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百年传承的徽商家风

<正>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所属六县（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商人组成的商帮集团。徽商在明初崛起,明中叶到清中叶发展到鼎盛阶段,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徽商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清时期闻名全国的大商帮,并一代代传承下去,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明朝中国海商与澳门开埠

澳门开埠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近代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中,均称得上是一重大事件。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很快与活跃于南海的中国海商合作,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中葡商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对明朝的贸易体制与东南沿海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在闽浙地区遭受明朝政府清剿后,中葡商人重返广东沿海,向广东官府疏通后,得以入居澳门进行定点贸易。当时广东海防的主要矛盾是明朝朝贡贸易体制与中、葡商人之利益冲突,澳门开埠乃为纾解这一矛盾而建立的缓冲平台。     

武汉徽馆与大中华酒楼

武汉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是苏皖入川之要冲．也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区之一,而徽馆的起源与发展．与徽商的崛起与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史称“新安大贾”的徽商,起于东晋。唐宋时日益发达．明末至清代中期是他的全盛时代。当时,徽州籍商人活动地域之大,经营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拥有资本之雄厚．均列全国商人集团之首。由于徽商外出,饮食商贩也跟随这些徽商在外经营菜馆、面馆以及饮食摊挑,     

宋代粮商的粮食投机

宋代商人在发挥调剂余缺功能的同时,还存在严重的投机行为。宋代粮商的投机行为,多见于三个领域：一是向官府贩粜军需粮草过程中,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诈取官府钱物;二是在、城市粮食贸易中投机取巧,从城市居民和城郊农民身上攫取暴利;三是乡村中的地主家庭,趁粮食短缺之机,残酷地压榨农民。这些投机活动,既暴露了宋代粮商惟利是图、为富不仁的丑恶嘴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商人的投机性。     

晚清闽南商人慈善家的兴起:以林瑞岗为中心

文章通过分析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以跨区域视角,考察晚清时期闽南著名慈善家林瑞岗。指出他与旅沪慈善家群体交游密切,曾参与华北义赈活动,并效仿江南模式,在家乡创办综合性善堂,其慈善事业呈现赈灾范围跨地域化、慈善机构自治化、筹募资金网络化、施善主体商人化等近代特征,凸显晚清闽南地方权力结构之转型。林瑞岗热衷慈善,除其个人特殊经历,秉承安海商人尚儒重义之风、深受江南慈善理念的影响外,还得益于官府的鼓励举措。晚清官府治理能力的衰落,海外侨商群体的崛起、交通、信息技术的革新,使林瑞岗实现由商至绅的转变,成为影响颇巨的职业慈善家。     

清代淮河流域商业重镇亳州境内的徽商——以乾隆、光绪《婺源县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亳州境内的徽商以婺源籍的商人占主体,他们的经营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宗族化和地域化的倾向。他们在致富后,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形成了徽商与亳州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     

建构与解构:明代浙东湖水纠纷中的利益表达——以上虞皂李湖为中心的考察

浙东上虞皂李湖灌溉区域以运河为界,运河北岸为湖水灌溉区,南岸则不在灌溉范围之内。运河干涸时,县级官府希望开湖水济运,这与南岸民众旱时要求分水灌溉之愿望契合。因此,在明代的湖水纠纷中,北岸灌溉区湖民与县级官府、南岸民众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北岸灌溉区湖民通过构建湖由曹黎二姓割田而成之"史实",抵制官方济运与南岸分水之诉求。万历年间,南岸精英家族通过编纂由县级官府主导的地方志,意图将湖泊变为公有,使双方矛盾彻底激化。湖水灌溉的地理区域界限、运河两岸农田分布差异和家族势力等综合因素,决定了湖水纠纷的发生及运作过程。矛盾双方通过对文献的建构与解构,以实现护水与分水之目的。     

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的具结现象

在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管理中,具结现象普遍存在。具结不仅是广大从业人员资格审查和认证的基本方式,而且在海外贸易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成为封建官府规范管理的基础。具结现象对于维护传统的海外贸易体制、确保封建官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与控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也不可避免地限制和阻滞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明代徽州地区之社会变迁

明代徽州地区之社会变迁牛建强明代中后期,徽州商人以其普遍参与的商业大军、无所不为的经营范围、巧妙灵活的经营技能、跨驰陆海的活动区域在商界树立了形象,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者来说,徽商自然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不仅对弄清徽商集团本身,而且对...     

