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朝官修史书考论

清代的乾隆朝,是中国古代官方修书的鼎盛时期,尤以史部书籍为最。统治者出于总结历史经验、倡导伦理纲常、颂扬赫赫武功、厘定本朝历史、疏理学术源流等多方面的考虑,同时出于制定条例法则,规范用人行政的现实需要,先后编纂了130余种史书。这些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官修史书,不仅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以反映出清朝统治者的某些思想主张和文化政策特点及其缺失,值得深入探究。     

乾隆时期福建禁教考论

本文依据清宫档案、传教士书简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详细疏理了乾隆十一年发生在福建福安地区而后波及全国的一起大规模禁教活动,进而考察了其中所折射出的福建一地的禁教情形以及清廷禁教之因.     

清乾隆时期的宫殿建筑风格

康熙、雍正、乾隆以及嘉庆朝所建的宫殿,在传统礼制规定内,其宫殿环境、建筑布局及艺术等力求贴近现实生活。表现出创造惬意的环境和方便舒适的建筑、满足皇帝的理政及生活要求等一系列特性。这也构成了“乾隆时期”宫殿建筑的整体风格。     

清乾隆时期奇台地区军屯探析

清乾隆时期在奇台地区的屯田是奇台屯田史上的一个高峰,军屯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屯田形式,一直延续到乾隆末年。军屯前期以换防绿营兵为主,以后逐渐转变为携眷到屯永驻,并且向民屯转化。     

浅谈和珅与清乾隆时期文字狱

和珅利用文字狱打压异己,守卫权势,邀讨圣宠,将文字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和珅与文字狱之间俨然是一种相互助推的关系。纵观乾隆朝时的文字狱,和珅已然是文字狱中最大的赢家。     

桐城派与清代歙县岩镇金氏家族关系考论

乾嘉时期快速兴盛的歙县岩镇金氏家族与桐城派代表人物及传承者刘大櫆、吴定、王灼、张惠言、恽敬等关系密切.金氏家族特别推重刘大櫆的古文,器重桐城古文的传承者,并以新兴大族的实力吸附着文人学士讲学习文,俨然成为早期桐城派古文传播的中心;桐城派作家应金氏家族请求而写的传状类文章以及与金氏家族相关的诗文成为记录其家族发展、展示其精神风貌的重要资料.金氏家族及其历史因桐城古文的书写而穿越地域时空至于不朽,桐城古文因金氏家族这个徽州文化交流中心的推崇得以广泛传播.探讨桐城派与歙县金氏家族的关系,对于研究桐城派的传播和徽商家族文化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清乾隆时期“玉厄”现象略述

众所周知,由于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玉器,乾隆时期玉器工艺水平非常高超,宫廷玉器造型规矩,琢磨精细,被誉为“乾隆工”,受其影响。民间制玉业也相当发达,尤其是苏州的专诸巷,可谓民间玉业的中心。因此,在鉴定传世玉器时,除了镌刻“乾隆年制”、“大清乾隆年制”等款识,对一些玉器、做工俱佳的玉器,一般也多定为清乾隆或清中期。     

鉴古：清乾隆时期的宫廷铜器收藏

<正>清代乾隆皇帝拥有许多古代的铜器,布置于紫禁城的各个宫殿里,是清宫日常生活中的景致。值得一提的是,乾隆皇帝曾召集群臣,为铜器丈量尺寸、手绘图像、撰写说明。他在位的六十年时间里,持续整理和编辑,完成了三套宫廷收藏铜器的图录。在尚未有照相技术和电子数据库的时代,这项耗费人力的编书工程,为清宫里的大量铜器留下文字和图案记录,并成为最具规模的官方图鉴。     

清雍正时期郁林州升格直隶州问题考论

郁林州久隶梧州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行政管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考虑到行政成本增加、治理能力不足、地方治安等原因,巡抚李绂审时度势地提出将郁林州及四县从梧州府中析出,改设郁林直隶州。这一举措极大地强化了地方管理职能,在改设直隶州后,使得地方行政效率提高,降低治理成本,安定秩序,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     

论清前期(顺治至乾隆时期)民族政策与大一统局面的关系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继元之后第二个统一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既有"清承明制"的体现,又有自己的创新。清初,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统治者汲取各朝民族政策之失,又集历代民族政策之大成,建立了疆域辽阔和空前统一的大一统帝国。清代民族政策虽有其消极一面,却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和融合,也使中国大一统局面彻底实现并延续至今。     

徽州盐商个案研究:《二房赀产清簿》剖析

《二房赀产清簿》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歙县江村盐商江仲馨的资产簿 ,本文根据《清簿》的相关记载 ,从江仲馨商业资本的来源、商业利润的出路以及商业衰落的原因等问题分析入手 ,深入考察了江仲馨经营盐业活动的情况 ,并由此揭示了有关徽州盐商研究中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如徽州盐商在近代社会变迁以及经济、政治环境中的兴衰历程及其根源。     

