末年,在州县财政困难和吏治腐败的背景下,州县公费改革再起;而随着清理财政的推行,宣统年间又循着"化私为公"的路径,开始了大规模的州县公费改革。但由于这一改革直接关乎各省财政利益,所以各地办法不一,实施力度有别,改革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公私分离"、"财政统一"的既定目标。     

薛福成与滇缅界务问题交涉——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条约档案为例

《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是光绪时期清廷与英国针对云南与缅甸边界议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条约,也是研究滇缅边界变迁的不可或缺的原始材料。光绪时期薛福成的滇缅边界谈判,被认为是清廷对外交涉中少数属于成功的例子。作者利用台北"故宫"所藏条约,以及"中央研究院"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缅甸档》等相关原始条约档案,来说明薛福成对滇缅边界的谈判交涉,并对条约舆图作些介绍。     

光绪死亡原因探析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清德宗光绪皇帝"病逝",光绪死亡后不到24小时,清廷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去世.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的消息传出,中外同感震惊.人们普遍认为,年纪轻轻的光绪反而死在74岁的慈禧前面,而且只差一天,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于是,光绪被人谋害致死的种种说法由此而产生.     

光绪时期吉林东部的垦局与地域社会

光绪一朝,面对边疆危机,清廷在边省推行屯垦以巩固边防,这在吉林集中体现在设于其东部的一系列垦局。在制度定位上,垦局作为八旗驻防的延伸,是临时性的农垦机构,在实际经营中,垦局承担招垦、理民、边事交涉等多项职能。在空间分布上,垦局呈链状分布于紧邻国界的河谷平原处。垦局解决了有效的边疆经营机构的有无问题,这也是其存续的关键原因,是否带来财政上的效益则为次要。垦局发展壮大了沿边地带的垦区,进而成为清廷与外国进行边疆经略角力的桥头堡。它们在缓解了特定的边疆治理困局的同时,也为沿边政区的设立和边疆经略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