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海外华人的“被印象”分析——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中心

19世纪中后期,环太平洋地区多国发现了金矿,引发了世界性淘金狂潮,也吸引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华工远赴海外,形成了近代华人第一次海外移民的高潮。但这些只梦想挣钱后叶落归根、不愿意同化的"过客华人"在海外倍受排斥和歧视,引发了世界性的严密苛刻的"排华活动"。究其原因,与华侨在这些国家因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认知和差异形成的"被形象"密切相关,而且这些"被印象"在世界各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本文以新西兰华人华侨为讨论中心,从自由权、宗教信仰、种族排斥、经济竞争、道德歧视、文化差异、自身恶习等七个方面分析华人华侨被排斥的原因。     

19世纪收继问题研究——以安徽为中心

19世纪安徽社会中收继现象较为普遍,平均14%的家庭发生收继或出继行为,来解决一些家庭的"无后"的问题.从宗族角度讲,收继可以分为族内收继和族外收继两种情形,各需履行不同的收继程序,中上层家庭以族内收继为主,下层家庭则族外收继多于族内收继.国家和宗族对收继的前提、原则和被收继人在新旧家庭中的地位做出种种规定,但制度规范与人们的实际行为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     

18～19世纪库页岛的居民——以山丹贸易为中心

前言 山丹交易是指江户时代库页岛阿依努和山丹人之间的交易。 隔着间宫海峡对岸的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的居民之间的交易,如果考虑到其地理位置的靠近,可以想象从古代起就有了。在某个时期也许有过居民移居库页岛。但是,在日本文献上有明确记载是在江户时代。 对山丹贸易进行研究的有竹内运平(1933年)、未松保和(1928年)、高仓新一郎(1966年)、白山友正(1933年)、大友喜作(1933年)和洞富雄(1956年)等诸位先辈。这些研究都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考察的。     

19世纪西人在华博物馆的两种类型——兼论中国最早的博物馆

最新的研究表明,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是清道光九年(1829年)创办于澳门的"驻华大英博物馆"。此后,来华西人在中国创办了一批博物馆,成为中国人认识博物馆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中国近代博物馆的起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博物馆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西人在华博物学研究密切相关,以自然史收藏和研究为主要目的的自然史博物馆;另一种是科学技术博物馆,此种类型又可细分为两种,即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以科学传教为主要目的的博物馆,以及其他西方人士创办的辅助学校教学和科学教育的博物馆。通过这种分类,先前看似孤立的历史节点被有效地串连起来,从而展现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西方在华博物馆史。     

19世纪英国在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非法测绘及影响——以河流水系为中心

19世纪,英国不断派遣测量队、间谍、边疆官员等到中国西藏东南地区进行大规模非法测绘活动,其中,河流水系是测绘的重要内容之一。至19世纪末,雅鲁藏布江下游及其主要支流察隅河、丹巴河和西巴霞曲的主次关系、河道流向、河流源头等地理知识得到不断丰富与完善,填补了世界地图中的空白,这一地区河流水系的知识体系基本形成。这一时期英国对西藏东南地区河流水系的测绘还为其侵略中国西藏领土提供了丰富情报,是英国殖民主义领土扩张的重要手段。     

汉语“博物馆”、“博物院”的产生及使用——以19世纪外汉字典、中文报刊为中心

museum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代表,近代博物馆知识、理念和思想传入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狭隘意义上的翻译问题,而通过考察museum一词在19世纪的翻译及使用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博物馆知识早期传播的景象。在museum及其对应西方词汇的翻译过程中,中西方人士均参与其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士、林则徐及其翻译班子等都是其间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通过对19世纪外汉字典的研究发现,至1844年,museum一词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博物馆"、"博物院"两种汉语译名均已出现,但在这一时期的中文报刊中,"博物院"一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博物馆"。同时,将museum翻译为"博物院"的译法也逐渐被晚清时期的中国士人广泛采用。由此,museum这一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完成了其本土化的第一步。     

“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纪要

由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四川教案史研究会、安徽省历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的“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是去年9月在安徽绩溪召开的。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130多名代表,提交了72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或侧面对近代教案与义和团的有关课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兹据会议论文纪要如下。近代教案分期及其与义和团的关系丁名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史上的反洋教斗争即教案,大致分为三     

步入近代的中日文学交流——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中心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参与中日文学交流的主要是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以及旅日文人。他们多为饱学之士,且好交友喜翰墨,常与东瀛的一流文人宴饮赋诗、笔谈雅会,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赋篇章。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诗人的创作欲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汉文学的复兴与发展。同时,他们还以游记、随笔等形式,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体验等介绍给国人,为国内同胞了解日本的文学艺术、世俗人情、自然风物等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     