对1928年秋天津日货商人罢市的几点思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1928年秋,在国民党市党部的指导下而成立的天津反日会开始领导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坚持民族主义”与“维护切身利益”的冲突在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两难境地,日货商人选择了以罢市来抵制日货登记工作,最终罢市以商人的失败而告终。在整个罢市过程中,日货商人与天津反日会展开了一场实力并不均衡的博弈,带给后人诸多思索。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史海回眸——一个徽商的兴衰

徽文化中,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是指零散的徽州籍商人,徽商是指徽州商帮。徽商作为一种松散的商人帮伙,形成于明代中叶,公元1488年前后。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人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徽商是儒商,有山越先民遗存的质朴,东晋移民残存的隐逸和耕     

对1928年秋天津日货商人罢市的几点思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1928年秋,在国民党市党部的指导下而成立的天津反日会开始领导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坚持民族主义"与"维护切身利益"的冲突在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两难境地,日货商人选择了以罢市来抵制日货登记工作,最终罢市以商人的失败而告终.在整个罢市过程中,日货商人与天津反日会展开了一场实力并不均衡的博弈,带给后人诸多思索.     

从《做杉木放牌要览》看清代徽商 在钱塘江流域的木业经营

佚名抄本《做杉木放牌要览》,与此前习见的新安江—钱塘江商编路程稍有不同,它除了沿途地名、距离里数的记录之外,还收录了木业经营运作的诸多规则,属于一种综合性的商业书。据此,可以探究徽商在钱塘江流域从事木业经营的事实。从中可知,该书系徽歙商人从事衢港木运销之商业秘籍,其中包括五段前后相续的沿途水程以及一条返归桑梓故里的陆路。由此可以勾勒出徽歙商人从事衢港木经营的路线,并较为深入地探讨与之相关的诸多商业规范。由此看来,传统时代徽商在各地的活跃,不仅仰赖其巨额的财富和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还与他们输出的相关技术和商业规范密切相关。     

浅析宋代榷茶制度与官府垄断下的茶市贸易

榷茶制度是在官府的垄断下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制度始于唐代,兴于宋代,衰于清代。宋代官府围绕榷茶不断地变革,总体上是关于贴射法和交引法两种制度的不断交替完善,显示了官府人员在茶税制度与政府利益上的智慧。宋政府通过官办榷场隔断商人和园户的联系,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宋朝政府不仅依靠榷茶制度获得是高额的税收,并且还通过垄断茶叶贸易,在商人与园户之间斡旋,获得巨大的差额利润。但是园户在榷茶制度下遭受到了严重的劳动与经济剥削,于是园户与政府和巨贾豪绅的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宋代社会中反官榷制度的斗争。     

争夺工作权:战后汉口码头工人的行业纠纷

工人组长是民国时期码头行业利益链中的关键一环。在战后城市工商业重建过程中,工人组长主动插手码头业务,引发大量围绕工作地界与业务内容而产生的行业纠纷。矛盾双方时常绕开工会与码头业务管理所,直接上报地方政府,强势的工人组长架空了社团与行业主管机构。当调处结果未达预期时,矛盾双方拒不执行裁断,直至劳资公断委员会等机构再度介入协调。这种反复循环的调处方式不仅无益于纠纷的解决,反而使纠纷向无序化与暴力化的趋势发展,导致战后汉口码头工人械斗频频。社团、行业机构与政府部门不仅无力扭转这一困局,反而被其左右和牵制,使战后国民党政权整饬码头业秩序、统摄码头工人的努力沦为一纸空谈。     

浅析宋代榷茶制度与官府垄断下的茶市贸易

榷茶制度是在官府的垄断下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制度始于唐代,兴于宋代,衰于清代.宋代官府围绕榷茶不断地变革,总体上是关于贴射法和交引法两种制度的不断交替完善,显示了官府人员在茶税制度与政府利益上的智慧.宋政府通过官办榷场隔断商人和园户的联系,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宋朝政府不仅依靠榷茶制度获得是高额的税收,并且还通过垄断茶叶贸易,在商人与园户之间斡旋,获得巨大的差额利润.但是园户在榷茶制度下遭受到了严重的劳动与经济剥削,于是园户与政府和巨贾豪绅的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宋代社会中反官榷制度的斗争.     

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

明清时期 ,徽商不仅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 ,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 ,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而汉口紫阳书院则是其中的典型 ,汉口紫阳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经济发展和徽商“贾而好儒”的产物。从汉口紫阳书院的创建、功能及经费的经营中可以窥探明清商人书院与传统书院的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