清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瓷器 —以首都博物馆藏品为例

粉彩是清康熙末期出现的一种瓷器低温釉上彩,是在珐琅彩和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采用珐琅彩的玻璃白,并从珐琅彩中引入填的颜色和洗染的颜色,色泽绚丽而柔和。粉彩的工序是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用墨线起稿,然后在图案内填上一层可做溶剂又可作白彩的玻璃白,彩料施于玻璃白之上,再经过画、填、洗、扒、吹、点等技法将颜色依深浅的不同需要晕开,     

离心力:姻亲关系之于家庭组织的一种影响

一、憎恶:可能潜存的一种态度一说到宗族,人们总是会强调宗族的团结理念,它与宗族的延续理念共同支撑、维护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宗族相对姻亲关系来讲,是有族谱作为其表述机制的,其制度性也远远高于姻亲关系。的确,一份族谱即使是单单考虑它的形式,也足以说明人们对家族的所有理念。全部家族成员共有同一份重要文献——族谱,首先它可     

纸背文书所见清乾隆时期浙江奏销册的缀合与定名

芷兰斋所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纸背文书为清康熙、乾隆时期形成的三种公文档案,其中一种为乾隆时期浙江省漕运钱粮奏销文书,共计143叶。这些以散叶形式存在的文书大致分为四组,可以连续缀合的部分累计达138叶,约占全部文书的97%,连缀比例之高在古文书散叶缀合整理中非常罕见。该种文书的造报主体为浙江省督理粮储漕务道,其中的钱粮征收年度是乾隆六年,钱粮起运年度是乾隆七年,造报年度是乾隆八年,具体造报月份则是该年的五月。文书的性质属于户部漕运类漕白征收子目类的“本折收支(支销)题销册”,具体定名应为《户部项下乾隆七年起运六年分见征漕白正赋存留本折支销钱粮题销文册》。该种文册作为新发现的一手资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浙江乾隆时期漕白征收类奏销册偏少的缺憾,也为追寻清代内阁大库黄册档案文献流失过程揭示了新方向。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     

乾隆时期清朝与中亚哈萨克部的贸易关系再探讨

学界对乾隆时期的清朝与中亚哈萨克部的贸易多有讨论,一般认为贸易是清廷给予中亚哈萨克部的"特恩",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实质是一种"羁縻"关系。实际上,以清廷为视角进行的研究,有片面夸大清朝与哈萨克贸易所具有的"羁縻"作用之嫌。首先,作为中原王朝"羁縻"游牧部落的核心要素,茶叶贸易并未出现在乾隆时期的清朝与哈萨克贸易活动中;其次,以往研究忽视了哈萨克人所具有的能动性,仅将他们视为清廷‘羁縻'政策的被动承受者。此外,由于缺乏对清朝与哈萨克贸易背后的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将清朝与哈萨克部贸易视作一种"羁縻"关系的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

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极为密切.广东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粤东潮汕地区和粤西南地区,以及广西的北部湾地区、桂西南地区和西江流域依凭13个口岸与香港展开了繁密的贸易往来.不同地区的洋货进口结构略有不同,而土货出口结构则差别极大,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此外,新辟口岸分流效应使原有的贸易路线发生转移,商路的变迁有规律可循.     

晚清时期香港与北方环渤海地区的贸易关系

晚清时期香港与北方环渤海地区的贸易关系密切,东北地区通过牛庄口岸,山东及朝鲜通过烟台口岸,直隶及广大北方腹地通过天津口岸与香港展开了繁密的贸易往来.不同地区的洋货进口结构略有不同,而土货出口结构则差别较大,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对外贸易的发展刺激了腹地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乾隆时期矿政中的寻租角逐:以湘东南为例

本文通过对湘东南郴州和桂阳州矿政的讨论,揭示矿政变化背后官与商,省与州之间就矿厂管理权所发生的种种纠葛以及官办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本文认为乾隆年间郴桂矿政的频繁转变,与其说是追求收益率,倒不如说是不同利益主体对寻租行为控制权的争夺。在这种背景下,矿商就是包税者,而官府则充当起保护人。     

清前期政教关系中的儒教及三教问题——乾隆朝三教堂案研究

清乾隆朝河南学政林枝春奏准禁毁三教堂。在乾隆帝的首肯下,三教堂案逐渐演化为一场由上至下的全国性清查运动,并留下较为完整的有关档案。近年来,学界在华北各地的田野调查中,相继发现大量有关三教堂的地方文献,内容包括村庙碑碣、教派经卷以及口述史材料。原本不被注意的清初政教与基层社会的互动,也在地方文献与中央档案的比对之下开始呈现,有助于研究者从地方化的视角,重新梳理清初政教关系、思想运动以及民间教派之间的复杂关系。