18至19世纪初西人的南海测绘与黄岩岛地名演变

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西人并未认识到黄岩岛的存在,西文地图中仅在距离吕宋海岸非常近的地方标出了三个浅滩,它们与黄岩岛毫无关系。直到1771年,达尔林普尔经过考证,才发现黄岩岛的存在,并赋予它Scarborough Shoal的地名,此后的地图上出现黄岩岛Scarborough与吕宋近海三浅滩并立的局面。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人对吕宋岛海岸以西展开测绘,发现这里并不存在三个浅滩,于是这些浅滩从地图上消失,而原本属于浅滩地名的Marsingola或South Maroona被移植到了黄岩岛。因此,菲律宾方面的证据并不能成立。     

19世纪晚期中俄英在朝鲜半岛的战略角逐——以“巨文岛事件”为中心的分析

巨文岛事件是英俄殖民争夺在东亚的一次交锋,英国占领巨文岛,目的在于牵制俄国兵力,以获得与俄在中亚对峙的优势;俄国抗议英对巨文岛的占领,是为了清除其实现远东政策的障碍;清政府居间调节,充分体现了其"以夷制夷"政策的运用。巨文岛事件始末,暗含了三国在朝鲜半岛各自的战略诉求。     

浅析张爱玲笔下异化的父母形象——以许峰仪和曹七巧为例

张爱玲笔下的父母多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其中小说《心经》中的父亲许峰仪和《金锁记》中的母亲曹七巧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张爱玲之所以会刻画出如此异化的父母形象,与她的人生经历和对父母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以问题为导向，让幼儿站在游戏“中心”——以小班建构游戏“东台高架”为例

<正>《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指出：“幼儿的学习是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进行的。”游戏,是幼儿发展能力、累积经验、社会交往的方式。其中,建构游戏因为自主性高、结构性低等特征,深受幼儿的喜爱。我班幼儿以木质积木为基本材料,结合多种低结构材料,通过自身的想象,进行各种建构和构想。在建构游戏的过程中,幼儿的社会交往、空间能力、动手能力等均有发展,充分体现了“自由、自主、愉悦、创造”的游戏精神。笔者以小班建构游戏“东台高架”为例,跟随幼儿在游戏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脚步,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中心的考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研究发生了转向,苏格兰启蒙运动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它是以亚当·斯密提出的"商业社会"理论为中心而进行的另一种启蒙。亚当·斯密改变了17世纪和18世纪一批思想家从政治的维度来思考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模式,而是从市场交换出发,论证了"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确立起了以"自利"为中心的现代道德观。在市场的观念下,"商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变化,整个社会以市场交换作为其基础与法则。而市场交换的前提条件和目的就是实现公正,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文明和繁荣。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其阐述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从而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建立。     

惯例、法律与乡村秩序——以十八九世纪英国拾穗诉争为中心

英国乡村的拾穗惯例由来已久,在圈地运动的冲击下,却引起越来越多的纷争和诉讼。这些诉争不仅反映了拾穗者与地产主、农场主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也在深层次上体现着传统惯例与法律原则之间的交锋。1788年,高等民事法院公开否定了拾穗的合法性,厘清了长期以来土地共享权与私人财产权之间暧昧不明的复杂关系,但拾穗惯例在地方社会依然得到广泛认同并长期存在。一方面,具有家长制保护主义风格的地方法庭并未严格遵照裁决先例或法律原则来审理拾穗案件;另一方面,农场主对拾穗活动的规范以及拾穗群体自律性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也弥合了拾穗惯例与法律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这一调适过程,乡绅阶层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论19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家的“世界意识”

所谓19世纪中后期,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伊始迄至1899年这六十年间的历史。而所谓“世界意识”,则是指鸦片战争的惨败,以及《南京条约》的屈辱签订,致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空前的巨变,即中国的社会性质与社会矛盾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紧,中华民族的危机亦因之不断加深。在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以史学家为主)为了有效地抵御外侮,     

“青齐土民”与南朝社会——以五六世纪摄山千佛岩为中心

南京摄山千佛岩南朝佛教造像的创建者及受众,主要是南渡的青齐土民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士人、僧侣、齐梁皇室、摄山周边的居民等。由于信仰习惯、佛教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江南土著及早年南渡的高门贵族对其似无兴趣。以千佛岩为中心的宗教活动虽然对南朝社会影响有限,却使都城建康以北地区出现了青冀化的动向。在探讨各地区间佛教造像的样式关系时,应当考虑到造像创建者及受众的地域背景。     

唐代“以胖为美”之审美观的考古学观察——以唐代纪年墓所见女性形象为中心

"以胖为美""尚胖"历来被视为唐代的审美风尚,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唐人审美观的总体认识,此认识虽无大错却有失偏颇。本文在对具有代表性的唐代纪年墓出土的女俑及壁画中的女性形象体态特征分类的基础上,探讨了有唐一代不同时期的审美观及其流变历程。同时,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唐人审美的标准做了进一步分析,以期达到纠正对"以胖为美"片面认识和误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